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 第632部分

殿中又沉寂下来。

过了很久，才听高太后说道：“卿且退去吧。”

韩忠彦连忙叩头谢恩，退出殿中后，他才惊觉，自己的内衣，已经全部湿透。

回到府邸，韩忠彦吩咐了下人不得打扰，便将自己关进书阁。他亲自焚了一炉香，然后盘腿坐到书案前，缓缓的磨起墨来。

他很想学学古代名臣的风范，平静从容的写好遗书，等待诏令的到来。

但是，他的心情却也很难平静下来。他的脑海中，一会儿是贡生骂他不忠的场面，一会又是高太后严厉的眼神，一会又是他死去的父亲为曹太后撤帘……我是遗命辅政大臣！韩忠彦在心里对自己说道。他一生都会记得听到高宗皇帝遗诏时的心情——尽管在先帝生前他便很受信任，但他却从未想过，原来皇帝是如此看重自己，他从未想到过，原来在皇帝的心里，他是与王安石、司马光、石越一样重要的、值得信赖的大臣！

若说先皇帝驾崩之夜，他的所作所为只是出于家教，那么此后，韩忠彦的所作所为，却有更多的原因——对先父韩琦自觉不自觉的模仿，平叛后的赞誉与荣耀，受命为辅政大臣后的感激……一夜之间，韩忠彦对自己有了更多的要求。

所以他才敢自作主张，保全雍王。

直到今日……

回想到他竟然公然对高太后说出“鹤顶红”、“牵机药”，韩忠彦就觉得自己疯了。他甚至想找面铜镜来看看，看看镜中之人，还是不是他自己？

看起来高太后并没有责怪自己。

所以，虽说天有不测风云，但他终是觉得写遗书很可笑。

但韩忠彦暗暗告诫自己，绝不可在任何场合再主动提及封建之事。他要全当今日的事，完全没有发生过。

第七十八节

熙宁十八年，三月。

尚书左仆射府。

早春的阳光，透过窗外的竹林，投射在司马光的书阁内，书阁里处处都透着几个月来，从未有过的清新明亮。阁外，几只燕子互相追逐打闹着，在翠绿的竹林间，高飞低掠。

这种春日的明媚，令司马光忽然间诗兴勃发。他快步走到书案前，提起笔来，想要写一首诗记录下心中的感触，但他刚要落笔，却又摇了摇头，苦笑着叹了口气，终究还是笔重又放了回去。

司马光自嘲的笑了笑。一直被繁琐的政务所纠缠，虽然一时诗兴大发，但待到落笔，才知道自己一时间竟已写不出好诗来。但他亦不想浪费这大好的光阴，停了一下，便快步走到书架前，抽出日记，重又回到书案前坐了下来。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才是司马光真正的理想。《资治通鉴》所记录的历史，只到宋初开国。司马光一直有个愿意，希望在致仕之后，能够写一部宋朝的国史——这部国史的范围，将不限于各朝实录与国史馆所修的国史，它的材料将更加丰富，立场也更加公允。因此，十几年来，司马光一直在做两件事，一是将他听到的、看到的，他认为有史料价值的事情，如实的记录下来，在每一条记录下，他都明确的记录下这是他在何时何地，自何人口里听到；另一件事便是写日记，记下他为政十几年间的点点滴滴。任何人看到这本日记，便可以对熙宁一朝的政治，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这两件事情，司马光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着，从未有过任何的懈怠——哪怕在他意识到自己致仕以后，恐怕将不会再有精力去写一部史书之后，司马光也没有停止下来。

他将这两本笔记，珍之重收的收藏起来，即使是家里的子侄，也从不许他们翻看，几天前，他又在笔记的第一页上，加上了遗言，禁止后代在三代之内公布这些笔记。

这即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祸端，亦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自己的记录，更加公允。

司马光将日记在书案上放好——他的日记已经累积了几十卷，这是最新的一卷，是从新帝柩前即位那一日开始的。他将这一卷日记小心的翻开，翻到最后一页，看了看时日，竟已经缺了六日没有记录了。

他决定趁着这难得的空闲，补上这几日的日记来。

他一面整理着思路，一面翻到前几页的日记。

“……知开封府蔡京等上书，请以左右仆射兼门下长官，余与右相越上表，以先帝改官制，欲凡军国事，两府揆而议之，门下审而覆之……京言不当。先是……”

他不觉又摇了摇头，目光移到下面一条。

“……以端明殿学士判河阳府曾孝宽为兵部侍郎，右相越、侍中安石荐。以曾孝蕴为蜀币局丞。孝蕴，曾宣靖公从子，太府寺少卿张商英荐。”

王安石很欣赏曾孝宽兄弟，现在看起来，石越对曾氏兄弟也青眼有加——司马光认为这正是石越为政的缺点之一，在选拔人才方面，石越不太重视文章，司马光也是赞同的，但过于重视吏材，而很少考虑德行，却令司马光无法苟同。曾氏兄弟，包括都水丞曾孝广，的确都颇有吏材，但在德行方面，却并无令名。

