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 第486部分

“领旨。”石得一慌忙又跪了下来。

“还有，你去宣一次旨，看在太后面子上，高遵惠之罪不问。”

李宪与石得一不由面面相觑，案子还没有开始审，就已经把高遵惠赦免了，那么唐康与田烈武擅调兵之罪，只怕也没办法问了。李宪心里头暗暗嘀咕，只怕这道圣旨，没有人会替皇帝草诏。

李宪所料不差，知制诰果然封还了辞头，高遵惠到底没能置身事外。而第二日，皇帝也没能真去得了枢府——刑部尚书陈绎忽然得了急病，皇帝虽然派了翰林院的医官去诊治，但是陈绎年事已高，非药石所能挽回，到了第五日上，便逝世了。为了安排陈绎的丧事、追谥，赵顼把唐康、田烈武的事情丢到了九霄云外。一下子多了两个尚书的空缺，对于臣子们来说是一件好事，但对赵顼来说，却是逼迫他不得不面对一个严酷的事实——他的两府大臣们，年纪都太大了，而新的人才，却还没有培养起来。这是过去十年他为了保持朝中政治稳定而付出的代价，现在，收债的来了。

枢密使文彦博，七十九岁；同签书枢密院事孙固，六十九岁；吏部尚书冯京，六十四岁；户部尚书司马光、礼部尚书王珪，六十六岁；其余如韩维也已经六十八岁，苏颂亦有六十五岁……他的宰执大臣们中，唯有左仆射吕惠卿与工部尚书王安礼还只有五十余岁。但是他对吕惠卿的信任，也已经开始动摇；而王安礼，赵顼对他并不满意。

到了这个时刻，赵顼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人才问题。

赵顼并非完全不曾刻意地培养人才，他对韩琦的长子韩忠彦便寄以重望，从鸿胪寺卿到京东西路转运使到礼部侍郎、工部侍郎，是赵顼希望能成为宰相之材的人物。但是韩忠彦的才华，较他的父亲实在相差太远……与韩忠彦年岁相当的臣子们，范纯仁、吕大防、吕惠卿、王安礼、李清臣、章惇、曾布，还有苏轼、苏辙兄弟……在赵顼看来，他们比起王安石、司马光这一代士大夫，无论在哪方面都还有着极大的差距。真正能力能得到他认可的，也只有吕惠卿一人而已。

但是……

当然，朝廷中也并非没有第一流的人才……

那个人的年纪，甚至比吕惠卿还要年轻十多岁，但他的声望，却已经不在文彦博之下，才华也不逊于王安石与司马光……然而，这个人毕竟只是个异数而已。赵顼还记得有一次与司马光讨论人才，君臣二人追溯本朝历代名臣，发现每个时代，都会出现一大批天资、才干、名望相匹的人物，最典型的是庆历诸贤，还有像后一代的王安石、司马光、冯京、王珪这些人，后一代的韩忠彦等人也是如此，纵向比较，自然会有高下之别，但若是横向比较，则断无让一个人独领风骚之理。唯独石越却是个极大的例外，他不仅远胜同侪，便是放到整个大宋的历史上，都不会逊色！

这个异数，对于大宋而言，是幸，还是不幸？

赵顼到现在都没有答案。

他并不相信石越会背叛自己。但他熟悉本朝的典故，当年太祖皇帝要让符彦卿领兵权，赵普坚执不同意颁布诏书，太祖皇帝质问：“难道符彦卿也会背叛我？”赵普当时回答：“难道陛下你当年想过背叛周世宗的么？”

太祖皇帝在周世宗是忠臣，但周世宗一死，便有陈桥兵变。这是太祖皇帝包藏祸心么？不是的。这是形格势禁，不得不尔。天予弗取，反受其咎。若当年没有陈桥兵变，等到幼君长大，太祖皇帝难道会有好下场？

天下之事，是忠是奸，有时候并非是由人自己能控制得了的。

曹操若是早生数十年，谁说他不会是霍子孟、朱虚侯呢？

太皇太后的遗训，赵顼时时刻刻都铭记于心。“……莫让石越没了好结果！”这是太皇太后的慈悲之心，亦是太皇太后的英明洞见！否则，为何太皇太后不说莫让司马光没了好结果呢？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太皇太后在升天之前，也许是预见到了石越的结果……石越是一定要用的，但用石越，必有用石越的技巧。重用几年，便要闲置几年，让他起起落落，不仅可以让人无法揣度帝王之心术，亦可以使那些趋炎附势之徒不敢与石越贴得太近，这样便没有机会结成根深蒂固、遍布朝野的朋党……而且，当石越被闲置、贬斥之时，亦可以当成牵制在朝执政的大臣的筹码，因为皇帝随时随地，手里都有替换任何重臣的人选。只要有石越如此声望的大臣存在，朝中想为所欲为之人，必定也会忌惮三分。

但这等帝王之术的妙处，臣子们是不会明白的。不过，赵顼也不需要他们明白。只是无论多少人上表要求重用石越，抑或有多少人想借机弹劾石越，赵顼都一律留中。就是一个宗旨，让他们摸不透，想不清。

