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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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宋- 第5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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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夫所虑者,是惧为后世开一坏的先例。无论是借钱、封爵,在今日看来,自无不可。然奈后世何?”

“正因如此,我才望能与相公、荆公同心协力,为后世留一典范。”石越诚声道:“为政者不能不顾及天下后世,但亦不能因为担心后世,便此束手束脚,不敢为天下先。愿相公思之!”

司马光一时默然。

石越也只是默默的望着司马光,耐心等待他的回答。他并没有想过司马光马上便会给他答复。这些办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会留下什么样的后果。他甚至想过发行国债筹钱,但在这个时代,想要普通的老百姓购买国债,那简直便是异想天开,而且最后肯定会演化成另一种苛捐杂税。那样的方案,不仅无法说服司马光,连他自己也说服不了。但是他却知道,宋朝朝廷向商人借钱,是有“先例”的,不过这发生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罢了。而他提出来的方案,更加完善,更加负责任,但数额也却更加庞大。所以,如果司马光最终反对,他也不会觉得意外。他已有心理准备,如若司马光能答应考虑几天再答复,便已经是巨大的成功。

然而司马光却让他惊讶了。只是考虑了一小会,司马光便抬起头,望着石越的眼睛,平静的说道:“既然此前已经议定,由子明来负责此事,那子明便放手去作罢。”

“多谢相公!”一时间,石越的眼眶都湿润了。没有人知道这段时间他承受着多大的压力,他万万没有想到,会如此容易得到司马光的支持。

司马光轻轻点了点头,端起炉上温着的酒壶,给石越和自己斟了酒,双手捧起酒杯,温声道:“国虽多难,亦能兴邦。”

“国虽多难,亦能兴邦……”石越默默念着,举起酒杯来,一饮而尽。

第五十节

国虽多难,亦能兴邦。

然而石越与司马光,在熙宁十八年一月二日的时候,并不知道次日会接到什么样的报告。面临着一系列可能葬送十八年励精图治的成果的危机,石越与司马光前所未有的赤诚相见。司马光许诺全力支持石越的危机政策,石越也接受了司马光全面战略收缩的建议。

为了打消司马光的疑虑,石越痛快的接受了司马光提出来的三项主张:节省朝廷开支,立即结束对西南夷的用兵,与西夏议和。后两项主张在本质上,其实也是为了节流。

石越知道,在司马光心里,解决财政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永远都是裁减一切不必要的开支。尽管司马光已经在很多地方表露出他改变的一面,但他同样明白,一些形成了很久的思维定势,几乎是不可能改变的。

无论如何都不能忘记,司马光已经六十七岁了。

他必须要尽可能的安抚司马光,以尽可能避免在将来的某一天,司马光突然出现动摇。而且,适当的战略收缩,在石越看来也是必要的。尤其是司马光主动提出接纳西夏使者,与西夏议和,更是正中石越下怀。石越取得战略优势后,并无对西夏赶尽杀绝的想法。而宋朝却在灵夏地区驻扎了太多的军队,使得军费开支一直居高不下,倘若能与西夏议和,便可以减少在灵夏地区的驻军,化兵为农,裁减西北军队数量……可以说,只有实现这一点,当年与西夏战争的目的,才算是彻底达到了。宋朝财政状况可以因此得到立竿见影的好转。

司马光提出的严禁边将生衅,减缓两北雄心勃勃的塞防工程进度,加快厢军屯田与裁汰厢军的速度等事,也是石越能够接受的。

但是司马光对益州,尤其是西南夷的态度,却让石越心里感到不舒服。

司马光一面坚持镇压陈三娘之乱,但在对西南夷的态度上,却出现了大动摇。他要求果断结束对西南夷的战争——这个主张,背弃了此前王、马、石三人达成的先取得军事胜利再体面议和、结束战争这一共识。司马光并非不明白在军事胜利后再谋求妥协是正确的,但交钞危机爆发、扩大,却还是让司马光改变了态度。

人人都知道西南用兵是目前最大的开支。

石越知道司马光素来立场鲜明的反对劳民伤财的开疆拓土。在司马光眼里,大宋现有的疆域足够大了,民众的赋税也足够重了。任何战争,除非有足够的胜算,并且有显而易见的长远好处,否则,司马光在骨子里都是反对的。如果说司马光认为“利不百,不变法”,那么在司马光看来,便是“利不万,不打仗”!

