《新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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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宋- 第4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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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了,军令难违。说起来,兰州这些西贼也够蠢的,我们挖到城墙脚下了,他们竟还不知道,看来,真要去拜一拜霍去病了……”

第八十八节

“或许王师真有霍去病英灵庇佑……”监军都虞候刘惟简笑道,此时,整个都总管司内的气氛都非常的乐观。

石越含笑目视着刘惟简,因唐季五代以来流弊所致,即便天水之朝是对内侍宦官管束甚严的朝代,在军队地方,依然活跃着为数不少的宦官。天水之朝之所以没有宦官之害,其原因绝非仅仅是这个朝代严格地限制着宦官之势力,而实是文官势力之强大使然。因此,对于宋朝来说,尽管宦官们有的手握兵权、有的节制地方、有的替天子察访水利吏治,但他们与普通的士大夫,其实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公平的说,有些人甚至更能干。这与石越所知的其他朝代之情形是绝不相同的——在其余几乎所有的朝代,无论宦官势力强大或弱小,但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形成一个能被为“宦官势力”的整体。但在这个时代,是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宦官势力”的。所以,即便是那个此时还只不过是石越之小卒,在另一个时空中却曾经封为郡王,统领几乎大宋的全部兵权的内侍童贯,一旦皇帝决定要处分他,竟只须一道诏旨就可以轻松解决。所以,对于如刘惟简这些宦官,石越虽然在心理上不可否认的有轻视与排斥的情绪,但这种负面的情绪并不强烈,对他造成的影响也几乎可以忽略——诚然,内侍宦官中也有无能贪腐之辈,但士大夫中便没有么?宋季士大夫们对宦官的歧视与排斥,在很大程度上,也许只不过是一种历史的偏见而已。即便这种偏见在政治上而言对于宋朝利多弊少,但偏见永远都只是偏见,它不会变成别的什么。

刘惟简这个监军都虞候,也许在才能上的确不如刘舜卿、章楶等人,在品行上也比不上范纯仁,甚至是向传范,但依然不失为一个可以打交道的对象。

“可惜李宪进军太慢了!”用整个都总管司都可以听见的大嗓门来泼冷水的人,除了种谔不会有别人。这位种将军,自从开战以来,一直愤愤不平——虽然他是主攻部队名义上的直接统帅,但都总管司从一开始便决定直接指挥中线东路军之全部军队,其后更将帅司西移,直接搬到了庆州!种谔便这样被都总管司架空了,他这个环庆行营都总管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军都指挥使。

明明遇上了可以大展拳脚的好机会,甚至自己也一直在努力的制造条件来创造这个时机,但事到临头,却发现竟然没有自己什么事!种谔的心情可想而知。

“屈吴山、天都山一带,道路多阻,部族丛立,本不是容易行军之所。当年王副枢使平定熙河,尚且会突然失去音讯,不知所终。李帅用兵谨慎……”刘舜卿委婉地驳斥着种谔的话。李宪突然在屈吴山一带失去音讯,但最终证明只是虚惊一场。李宪不仅击破了天都山之西夏守军,并且用一把大火,将元昊在天都山营造的宫殿付之一炬,还击败、招降了这一带许多的部族——其中包括禹藏一族着名的大首领禹藏郢成四。李宪一面给这些归附的首领加官晋爵,送给他们部族兵甲,许给他们征讨、兼并不肯归附部族的权力;一面半诱惑半强迫地派人将这些部族首领、贵人的世子们全部送往汴京蕃学入读,并且命令较大部族的首领随军效力。在这些措施,使得天都山以东可高枕无忧,对于稳定战局是极为有益的。为了这些事情多耽误一些时间,用石越的话说,叫“磨刀不误砍柴工”。

“谨慎!谨慎!”种谔讥道:“孔明一生惟谨慎,结果换来六出祁山空劳无功。某若是李宪,此时兵锋已至青铜峡!”

种谔的这番话,无异于对李宪的指控。所有的声音在一瞬间消失,议事厅内顿时变得鸦雀无声,气氛十分尴尬。种谔此时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言,但话已出口,以他争强好胜的性格,亦不愿意收回去——何况,便是他想收回去,也未必能够。他一咬牙,把心一横,决意便要一不做,二不休,趁着这个机会,争出个道理来。再怎么说,石越不过是个书生,论用兵,这个厅中,未必有人便说得过他种谔的,便是上表抗章,他也有自己的说辞。

“种大人!请慎言!”果然,石越沉下了脸。

“石帅!”种谔既打定主意,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昂首瞪视石越,抱拳大声道:“自用兵以来,诸军皆势如破竹,西贼闻风而窜。吴安国轻骑取石州,种古、折克行会师夏州城下,三日急攻,便克此名城,眼见便可鼓行而西,平夏传檄可定。本路宣二军前锋已抵灵州之境五日;西路七日前李祥夜袭鸣沙城,获夏人粮草近百万石。三道而进,两路已然见功,而今惟西线李宪、王厚当最弱之贼,反而最后,至今只至会州。此非将帅无能又能是甚?!下官更有不解者——客军在外,利在速战,今正西贼措手不及,军心不定之时,宣二军已抵灵州,为何石帅不令其余诸军倍道而进,一鼓而下灵州,反勒令宣二军不准轻敌冒进?!种谊、刘昌祚取鸣沙城后,至灵州已是坦途,为何石帅反令二将持重进兵?难不成帅府竟无知兵之人,不知胜负之关键,便在灵州一城?只须攻下灵州城,大军便可无忧!此易见之理,竟无人能知么?!”他慷慨陈词,心情激动,铿锵一声单膝跪下,厉声道:“请石帅给下官三万之兵,十五日之内,下官不能取灵州城,甘受军法!”

