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 第476部分

金兰知王昉一说起石越，必然非要冷嘲热讽一般方肯罢休，可她却是石越的弟媳，身份尴尬，忙红着脸叫了声：“表嫂……”

王昉这才觉察过来，嘻嘻一笑，道：“言归正传。你说那吕吉甫凭什么便能独相九年之久？若说朝中无人，冯京、司马光做不得宰相么？若说功高劳苦，难道他比得上赵韩王？他功劳不如赵普，风度不如王旦，人望不及韩琦，却偏偏宰相的位置坐得比谁都牢靠，岂非咄咄怪事？”

“这……”

“其实若说怪事，说穿了也无半点稀奇。他能独相九年，不过是因为皇上腾不出手来罢了。这九年之内，朝廷经历了多少事？改官制，裁撤州县，整编军备……外加上东征西讨，真是数都不数过来。朝局好不容易达成微妙之平衡，只要不出大错，在这当儿，皇上肯定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外头打着仗，怎经得起内里头还朝局动荡不安？宫里头说，太后好几次和皇上说司马光之位不宜在吕惠卿之下，皇上也说司马光可以为左右仆射，但是司马光在户部尚书的位置上，一动不动，其位甚至还在吏、兵二尚书之下！难道司马光当不得吏部尚书么？依我看，皇上就是怕司马光一动位置，无论是吏部尚书还是右仆射，手里有了人事之权，这朝局便再也安稳不下来。皇上是极英明之君主，熙宁十年，便借着交钞的名义，升吕惠卿为左仆射，夺了他独掌堂除之权，如此一来，重要人事之权，便要由政事堂会议决定，而吏部又交给较温和的冯京，又有所谓的‘石党’从中调和，新党旧党，才能勉强相安无事。否则，无论是人事之权由哪一党来控制，若说他们不斗个你死我活，我断然不信。”

“只是，这样的日子，已经不长了。”王昉颇有几分幸灾乐祸地说道。

“嫂子是说，朝局要大变了？”金兰试探着问道。

“一个吏部尚书做上十年，他不结党也是结党，不营私也是营私。”王昉似乎有点唯恐天下不乱，“两府的格局，维持了近十年。老的老，死的死，本来也要变了。密院、吏部、兵部、工部、刑部，甚至礼部与户部，还有诸如卫尉寺、太府寺、大理寺之类重要衙门，这几年内都要换人。否则皇上无法心安。这是毋庸置疑的。只是本来吕惠卿或者还可以安安稳稳当几年宰相，皇上也可以待西南局势稳定一点再从容下手。但是……”王昉不由自主地向前倾了倾身子，望着金兰，压了声音，道：“你可知道，大风暴要来了，皇上不得不提前动手换人，吕惠卿的相位，而今也已经危若累卵！”

“这场大风暴，对有些人来说，是灭顶之灾，但对表弟来说，却是天佑。”

“但是……”金兰完全被王昉敏锐的洞察力折服了，但是她还是很难相信看起来欣欣向荣、如日中天的大宋，将会面临什么“大风暴”。要知道，仅仅三年之前，这个帝国刚刚将一个实力远在高丽之上的西北强国打得几乎灭国！西夏人在与宋朝的战争中，损失了大部分人口，几乎全部最富饶的土地，甚至还有他们先祖的陵墓！而宋朝则得到了——在金兰看来，宋朝得到的，远不止一个西夏这么简单。他们得到了一个陕西路，关中从此由边塞变成腹地！他们还将得到数以十万计的骑兵——占据灵夏之后，宋人从此有了天然的马场，假以时日，他们将可以与契丹铁骑在马背上决一高下。作为一个高丽人，最多算是一个开封人，金兰很自然的忽略了大宋西南的所谓“西南夷”。与身边的宋人一样，她从心里轻视西南夷，认为那是无足轻重的，尽管宋军连遭败仗，损失惨重，但她与大多数宋人一样，都认为这是因为宋军没有派遣主力禁军进剿！毕竟，为了应付与西夏的战争，宋朝大幅度地加快了他们的禁军整编步伐，大宋朝的未整编禁军、部分河北禁军，还有全部东南禁军，其战斗力是远远不及其精锐主力禁军的。西军大战之后需要休整，士兵们经历过这样的大战后，会产生种种厌战的情绪，而西北塞防依然需要重兵驻守。京畿的精锐禁军，更加不能随便抽调去西南与什么“西南夷”作战——宋人时刻不敢放松对辽人的警惕。更重要的是，西南夷永远只是西南夷，那场“遥远”的“无关紧要”的战争，似乎与普通人无关。军事上的小小“挫折”——没有人承认那是“失败”——只不过是由于“轻敌”。金兰与大多数人一样，相信这次种谔统率百战之师入蜀，西南叛乱的平定指日可待。即便在她知道雄武二军发生兵变后，她也依然如此相信——因为大部分宋人心里面的“禁军”，乃是专指西军与殿前司所辖马步军的。河北禁军叛乱如此迅速被平定，不是更证明了西军是何等的善战么？况且宋军还有火炮——这种武器令人印象深刻。高丽国也好，辽国也好，为了弄到火炮的制造方法，想尽了种种办法。他们将本国最好的工匠混入使者的随从中，到达汴京后，利用一切机会观察汴京城墙上的火炮——虽然绝大部分时候只能远观，汴京城墙是不可能随意登上去的；同时贿赂官员，利用留学生结交优秀的工匠，亲近与兵器研究院有关的老师、同学……高丽与辽国先后都试制出了自己的火炮，样式与宋朝的似乎区别不大，然而威力却是始终不及——在金兰看来，宋军运几尊火炮去，几炮便可以将西南夷的城墙轰塌——她当然不知道西南夷其实没有城墙，甚至连当地许多宋朝的州县都没有城墙。尽管在汴京居住了许久，但她毕竟从未离开过开封府的区域，所以，在金兰的心里，宋朝的每个地方，都是如从杭州至汴京沿途所看到的城市一样，有着密密麻麻的人群，高大的城墙，整齐美观的建筑、街道，还有令人叹为观止的下水道系统。她只听说过成都府的富裕，却完全不知道大宋西南边境的情况——在那里，即便是许多宋朝的州治与县治，往往也只是用蓠芭简单地围成一圈，一个州可能只有一个很小的集市，最好的房子是官衙，却还不如汴京城内最差的房子，有些小州，甚至全州不过几百户的人口，只要出了州城，四面环视，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群山！所以，许多宋朝官员宁肯被罢官为民，也不愿意离开汴京。但唐康的家信中从来不会提及这些困难，所以，她也无法理解，唐康在戎州能够修葺好城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政绩！

