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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越一直在很认真地听着蔡京说他的建议。
时间已经是二月，外朝马上就要除服，然后一切渐渐都要恢复正常：被推迟的省试，在除服之后，便要开始锁院；此外，除服之后，发行盐债的计划亦要正式颁布——石越仍然有点忐忑不安，这个计划只是在政事堂秘密通过，既没有交付朝议，甚至也没有全面征询两府、学士院的意见，石越既担心它的实际效果与执行情况，亦不能不担心朝中的反应……除此以外，还有辽国的威胁依然没有解除。
这一个月内，双方使者可谓不绝于道。宋廷先后派遣范翔与章惇使辽，一则告哀，一则告知新帝继位。而据职方馆与雄州传回来的报告，辽主耶律濬已经在南京析津府接见了范翔，并且下令为赵顼辍朝三日，军民素服，以示哀悼。而苏轼与朴彦成亦在析津府立了灵堂，辽主更是率百官亲临祭奠。辽国派来宋朝的祭奠使与吊慰使，亦早已经抵达汴京……若单从这些举动来看，两国关系之亲密，便真如盟约所言，称得上是“兄弟之国”。
但另一方面，却是完全不同的景象。职方馆与雄州均报告，向辽国西京与南京聚集的契丹军队以及部族军队，数量越来越多。辽国的祭奠使与吊慰使，对于使命以外的事情，一概装聋作哑，枉顾左右而言他。而来自韩拖古烈的最新解释是，这是因为耶律濬的皇后想看看她的南京析津府，这只不过是一次寻常的南狩……于是，只要耶律濬夫妇的“南狩”一日不结束，郭逵在河北的“演习”，亦一日不能结束。
禁军在河北的集结训练，每日要消耗大量的国帑，继续空耗这个国家的可怜国库，枢密使韩维已经不止一次的打起了盐债的主意——他不断的游说司马光与石越，欲说服二人调集更多的禁军前往河北与河东……显然，枢府有不少官员对于禁军毫无脸面的撤出益州一直耿耿于怀——熙宁间军制改革后，枢密院的人员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过往文官越来越多，掌握权力越来越大的情况受到了一定的抑制，文彦博虽然同样更看重文官，但他毕竟是主持过军政的人，为了整军经武的需要，他着重从军中提拔了一些有过战功，又能识文断字的武官进入密院，委以重任。除此以外，经由武举、讲武学堂进入密院的武官也越来越多。如今的密院，正是由这两类人外加一些青壮派文官把持着。而其中的武官多出自西军，经历过对夏战争的胜利，这些人对契丹毫无畏惧之心，而益州的失败，则更促使他们急欲挽回脸面。
也许是受到这些人的影响，也许是韩维亦想在枢密院有一番作为，总而言之，不知何时，韩维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对外强硬派。
石越并没有觉察到韩维的私心——虽然同为辅政大臣，但以目前的形势而言，政事堂彻底压倒枢密院，几乎已成定局；而已经快七十岁的韩维亦已不太可能超越司马光与石越拜相。尽管韩维与石越私交极好，但是他既非石越的下属，更非石越的应声虫。韩维亦希望能够对朝政有自己的影响力，能够左右军国大政的走向——但如若按照司马光战略收缩之策略，密院只会越来越被削弱，而他韩维，亦只会越来越可有可无。在这个时候，韩维的态度强硬一点，不仅能为他赢得枢密院及朝中强硬派的支持，稳固他的威信，亦可为他个人获得与司马光、石越讨价还价的筹码。
但除去这些私心外，韩维亦有他的“公心”。当过太府寺卿的韩维当然知道石越不可能还没开始发行，便预备着将盐债挪作他用；他也更加清楚司马光的全面收缩策略，根本不可能改变……实际上，仕宦生涯大多数时间都与军政无缘的韩维，根本不是一个好战之人。但是，已经快七十岁的韩维，也算得上是“老奸巨猾”了，此时将自己打扮成强硬派，亦有故意与司马光、石越唱红白脸之意——兵部尚书孙固是个顽固的老儒，他心里面支持司马光的主张，便不会说出违心的话来，但韩维却认为，强硬的态度亦是一种士气，大行皇帝费了十几年的功夫，好不容易养出这种不畏惧契丹的心态，亦不能一概打压了事。他以枢密使的身份，旗帜鲜明的站在他们这边，对这种士气，既是一种支持，又方便于控制……韩维的做态，几乎骗过了所有人。
契丹大举聚兵，却不派使者威胁宋朝以谋取好处，反而令韩拖古烈不断宽慰宋廷，这种举动，完全不符合过去一百年间契丹人的行为方式，这的确令得石越一直无法对北面的局势放心。契丹人这样兴师动众，若既不趁火打劫捞取好处，又不当真南犯，那可真称得上是损人害己之举，全然不合常理。因此石越不能不怀疑契丹这次也许是要动真格的。而韩维要求向河北增兵，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但是，石越亦不愿意就这样被耶律濬牵着鼻子走。