种谔也是极聪明的人,他公然指责李宪,本来是失言,虽有许多禁军将领心中即便是如是想,亦无人敢为仗马之鸣,来呼应他得罪天子面前的红人李宪。但他话锋一转,转而把重点放到指责起石越的战略来,立时,许多禁军将领立时感觉心有戚戚焉。

战争进行还未到一个月,各路进展之顺利,还要出乎众人之想象。东线小隐君与折家军早已会师,延绥军与折家军都是宋军中能征善战的部队,梁永能本来想凭借夏州之坚城与宋军周旋,不料在折克行的指挥下,宋军猛攻夏州城三昼夜,西夏在平夏地区的名城便告陷落,夏州知州投降宋朝,三万守军几乎折损殆尽。在中线,刘昌祚磨脐隘大破夏军之后,便派遣李祥倍道兼程,趁夜偷袭鸣沙城,缴获了西夏人没有来得及运走的粮草近百万石,打开了灵州门户;而主攻方向的宣二军,也早已顺利抵达灵州,在灵州城外安营扎寨。唯一进展较慢的,反而是西线的宋军,但是克复兰州,火烧天都山,却也都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在这样的情况下,都总管司一次一次不合时宜地申诫诸军持重,是难以得到理解的。那些老西军倒还罢了,虽然乐观的情绪一样在他们中间蔓延,但这些人久经沙场,对西夏人有更清醒的认识。此时的西夏,就如同一匹羸弱的狼,虽然步步后退,但只要没把它彻底打死,就要堤防它拼命的一搏!

但是,来自殿前司的那些眼高于顶的禁军将领与一部分青壮派西军将领,却不会这么看。特别是殿前司诸军的将领,这些人中有许多从未与西夏人真枪真箭的战斗过,眼见着友军连连告捷,敌军“不堪一击”,便以为西夏人不过是一只死老虎,兼之来到陕西也有了一段时间,对陕西也有了一分适应与熟悉,那种新鲜与敬畏的感觉早已消逝,才来时尚有的几分谨慎早就抛到了九霄云外,每个人都只想着快点上前线打仗,以便多立战功。每一份捷报传来,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得眼睛都红了,这些将领竟是生怕着功劳都被友军抢走了,一个个都跃跃欲试!若非石越是进过政事堂值日、镇抚一路、打过两场大仗的三品重臣,还真是难以弹压得住。尤其是殿前司诸军的将领,有许多都是出身名门,甚至是开国功臣之后,平日里结交王侯,出入公卿,自视甚高,哪里会把别人放在眼里?若非石越的声望名位,在这些世家子弟心目中还颇有分量,兼之西军一向治军严厉,让这些人忌惮三分,还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如此心态,平时每日都不知有多少人要来找石越请战,此时哪里还经得起种谔撩拨?

骁骑军副都指挥使王师宜早已上前说道:“李大人用兵如何,末将并不敢置喙。然末将亦读兵书,孙子云:‘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其用战也胜,久则顿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顿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今日之事,曝师于外久矣,日费何止万金?而内则空耗国库,外则有契丹虎视狼顾,非国家之利也!末将愚钝,敢请石帅三思,‘兵贵胜,不贵久’,客军在外,当早定大计,速战速决!师宜虽不材,愿供石帅驱使!”王师宜的曾祖父王审琦是开国名将、琅琊郡王、太祖皇帝的布衣之交。王家满门冠佩,单单在这西征的大军中,六品一级的武官便有近十人,王师宜并不是特别出众。但他是由内殿班的御前侍卫出身,受当今皇帝的赏识,随章惇征讨南方蛮夷,积功而升迁,在禁军整编中又得到郭逵的青眼,不过二十六岁,便已官拜振威校尉。这个仕途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世家子弟,此时正是心高气傲之时,一心盼着能在西夏立下大功,不仅在众叔伯兄弟中扬眉吐气,也能为自己的前途压上一枚重重的砝码。眼见着战争打了“大半”,除了仁多瀚的部队,骁骑军竟连半个西夏兵都不曾遇到过,王师宜早已急得坐立不安。

王师宜一开口附和,议事厅内立刻便乱成一团,那些憋了一肚子牢骚的将领,全都趁着这个机会发泄起来,七嘴八舌的向石越请战,表达着自己的不满。王师宜之类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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