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 第629部分

然而石越却似乎没有半点动摇。而司马光至少在表面上，是坚定的支持石越的。甚至政事堂内部，表面上也显得很一致——原本高太后是以为至少孙固会反对的，但这一次孙固虽未很主动的支持石越，却也并没有站出来带头反对，这令她十分的意外。这也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不管石越用的什么办法，他至少成功的说服了他在政事堂的同僚。

既然如此，即使高太后心里再怀疑、再动摇，她亦只能将这些藏起来。

仅仅在二月十五日，石越便顶着压力，以政事堂的名义，公布了发行盐债的细节，以及王安石在杭州成立都提举盐债司之事。

对于反对者来说，这如同挑衅。

甚至有一些原本沉默的人，也站了出来，指责石越“弄权”。王安石早已前往杭州的事公布之后，人们都明白了一个事实——石越对反对者毫无尊重可言。矛头对准了石越，熙宁初年关于王安石的记忆，在许多人的脑海中，忽然再次清晰起来。人们相信这只是石越步王安石后尘的第一步。矛头也对准了司马光、范纯仁——尤其是司马光，虽然他在旧党中威望犹在，多数旧党或体谅他的苦心，或以为他只是为石越所惑，或者视情面而不忍相责，但依然有一些旧党的“君子”，几乎将司马光视为“言行不一”的小人，视为理念的“背叛者”，还有人甚至将他与王莽相提并论——在一些激愤的旧党心里，石越只是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而司马光，却是彻头彻尾的背叛，而后者更加难以原谅。这可能是司马光有生以来，个人遇到的最大危机。

一方面是以御史中丞刘挚为首的旧党诸君子对盐债敕的反对，另一方面，却似乎是还嫌朝野的局势不够乱，不仅旧党、石党中支持司马光与石越的官员也纷纷上表为马、石辩护，许多新党官员也不甘寂寞，许多新党官员的奏折，与其说是为了支持盐债，倒不如说是为了借此机会出一口胸中的恶气，甚至一些奏折中，试图挑拨旧党与石党关系，从中牟利的意图，根本不加掩饰。这些人打着支持盐债的名义，对反对者大加抨击，乃至冷嘲热讽……高太后虽然对这些人深恶痛绝，却又投鼠忌器——在表面上，她只能站在支持盐债的官员这一边，否则，事情将不可收拾。

而所有这些官员中，最为活跃的，便是权知开封府蔡京。这个同时受到司马光、石越欣赏的“新贵”，自任权知开封府后，便因封建之事，很快令得高太后不太满意。而如今，更叫高太后感觉此人乃是“喜生事”之人——蔡京不仅极为卖力的为盐债辩护，而且还公然抨击门下后省制度！他接连上表，以为门下后省制度，导致事权不一，贻误国事，建议左右仆射兼任门下后省长官。

在高太后的心里，蔡京的这个建议，倒并非不好。倘若两府的宰相们，都是由她亲自任命，她对两府有着绝对的不容置疑的权力，那么，蔡京的这个建议，是可以考虑的。但目前的形势，高太后却是绝对不可能同意的，任何增强宰相权力的建议，她都不会去考虑。

高太后需要考虑的是，蔡京究竟是自己想拍司马光与石越的马屁？还是受了他们的暗示，来试探自己？

但不管是何种原因，高太后此时都后悔自己最初的迟疑，即使只是蔡京想拍马屁，她的批答亦应当强硬果断，只有干脆、不留余地的驳回蔡京的建议，才能够有效的阻止后面源源不断的想拍司马光、石越马屁的人。

高太后也明白，有不少人当官，靠的便是揣摩上意。眼见着因为给事中们，司马光与石越惹上如此大的麻烦，以他二人如今的权势，多的是人主动出头，来替他们铲除后患。更何况，给事中本来就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官职。

于是，她只是头两次批答时语气不够坚决，便惹来蔡京接连上表，而短短几日之内，竟然果真有官员应声附和！

这又是一个教训。

高太后闭着生疼的双眼，在脑子里草拟着批答的词句。这一次，既不能伤了司马光、石越的面子，又要叫蔡京死心，从此不再提起，用词语气，的确都颇费周章。

这一切，从应付乱成一团的朝局，到批答奏折时的用词，还有每况愈下的左眼，都让她感觉到一种力不从心。高太后心里越来越渴望找一个合格的帮手，但是，她心里仍然还在时时戒慎恐惧着。她对任何臣下的依赖，都会成为她致命的弱点。她也不想在她垂帘的时期，留下私人干政的话柄，外朝士大夫的力量如此强大，若果真在内朝中有私人干政的事情传出，对她只怕不会有什么好处。

但是，她到底只是个老妇人。

从大的方面来说，对于朝中政事，她需要咨询意见——不仅是外朝的大臣们的，所谓兼听则明，以大行皇帝之智慧，也要派遣内侍出去了解民情政情。而高太后不仅仅需要了解政情民情，还需要有人能站在她的立场，设身处地的替她出谋划策。士大夫的立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许多时候，都与她相差甚远。