至于益州路……赵顼踌躇着，他感叹朝中没有几个人能明白自己的心思。益州是搅不起大风浪的地方，实际上这些年朝廷的财力大半依然还是用于巩固两北塞防，争雄河套之上，西南夷的叛乱，主要还是以益州一路的财赋来应付——这本是吕惠卿为了迎合皇帝而采取的策略，但这种现实却更进一步加深了赵顼的认识，他相信西南夷掀不起什么风浪来。在赵顼看来，他不仅仅是要让那些西南夷彻底变成编户齐民，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借此能打造出一批名臣名将来，不仅仅是要练兵，也是要练将相！牛刀先小试于西南，然后再大用于河朔，他要创就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

直到此时，赵顼依然还陶醉在他的设想中。对于现在的状况，他只有愤怒，却并没有多少担忧。他只愤怒于臣下的欺瞒而已。唐康所言之事，肯定不是全部捏造，但也必有危言耸听之处。况且他一个边远知州，又能看得了多宽多远的局面？他还能胜过朝中的公卿们不成？朝中公卿们因此而大做文章，未必便没有党争的因素。“异论相搅”，本是祖宗的法宝，这也是可以预料的事情。

既然是秉着锻炼人才的宗旨，那么派重臣宿将去，便太没有道理。象郭逵等人，他当然信得过他们的能力，但是他却信不过他们的年纪！万一又是一个种谔，对军心士气，会有多大的打击？

对于派遣了种谔去益州这件事，赵顼直到此时还在后悔不已。

“官家。”

“唔？”

“石越来了。”李向安小心翼翼地说道。他是随龙的内侍，小心谨慎在朝中当差快二十年，也是极为不易的。朝中大臣中，李向安与石越关系最为密切，但是他却从来不会落下任何把柄。所以即便石越不得意的年头，他也从来没有受过波及。

“宣他进来。”

赵顼不得不暂时停止他的思绪。

郭府花园的沉剑亭中。

郭逵正与何畏之对坐小酌。二人一面饮酒，一面说些历代兵法战阵之事。两人一个是仁宗朝的宿将，一个是名震西北的将军，说古论今，指点英雄，竟是越来越投机。杯来盏往，酒过三巡，二人酒量虽豪，却亦禁不住都有了些醉意。

何畏之素以英雄自诩，但自西事渐平之后，几年来却极不得意，他竟是被举荐调到了侍卫步军司，也就是所谓的“三衙”之一任职，这个名义上的全国步军最高司令部，说得难听一点，不过是枢密院与各军之间的传令机构而已，虽然名义上还负责演习、训练、调防等等事宜，但实际上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枢府决定，然后一纸公文发到三衙，三衙盖了印以后发出去——即便说得委婉一点，这也不过是“储才之所”。想何畏之在与西夏的战争中，以赫赫军功而晋升为昭武校尉，正思一展宏图，不料却被打发到了三衙坐冷板凳，几年来郁郁于心，不免颇有些怨气。这时候说起历代的英雄豪杰，更不免触动愁肠。他灌了几杯浊酒，借着酒意，击掌长歌：“我年十五游关西，当时维拣恶马骑。华州城西铁骢马，勇士千人不可羁。牵来当庭立不定，两足人立迎风嘶。我心壮此宁复畏，抚鞍蹑镫乘以驰……”

郭逵听他唱得沉郁苍凉，亦不禁拔剑起舞，亢声和道：“关中平地草木短，尽日散漫游忘归。驱驰宁复受鞭策，进止自与人心齐。尔来十年我南走，此马嗟嗟入谁手？楚乡水国地卑污，人尽乘船马如狗。我身未老心已衰……”

“我身未老心已衰……”二人唱到此句，各怀心事，感慨万千，竟是再也唱不下去了。郭逵掷剑于地，叹道：“我身未老心已衰！莲舫尚是未老，我却已是老骥空伏！”

“太保（郭逵在宋英宗时曾经授检校太保，所以何畏之沿用旧称尊称之。）何出此言？皇上正欲大用，都说太保不日便要拜兵相……”何畏之不觉怔道。他的奇怪并非装出来的——郭逵现在名义虽只是兵部侍郎，但实际上却是个代理的兵部尚书，兵部尚书之缺，迟早都不脱他手——无论资历、才干、功绩，他都是不二之选，没能在吴充死后当上尚书，那不过是因为他与石越走得太近罢了，但眼见现在皇帝对石越态度转变，进政事堂做执政，已是板上钉钉之事。自己郁郁不得志倒也罢了，郭逵却应当正是得意之时。

郭逵却已默然，半晌，方叹道：“金紫非所愿，男儿当提三尺剑战死疆场，岂愿死于儿女子之手？”他缓缓步回亭中，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方又说道：“我与种子正结怨十余年，当年在陕西，他讥我是狂生，徒以家世进用；我以他是妄人，徒好大言欺世……”

“但当年收复绥州，却是太保与种太尉通力合作之功……”何畏之不知道这些朝中人事的恩怨，这时不禁大吃一惊。

“我们还不至于以私怨害国事。”郭逵似乎是想起当年绥州之事，为了保住绥州，他冒着杀头的风险，私藏诏旨……他的眼神中浮起一丝向往，但旋即黯淡下去，“种子正在外领兵，我却做了十年侍郎，他观兵灵州城，一生心愿，已是得偿。死在西南疆场，不过正遂其志。我却像是个书生，劳形于案牍之间，周游于官场之内……”

何畏之已然明白。郭逵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