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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越拜见荆公！相公别来无恙？”离着石阶还有三四步远，石越便已远远揖了下去。
王安石快步走下石阶，双手扶起石越，哈哈笑道：“子明，别来无恙！”
石越直起身来，注目王安石，叹道：“国事如此，岂得谓‘无恙’？！”王安石一愣，却听石越已转颜笑道：“不过今日能见相公身体安康，却是国家之幸。”
王安石却摇着头，“子明这却说错了。我老朽之人，能有何用？今日国家之事，正要多倚赖子明与君实。”一面说着，一面将石越请进厅中。
二人在厅中叙了座位坐了，这时驿馆官吏早得吩咐，上过茶点后便不敢来打扰，石越的几个护卫也在门外侍候，厅中除王安石与石越外，便只有一直在王安石身边照顾他起居的侄子王防与侍立在石越身边的侍剑。
待王防又给石越见过礼，便听王安石微微叹道：“益州之事，某其实难辞其咎！”
纵然是石越料想过一万种开头，也万万想不到王安石第一句话竟然是自责，他惊讶地抬头，望着王安石。却听王安石又低声叹道：“吉甫无它，但性急耳。熙宁归化之策，吉甫当年也曾经写信询问过我的意见，国家向西南蛮夷用兵，开拓疆土，本是熙宁以来的国策，这十年来，官军屡战屡胜，恢复灵武，此太宗以来第一功业——南交、大理，本属中国，亦自当混一，谋划西南，那是万世基业，原本也是良谋善策。当时天下无论贤愚，大抵以为西南夷反掌可定，朝野议论，罕有反对者——今一旦酿成大祸，便将所有罪责归于吉甫，仿佛吉甫便是社稷之罪人，这也难称公允之论。”说到此处，王安石抬头望着石越，苦笑道：“这一次，不幸又是被子明预料到了。”
石越亦不由慨叹道：“的确是不幸言中！”
“但到底亦不能由此便苛责吉甫，当时天下料不中的才智之士，可也不是一个两个。便是子明，也有料事不中的时候，否则李秉常早为俘虏。我当时荐吉甫为相，是看中吉甫有异世之材，但朝中君子对吉甫毕竟成见太深，子明平心而论，若无吉甫与君实在朝中竭心殚智调度，你能成就平夏之业否？”
“自古无庸相在朝，而大将能建功于外者。”石越坦然答道。熙宁西讨，有一半功劳，的确是归于当时的两府大臣的。
王安石点头道：“我早知惟子明能不抹吉甫之功。但吉甫终是人望不足，他当年为我得罪太多人，受我之累，朝野之士，对他的成见竟是牢不可破。吉甫急欲证明自己，遂行归化之政；而一有挫折，又惧朝野更不能相容，只得咬着牙执拗到底，意图侥幸，不料却招致今日之祸。倘若熙宁十四年以前，吉甫能知道今日结果，他必不至此！”王安石对吕惠卿的同情与怜惜，溢于言表，“吉甫离京之前，曾留书一封与我，言及他三四年间心境，令人嗟叹。”
对于相同的事情，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往往会有不同的理解。王安石与吕惠卿之交情，既是僚属、同事，又是师生、朋友，情同父子，相互信任支持数十年，站在他的立场，说出这些话来，那也全是出自内心，毫不出奇的。但站在石越的立场，却很难如此理解吕惠卿的行为。他既不愿附和王安石，却也不愿意与王安石争论，便只是默然不语。
王安石叹惜一会，又说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昔日为相之时，亦在局中，恍然不觉己非，一旦离开汴京，避居金陵十年，却终于发现当年多有不近情理处。回想熙宁三年，程伯淳曾与我议青苗法利弊，剖析道理，无不中允，又对我道：‘天下自有顺人心底道理，参政何必须如此做？’我实已为其所动，然当时张天祺至中书，言语乖戾，我以为自古变法，无信不立，遂终于一意固执。若非其后复有子明之谋，真不知将到何种境地？！我每回想此事，必生悔意。然当时其实亦是为情势所迫，某未及上任，谏官便已论列，新法甫出，绩效未显，诸君子便已视为谋利之臣，必欲逐之而后快。举目四顾，天下滔滔，贤如君实，亲如安国，皆持不两立之志，当是之时，只知‘义之所在，虽万千人吾往矣’，批评之语稍有过激，便觉逆耳，但凡闻听一言半语赞赏，便引为知己，荐以美职，只盼着能有千金市骨之效，天下材智之士，知若能竭力于变法图强，虽封侯可待……那个时候，谁还记得‘吾日三省吾身’？”
石越听王安石如此开诚布公，自承己非，并说起当日秘辛，亦不由动容。他只道王安石执拗，哪里知道王安石也有这坦然认错的一面？这时也忍不住说道：“早知程伯淳之事，越十四年前，已为丞相门下客矣！”
王安石却道他只是客套话，摇头笑道：“往者已矣。过去的事情，便是后悔，世间却没得后悔药卖。今日与子明说这些，是盼着大宋朝野，不要再有你死我活的党争！”说到这里，王安石神色已经黯然，“我也曾遭丧子之痛，司马公休之死，我感同身受！大宋不应当如此，大宋不应当如此……”