坚持不向河北增兵，万一出事，石越便要承担政治后果；但如果真的增兵，宋朝却要承担经济后果。契丹虽然聚兵，但若朝廷示以安静，国内纵有担心，却还不至于恐慌，这方面绝大部分百姓是会相信官府的。但是，若是宋廷也大举出兵应对，那便是朝廷颁布一万道安民告示，亦将无济于事。
这是石越无法承担的后果。
他只能赌一把。一面安抚韩维与密院，一面寄望于范翔与章惇带回来好消息。虽然石越相信，范翔与章惇带去了足够多的筹码与让步，但每天早上醒来，石越仍要暗暗祈祷河北、河东不要传回来坏消息。
心里面挂着如许多的大事，在这个时候，石越亦的确想过将封建暂时拖一拖。这是千年大计，他心里再热衷，亦知不必急在几个月内便要推行。这十来天里，石越只是冷眼旁观着朝野对封建的争论。
他并不在乎吴从龙的官运。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给事中的封驳，将吴从龙与封建，再次带到漩涡的中心。然而这时候的石越，反倒像个局外人，只是旁观着这一切。
两府受到的压力不值一提。真正的压力，都在高太后身上。石越并不是真正理解高太后为何对封建抱着极为迟疑的态度，他一直认为高太后不可能不明白封建的好处。但既然不明白高太后迟疑的原因，那他便更不着急。无论封建之议暂时被高太后压下来也好，还是高太后受不了这压力而被迫接受也好，石越都可以接受。
但此时蔡京的建议，却又让石越记起了自己的初衷。
“……纵使其他一切不提，便只为了顺利发行盐债，相公亦当对封建之议善加利用。”
蔡京竭力游说着石越。为政之道，有些人喜欢“安静”；有些人则喜欢“生事”。蔡京便是后一种。在蔡京的心里，机会便来源于“生事”。他早已经揣摩到石越与司马光的心意——他甚至已经猜到，在封建之事，王、马、石已经达成了共识。所以他才如此热衷的介入此事，若能促成此事，既可以在司马光与石越面前得分，又可以赢得小皇帝身边那群人的好感与信任……有这样的好处，蔡京是绝不愿意半途而废的。何况，他如今已经将自己装扮成“恢复封建之制”的倡议者之一，倘若此事便这么被打压下去，对他的仕途来说，亦是个不大不小的挫折。这也是蔡京绝对不能容许发生的。
蔡京知道石越心里紧张着什么事。
解决交钞危机的办法，除了废除交钞、或者另外发行新的纸币外，较为积极的办法，一个便是已经决定在益州路推行的蜀币——这是将全国性的纸币，转变成地区性的纸币。这个政策，本质上却是旧党的政策。另一个政策，即是石越提出来的，以发行盐债的方式借款来抵御交钞危机。
大宋朝凡是有“善理财”之名的官员，都承认这两个政策在纸面上都是可行的。但相对来说，人人都知道旧党的“蜀币”政策风险更小——它较易成功，而即使失败，波及的范围亦有限。相反，石越的盐债计划虽然雄心勃勃，却充满未知。不仅在朝中将会面临强大的道德压力，在实际操作中，亦很难知道究竟能否顺利发行，在发行的过程，更难以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麻烦……如果成功，那一切都好说。但万一失败，不仅将使大宋朝的货币与财政面临崩溃的境地，对石越的政治声望亦将是沉重的打击——尤其是若到时蜀币政策显得极为成功之时，两相对比，失败的一方，将更加刺目。
如今的朝廷中，以旧党势力最大，旧党对石越的容忍与尊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石越拥有他们所不具备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朝中大臣自司马光以下，或多或少都会迷信石越的能力。但如果石越这次失败，他便会成为罪魁祸首，以往旧党对石越的不满，将很可能会一次爆发出来。到时候，能够救石越的，便真的只有契丹了——也许旧党会干脆将石越赶到河北或河东路去当率臣，以求物尽其用。
蔡京并不知道王安石会在杭州主持大局。但他却知道石越将会很重视发行盐债的计划。
这正是蔡京可以利用的。
在发行盐债之时，倘能鼓动起朝野对于封建之争议，无论如何，都可以起到转移视线的作用。相比起恢复西周封建之制这样的千年难遇的大事，发行盐债，卖几个有名无实的爵位，又算得了什么？虽然每次都遭到反对，可大宋朝又不是没卖过官！
蔡京并不知道石越当初便有这个打算，但他知道石越肯定能明白其中的好处。
而对于蔡京来说，只要关于恢复封建的事情还在争吵，他便能找到机会。而且，争吵有时候亦是有好处的，相同观点的人，会因为有共同的对手而聚集在一起，在不知不觉间形成一种势力。而争吵亦是表明一种态度，可以令小皇帝和他身边的人，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忠臣”……白水潭辩论堂。
“……故刘秩《政典》云：‘自汉以降，虽封建失道，然诸侯犹皆就国。今封建子弟，有其名号而无其国邑，空树官僚而无莅事，聚居京师，食租衣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