而除了西南夷以外，金兰更不知道王昉所说的“大风暴”指的是什么了。

王昉仿佛知道金兰心里在想什么，她又看了一眼金兰，叹道：“公卿士大夫，除了石子明外，都太小看了西南夷……本来这些事情我也不会知道——你应当听说过，自朝廷大举伐夏起，石越便上表乞求新闻管制，朝廷遣人进驻各报，凡与战争有关之报道，甚至于各地之米价、布价，未经许可都在禁止报道之列。西南战事一起，吕吉甫便循例继续此政。故此凡与战事有关之报道，实是两府说什么，各报便写什么，三大报都不曾派人去过益州路，亲眼看看那里究竟是发生什么……”

金兰听她语气颇有不满之意，不由替石越解释道：“军国大事，贵在机密。且这亦是有法例可循的……”

王昉轻轻哼了一下，却没有反驳，停了一下，又继续说道：“但是到了去年，《秦报》的卫棠却派了两个人去了一趟益州路，而且是贿赂了禁军军官，随军深入西南夷之腹地。他们回来后，《秦报》虽然没有任何报道，但是卫棠却写了封信给外子，并且是由其中一人亲自送到汴京的。”

“啊？！”金兰不禁低声惊呼了一声，她下意识地感觉到这里面并不简单。

“这人来京，不过是一个月以前的事情。”王昉淡淡说道，嘴角间却若隐若现地流露出讥刺的笑容，“卫棠是否另有深意，非外人所能知。但他们《秦报》不敢报道，却想让《汴京新闻》出头，用心也未必那么纯良。只是他却不知，吕吉甫的党羽日夜不离地守着《汴京新闻》的每一处印书坊，就算外子不怕得罪权贵，亦无能为力。本来外子有意让那人去面见司马君实，但这他却怕给《秦报》惹上是非，趁我们不备，连夜跑回了陕西……”

“那他说的话也未必可信……”

“此人说的事，绝非捏造。”王昉断然否定了金兰的猜疑，“据其所言，西南局势实是到了骇人听闻之地步。他说曾经亲身跟随禁军平乱，西南夷虽然各寨多有恩怨，不得合纵，未成大患，但叛乱之种落，大者数十，小者上百，声势惊人。夷兵在群山之间来去自如，官兵胜则不能追，败则不能退，极为被动。若有军官食古不化不知变通者，禁军精良之铠甲更是反成累赘。故官军每战每败，士气低落。许多官兵水土不服，军中疾病蔓延，而医、药皆不足，亦使战力锐减。除此之外，粮草补给更为大患，往往有粮也运不上前线——不仅是群山之中转运艰难，西南夷剽掠粮道，民夫逃亡不断，便是在益州腹地，若无官兵护送，便有盗贼抢粮，甚至有运粮之民夫与盗贼里应外合者……除此以外，更有一将无能累死三军者，或此州屯集军粮任其腐烂，而彼州却库无颗谷，将士只得忍饥挨饿。而另一面，却是官府拼命和买强征粮草，百姓民不聊生，盗贼蜂起……这些事情，绝非卫棠所能捏造的，他也不敢捏造！我听到流言，益州路的米价，数月之内，已翻了两到三倍。我又留意打听了附近诸路之粮价，陕西、京西，乃至河东、河北，粮价都居高不下。甚至在汴京，物价亦涨了不少……”

“这可能是交钞发行过多所致。”金兰倒也不是一无所知，但对于她这样的身份而言，汴京物价实在不是她需要关心的事情。

“的确是交钞发行过多。但交钞为何会发行过多？若非是西南夷果真惹出了大麻烦，仅仅是在西北之驻军，断不至于到此地步。”王昉摇了摇头，道：“汴京万物腾贵，已非一日。朝廷为了军国用度，无本发行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