从小的方面而言，她也需要有一人，能替她念奏折，说明事情的原委，让她的眼睛得到一些休息。也需要有人能根据她口授的旨意，写成恰如其分的批答，如此，蔡京这样的事情，才不会重演……她很盼望身边有这么一个人，能够老实、规矩、听话，不至于激起两府与士大夫的反感，最好生性恬淡，也不会利用这种特殊的权力兴风作浪，并且自己能够可靠的加以控制，绝不至于脱离自己的掌控……但是，尽管高太后心里已经有了这么一个人选，她却难以下定决心。

高滔滔不能这么轻易就被眼疾打倒。

虽然有点力不从心，但高太后相信自己尚能克服。也许，念过七七四十九天光明咒后，我佛慈悲，真的能有神效呢？

想到这里，高太后勉强又提起精神来，提起朱笔，细想了想，在蔡京的奏折下面继续批道：“……国初祖宗故事，给事不过寄禄之官，原不与封驳之事，先帝定官制，乃设后省琐闼（后省，门下后省之简称。给事、琐闼，给事中之简称或别称。），省读奏案，驳正违失……”

只写了这么几句话，便觉手腕酸疼，又停下笔来，抬眼却见陈衍正轻手轻脚地走进来。因问道：“题目可要来了？”

“是。”陈衍连忙尖声应道，趋步走近，将一份封好的文书，双手呈到高太后案前放好。

高太后点点头，将蔡京的奏折合起来，丢到一边，一面说道：“迟早需得修一座正正经经的贡院才成，各州解试还好，如今还可以腾出州学来考试，可堂堂省试，却依旧……”

说到这里，她不由得摇了摇头。其时科举虽然渐受重视，但自建国以来，大宋朝无论是解试还是省试，不仅考试时间还不是非常稳定，连考试之场所，都无一定之所。不论寺庙、廨舍、亦或是学校，哪里房子方便，便借用哪里的当成临时贡院，进行考试。熙宁十八年的省试，便是在汴京的开宝寺举行。而按照惯例，因为皇帝驾崩，这一年将不会进行殿试，省试的名次，便是最终的名次。因此——亦是因为此前那些贡生的“醉酒闹事”事件——高太后对这次省试，也极为重视。政事堂推荐翰林学士安焘知贡举事，高太后虽然勉强接受了，但并不太满意，又钦点了尚书左丞钱勰、副都给事中胡宗愈同知贡举。

垂帘未久的高太后，对外朝的大臣，依然还处在一个慢慢了解的阶段。她小心谨慎的提拔着有才干的“正人君子”。高太后有自知之明，她知道真正德行兼备的士大夫，是不太可能成为自己的“私党”的，但她也并未想过要在朝中成立自己的私党。只不过，任何时候，朝中自然都是贤能越多越好。而她亲眼看准了的人，她会更加放心。

尚书左丞钱勰便是她亲自拔擢的第一位重臣。此前一直在地方担任转运使的钱勰，出身名门，乃是吴越王钱氏之后。钱家在大宋，亦是世代显贵，不仅其族中子弟屡尚公主，而且中进士、或者开制科而历任朝廷重臣者，同样不胜枚举。

对于高太后来说，钱勰的确是她易于了解的外臣。此人敏于吏事、廉洁刚正、坚决反对王安石之新法，而且最重要的是，钱勰还以博闻强记出名，亦颇有文名——自垂帘后，高太后最迫切的希望之一便是有一个自己可以信任的翰林学士……因此，令几乎是到尚书左丞任上履新的钱勰同知贡举，亦是一举多得，既是为了保证省事不要出乱子，又可以给钱勰的履历上，添上重重一笔。

至于胡宗愈，乃仁宗时名臣胡宿之子，系出晋陵名族，在熙宁初年便因反对新法，一直在州县为官，高太后点他同知贡举，主要却是因为别的原因——因为负责贡举之官员，一旦选定，便要径赴贡院，实行“锁院”，直到奏名放榜，才能出院——所以，在“盐债敕”封驳案爆发后，高太后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这位声望极高的副都给事中，以一个他无法反对的理由，“关”进了贡院中。

但即便安插了两位同知贡举，高太后依然还不是完全放心。虽然惯例上省试出题乃是内帘官的权力，可出于谨慎，高太后还是特意在引试（一般来说，宋代省试是在锁院后大约十日左右引试。）前，遣人去要来省试的策论题目。因为盐债的事情，朝廷乱成这样，谁也无法保证那内帘官不出什么岔子，特别是其中还有一位副都给事中——她实在不希望有人借着给省试出题的机会，再次激化矛盾。但她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的，如果胡宗愈拒绝给她题目，她又岂止是讨了个没趣而已？

幸好如此尴尬之事，并未真的发生。

一旁的内侍此时已小心的将文书启封，然后远远的退到一边。高太后从中抽出一张纸来，又瞥了一眼殿中，眼见不可能有人能看到纸上的内容，这才缓缓地打开。

远远地站在下首叉手侍立的陈衍，这时也不禁悄悄抬起一点头来——虽然明知道不可能看到任何东西，但是那毕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