“这也是越与君实相公之心愿。”石越望着王安石，诚恳地说道，“君实相公曾经对越言道，他再也不愿意看到大宋还有人要遭此丧子之痛！”他停了一会，又说道：“我今日来此，其实还奉了皇上的旨意。明日皇上便会召见荆公，皇上令我先来看望荆公，并转告荆公，去益州的差遣取消了。”没得到皇上的明言允可，石越也不敢告诉王安石新的任命。
王安石却也并不关心他的官位，起身谢了恩，道：“我早已听到传言，冯当世去了益州，但这戡乱之事，恐非冯当世所长……”
石越却只得心中苦笑，皇帝将冯京派到益州，一则当然是想借他宰相的威望来镇一镇人心，但更多的，却是皇帝对他这个吏部尚书多有不满，只不过刚刚罢免一个吕惠卿，皇帝还是想让人事变动尽可能地能缓一分算一分，冯京既然去了益州，再回政事堂，几乎便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而冯京其实也早有致仕之意，他去益州，其实也就是掌掌旗，真正在益州处分的，却是陈元凤与高遵惠。但这些事情，他却是不便宣诸于口的。然而他已知道王安石要当“平章军国重事”，将来万事还要他合作，这时候却也不能全然隐瞒，因只得委婉说道：“冯当世识大体，德高望重，朝廷一日之内，连罢益州转运使副以下长吏十八名，若无宰臣坐镇，难策万全。而且，陈元凤与高遵惠都曾任军旅，颇堪任事；王厚、慕容谦、何畏之皆已入蜀，三人皆是军中名将，平叛不难。益州事，难的是要如何善后……”
王安石也听说过王厚三人的名声，不由点点头，又问道：“那陈三娘究竟是何许人？为何竟敢作乱？我自东南来，虽听到些许传闻，但尽是不尽不实，连汴京之人，也往往说得不近情理……”
石越也早知道王安石必有此一问，这些日汴京与成都府往来使者不绝于道，陈三娘暴乱的缘由、经过也大体清楚了，便回道：“此事说来话长。国朝以来，颇修文治，三教昌盛，佛教民间最盛者，便是净土宗，信众往往结莲社念佛，平日信众间互爱互助，这事相公也是知道的，江西、两浙，原也是极风行的。而蜀地较他处，尤信鬼神之说，莲社更为盛行，朝廷屡下禁令，但越禁越多，甚至有地方官全家都信奉莲社，最后因见没出过什么事情，时日一长，所有法令，便已形同虚设。这陈三娘子，原是蓬州伏虞县的一个寡妇，平时与乡党一道吃斋念佛，她又会用符水治病，偶有神验，这虽与佛家宗旨，全不相合，但乡村百姓，却敬若神明，平时在伏虞县，颇有声望……”
“原来是黄巾之流，只怕又是官逼民反！”
“正是如此。”石越点头道，“益州官员虽然百般回护，搪塞责任，但陈元凤与高遵惠已各有奏折送到，这是地方官吏处置不当，激起民变。益州连年用兵，各地府库为供应军需，早已空空如也，常平仓连亏空带征发，也几乎消耗殆尽。蓬州虽处内腹，但原本就是个下州，主客户不足三万，纳税丁口不足五万；伏虞县更是个中下等县，平素便不富裕。至今年十月，连去年的秋税，都尚有拖欠者。而伏虞县令，去年因为筹办军需不力，未能收足赋税，已被漕司申诫，考课也落了个下等。今年夏税又未收全，眼见着又要受处分，连官位都要不保，因此一开始征秋税，便催促胥吏下乡催收，百姓一年劳作所得，交了秋税还要补上夏税，过冬的口粮，来春的种子，竟是一点不留。百姓怨声载道，而这伏虞令也不加体惜，凡欠税折钱一百文以上，便要锁拿到县衙拷打。约一个月前，这陈三娘子的一个侄子，因为想留些粮食过冬，便借了几百文交钞，想按官价补上所欠税粮，但如今益州的情势，休说是交钞，便是用铜钱铁钱，按官价也买不到粮食，征税的胥吏若是答应了，这中间的差价便要自己赔付，自是断不肯从，争执之下，便将她侄子抓到了县衙。陈三娘子去县衙说理，伏虞令说她不过，恼羞成怒，反将陈三娘子也枷了，由此激犯众怒。当天傍晚，数百信众便砸烂枷锁，救出陈三娘子。伏虞县除了几十个不教阅厢军和弓手之外，本也没什么兵力，何况这些弓手、厢军平日里对陈三娘子奉若神明，哪里敢和她作对。当日暴民便攻占伏虞县城，伏虞县令以下的官吏，全部生死不明。到今日为止，朝廷只接到高遵惠的奏折提到陈三娘子占据伏虞县城后，便开仓放粮，赈济百姓……”
石越说到此处，心中亦是百感交集，不知道要做何想法。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司马光、王安石心中，纵有同情，可镇压起来，却也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但是在石越的心里，却真是不知道要如何面对？！
王安石听石越介绍陈三娘子作乱的原委，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