司马光快速的跳过这一条，目前来看，曾孝蕴处置事情还是极为得当的，而眼前最重要的，便是蜀币推行顺利。

后面几条，都是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司马光扫了一眼，便翻过这一页。

但接下来几条记录，却有些刺目。

“……太府寺详定各路、府、州、军、监、县盐债额……”

“……京师发行盐债。知开封府蔡京面奏言，开封府界，三日之内，发行盐债六百七十万八百贯，士民踊跃，请增京师盐债额至八百万贯，并请比京师例，增上县盐债额，免下县盐债，下县士民欲购盐债者，可令京近州县购买。诏依蔡京所奏，令太府寺重定各县盐债额以闻。帘后并赐玉带褒之。”

“……言者论知开封府蔡京发行盐债，强行抑配，诏京分析（宋代官员受到指控后，朝廷要求其自我辩护，称为‘分析’。）。”

“……殿中侍御史吴兰等三人以诬蔡京，责授监某州场税……”

“……天章阁待制韩周、文选司郎中范放……十人，以论发行盐债不听，自请出外。诏可……”

这实是司马光入仕以来，最苦涩的事情之一。

韩周、范放等人，许多都与他关系极好，不料因盐债一事，竟然闹得割席断交。而在明面上，司马光却还不得不坚定地站在石越一边。发行盐债一事，对当今朝廷的财政来说，实是至关重要，不容有失。有了这笔钱，连司马光都觉得底气要足了许多。

以汴京为例，在蔡京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卖出六百七十多万贯盐债以后，太府寺旋即在曾布的主持下，与钱庄总社达成合作，钱庄总社每年向太府寺交纳其存款总额的千分之一，并将其往来账目抄送太府寺审查，以换取太府寺为钱庄总社下属之钱庄提供存款保证，即使钱庄倒闭，太府寺亦替所有储户提供上限为五百贯的赔偿——就此迅速平息了汴京钱庄的挤兑风波。而与此同时，交钞的购买力也稳步上升，虽然还很难与铜钱相提并论，但市面上的交钞，毕竟又渐渐多了起来。

这已是自交钞危机以来，司马光所见着的最好的状况。

然而这并不能封住反对者的嘴。司马光的许多老友，更关心的却是汴京渐渐多起来的开国男、诰命，甚至汴京还多了两个开国子，这是他们完全无法接受的。许多读书人的骄傲一夜之间荡然无存，对于读书人来说，他们十载寒窗，想的就是一朝成名，光宗耀祖，很多有节气的士大夫，并不在意自己的官位，却盼望能替自己的母亲讨个诰命，替自己的父亲要个封赠——但如今，这些在一夜之间打破，一个诰命只值二万贯盐债，一个开国男，只值十万贯！

这岂止是不利于淳厚风俗，简直可以称为伤风败俗。世风已经日下，被寄予厚望的司马光，却还要雪上加霜。

而且，发行盐债的过程也激化了矛盾。先遣王安石去杭州，已是令人感到侮辱；而封驳案中，石越更形同独断专行，不容异议；最后又在一片反对声中，强行推行——这与王安石当年简直如出一辙。

而结果也是一样的，蔡京在汴京发行盐债，已招致攻击，据说蔡京派开封府的公差、府兵，强行将汴京最有钱的一百多个富户——包括经常出入界身巷的豪商、熙宁蕃坊的大掌柜，还有凡是家里娶了县主的富人等等一起请到陈州酒楼吃了顿饭，然后便卖出了六百七十多万贯的盐债，超额完成了任务。

这与王安石当年推行新法时，有什么区别？简直形同劫掠。

又是一个青苗法。所不同的是，这次蔡京强行抑配的，只是那些有家藏万贯的豪富之家。但在汴京是如此，在其余州县呢？难免许多中产之家，只怕将要落得家破人亡。

但司马光却认为这样的批评，难称公允。

或许蔡京的发行盐债时，确实令有些富户不满，但是司马光也暗中遣人去调查了，在开封府超额完成任务后，还有些富户想方设法想要买一份盐债，以换回一个诰命或者开国男……而且所有的事情都有凭有据——陈州门附近有一唤作李阿三的，由寡母带大，辛苦攒下家产不过三万多贯，为了给寡母得到一个诰命，卖掉许多田宅，买下了两万贯的盐债；南薰门张家的小儿子，乃是小妾所生，虽善于经商，积下不少家财，但平时生母在家里却常受人欺负，此番为了替生母买个诰命，找人说项找到太皇太后身边的陈衍那里了……若说不能淳厚风俗，这弘扬孝道，难道不是淳厚风俗么？况且若无这些事情，蔡京纵想出风头，亦不必主动要求增加盐债定额到八百万贯。而且，在奏对时，蔡京亦担心中产之家的事情，还特别请求朝廷免去下县的盐债额——若说是劫掠，那也是劫富济贫，劫富济国，何况，这只是借债！这笔钱，朝廷是要连本带息归还的。

但是，司马光改变不了他们的想法。

连刘挚都斩钉截铁的认为这是恶法恶政，不仅开一坏的先例，败坏风俗，还将造成许多中产之家破产！

而司马光也认为，大多数反对的官员怒气难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