儒家自古以来就有强烈的将战争主要视为一笔经济账的倾向。甚至早在盐铁会议之前,追溯到汉武帝时期儒生第一次真正对政治发生直接影响的时代,他们就已经异常鲜明地表露出了这样的倾向。从汉武帝时代的儒生们开始,一直到魏徴,为了弥补对外战争带来的经济损失,不断有人主张将异族的俘虏变为汉人的奴隶——而在国内议题上,儒生们一千多年来,却始终都可以被视为“废奴者”。

这种刺目的矛盾或者说双重标准,格外彰显了儒生们在政治上的最基本的立足点。

真正的儒生,一定是将国内的民生问题置于最重要的位置的。

而司马光正是真正的儒生。

所以,石越能够理解司马光的心情。西南夷的问题,在司马光那里不是原则性的。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放弃那里,以节省大笔的开支。

甚至连一个春天他都不愿意再等。

因为这对于司马光来说,是一道轻重之别非常明显的选择题。只要结束在益州路的军费开支,就算石越真的借了两万万贯缗钱,四五年内,他也能有办法连本带利还清这笔债。那笔总额将高达两万万贯的盐债,在司马光心里,实是产生了很大的压力。

但对于石越来说,他脑子里的观念也是根深蒂固的——在司马光心中,那里可能不算是“中国本土”,而只是“化外之地”,是可以抛弃的;但在石越心中,那里毫无疑问就是“中国本土”!这道选择题对他来说,没那么容易取舍。

所以,石越不动声色的答应司马光,他将与他一道说服皇帝与两府,“尽快”结束对西南夷用兵。一定要抢在说服皇帝之前,督促王厚与慕容谦尽快出兵进剿。

当天一回到府上,石越就立刻修书一封,派人五百里加急,送往王厚、慕容谦军中。一面又筹划着要尽快与曾布等人商议发行“盐债”的细节。

然而,一月三日从辽国传回来的急报,却给了石越与司马光当头一击。

职方馆河北房侦知,大约从去年十二月十日起,辽军开始大规模的向西京道与南京道集结!职方馆的细作更言之凿凿的说,辽军还在南京道集结了十门以上的火炮!而种建中调阅陕西房的情报后,赫然发现辽国名将耶律信在熙宁十七年十一月,已经离开河套,前往大同府。更往前,陕西房的细作还侦知,熙宁十七年秉常征高昌之役中,军中竟有辽使随行。

种种迹象显示,辽国将有大规模的用兵,而兵力集结于南京、西京两道,目标所指,不言自明!

雪上加霜的是,就在一月三日这天,宫中又传来坏消息,皇帝一度出现昏迷。

两府宰执们聚集在禁中政事堂内,新年才刚刚过了三天,但宰执们都已经感觉到,最寒冷的日子终于到了。

“此事暂时不能公开。”司马光并不是在和众人商量,而更像是在颁布命令,“先选一批可靠的使者,昼夜兼程,前往两北各镇,令诸守牧将帅暗中加以戒备。禁军立即以演习的名义,取消休假!还有,派人快马去杭州,告诉秦观立即将细节谈妥,无论他用什么法子,在二月十五日之前,他必须出现在开京!”

司马光的态度,令石越大感惊讶,亦让他感到振奋。他从未想过,在关键时刻,司马光竟会有如此魄力,敢于直接向两府的宰执下达命令。要知道,在座的宰执中,还有王安石。他看了一眼王安石,发现王安石竟没有表露出任何不快之意。这不禁又让石越对王安石刮目相看。

“若有必要,我可以找个借口,亲往大名府。”石越本不愿意此时离开汴京,但如果辽国果真想要南侵,那么他就必须亲自去一趟河北,才能放心。

“暂时尚无此必要。”石越发现正在记录会议内容的李清臣忽然停下笔来,惊讶地抬头看了司马光与自己一眼,或者,李清臣原本以为能让石越出外,司马光应当会顺水推舟。

却听司马光又说道:“契丹部族分散,其若果真大举南侵,从聚集军队到出兵犯境,至少要两三个月。子明此时当留在朝中,不必如此着急去河北。郭公,此事须得劳烦足下跑一趟,去大名府巡视诸城寨修建进展,检阅河北禁军训练。”

郭逵为难的看了韩维一眼。枢密副使郭逵并不是司马光的下属,但司马光的语气,却让他一时无法拒绝,但他也不敢答应司马光。尽管他心里面或许更盼望着与辽军打一仗。

“某去河北,自是义不容辞。然此事恐还须得皇上许可……”

郭逵话音刚落,早就心怀不满的王珪已接着说道:“郭公说得不错,非止是郭公去河北,便是派使者去两北诸镇、杭州,下令禁军以演习的名义集结,这些都事关重大,若不请旨,恐不得独断。权出于上,不出于下,皇上虽抱恙,为人臣者,岂可遂此欺君?”

王珪话音一落,政事堂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站在“三旨相公”的立场,他说这些话自是大义凛然。众人一时也反驳他不得,“架空皇帝”的罪名,岂是轻易担得起的?

连韩维都不禁迟疑道:“或当迟一两日,待皇上稍愈,再从容奏禀,亦不至误事。”

石越感觉苏辙望了自己一眼,他连忙向苏辙悄悄递了个眼色。他想看看司马光会如何应对。

司马光依次看了郭逵、王珪、韩维一眼,正待说话,却不料一直坐在一旁不做声的王安石忽然斥道:“持国者的糊涂!皇上要宰相何用?宰相便是为代行君权而设!国事如此,所谓兵机贵速,此时正当用权。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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