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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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宋- 第70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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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故伎重施,试图在辽国的“家奴”阻卜、女直中煽动不满。此外,檄文还抨击宋朝“穷兵黩武”,十数年间,就先后在西夏、西南夷、三佛齐用兵……檄文整整罗列了宋朝十八条罪状,宣称辽国以上国之邦,对宋朝屡加容忍,并历数了辽主包括保全西夏等事迹在内恩义仁德,是宋朝不知好歹,再次毁约背誓,并且大修边备,对幽蓟之地有觊觎之心,辽国才不得不先发制人,惩罚赵氏。

这篇檄文写得的确是铿锵有力。一看就知道是出自韩拖古烈之手。这个时代并无国家主权观念,他始终站在信义、君臣、主仆这样天下公认之大义之下,说得辽军倒真似是一只义师了。

而檄文中也提出辽国的三大要求:恢复澶渊之誓;宋朝放弃对山前山后诸州的野心、承认那是辽国之土地人民;宋朝退出高丽,承认辽国对高丽的唯一宗主权,并且立即停止在阻卜、女直诸部中的挑拨离间,保证永远不直接与隶属大辽之诸部进行交往。

这份檄文的确分化了一些宋朝的士大夫,石越也听到一些议论,许多人认为辽国之要求并不过份,尤其在旧党之中,即使主战派也只是认为除了恢复澶渊之誓无法接受外,后两条要求是完全可以让步的。幽蓟诸州虽然无法公开放弃,但至于为了对高丽之宗主权而与辽国打仗,这在宋朝国内,依然还是不被接受的。即使是对辽强硬派,也不敢将此做为战争的理由。

这是宋朝与汉唐之显着区别,士大夫与民众都还没有做好成为“天下共主”之心理准备。

而宋廷对辽国的回应,是由石越与范纯仁一起草写的《讨契丹诏》。

诏书的内容十分简单:

“契丹本匈奴余种,窃据北国,僭称尊号。蠢兹北狄,匪茹其力,屡犯大邦,不遵理道。今又恃牛马之肥、肆蜂虿之毒,忘我大惠、侵我边州。朕闻《春秋》之义,大九世复仇,耻城下之盟。朕已遣上将,大益精兵,诸路齐驱,克期剪戮此贼。天下士民,有能应接王师、纠合徒旅、雪此世仇者,朕当不吝爵赏。凡敌未退出吾土,而有敢言和,使朕负万世之讥、诸夏蒙夷狄之辱者,当斩于东市,以谢天下。布告中外,咸知朕心。”

与这份《讨契丹诏》一同颁布天下的,是另一份《募天下雄豪杀番贼诏》,御前会议立下的赏格是:生擒契丹一人或获马一匹,赏钱二十千;斩首一级,赏钱十千;十人级以上,即加奖官职。所获财物,赏之。擒斩首领以上,令有司上奏,另加优奖。战后凡愿从军者,优先录用;愿归农者,免赋役三年。

这两份诏书及时的中止了宋朝内部出现的分歧,至少是暂时压制住了各种反战派的声音。

但石越心里也很明白,无论诏书写得多少斩钉截铁,决定战和意志的,仍然是实力。倘若河北战场上节节败退,再如何慷慨激昂的文告,也阻止不了反战派与议和派的声音抬头。

石越与范纯仁已经有了共识,他们不介意在战争之前尽最大的努力避免战争,但是,战争一旦开始,他们就必须带给宋朝一场胜利。除了战胜者的身份外,他们不打算接受任何其他的结局。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许无论何时都不应该让自己陷入背水一战的境地。过刚则易折,只知战而不知和亦并非明智。但石越与范纯仁选择了破釜沉舟。

因为他们心里都清楚,这个国家缺少的,不是明智。

不过,即便是选择了破釜沉舟,他们要面对的,也不仅仅是契丹。

西夏使馆不断的向宋朝示好,职方馆已经向安插在西夏的细作下令,以期确定李秉常的真实态度。但这需要时间,不过以职方馆对西夏渗透之深,既然迟至此时仍未有不好的消息传回来,而西北诸边州也没有传回西夏军队异动之消息,那么石越便几乎可以断定西夏人是可信的。李秉常在西迁之后,也创立了一个专门的间谍机构“四方察访司”,不过,他的四方察访使本身便是大宋职方馆的间谍,而在西夏,职位比这更高更机要的宋朝间谍,还有三四个。至少目前来说,唯一能阻止宋朝对西夏动静了解的,只有它们之间的距离。

但这些都是极机密之事,无论是为了安抚李秉常,还是巧妙的巩固西夏内部亲宋派之地位,又或者令李秉常对这些间谍少起一点疑心,宋朝都有必要给西夏一点甜头。

然而朝中有许多的强硬派官员对此极为反对。他们认为西夏无论如何都不敢东犯,就算东犯也是自取其辱,这些对李秉常恢复年号之举动耿耿于怀的官员,根本不能接受石越打算送给李秉常的礼物——以市价卖给西夏两门克虏炮。

人人都承认既然辽国已有火炮,西夏拥有火炮也就是迟早之事。也没有人会认为卖给西夏两门火炮会对宋朝造成什么威胁,即使西夏能够仿造,其产量与性能短时间内亦难以与辽国相提并论。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不能接受这种交易。

石越力主以此为契机,全面开放与西夏之武器贸易,倘若西夏人能从宋朝这里以相对公道的价格买到所需要的火炮,他们便不会有动力去发展自己的火炮工业。

但这个前提是宋朝不再将西夏视为敌人。然而,短时间内,这样的转变连范纯仁都难以适应。对西夏人的猜忌心理,仍然根深蒂固。

高丽人则是另一个问题。

御前会议要求高丽立即出兵,威胁辽国的东京道。但高丽正使虽然言语谦恭,却只表示会立即向高丽国王转达此事,并没有一口应允下来。高丽人既然心存观望,御前会议干脆给秦观下达敕令,令他全权处理此事,务必使高丽人尽快向辽国东京道出兵。

但两府都很清楚,高丽是一定会观望的,在胜负未明之前,他们绝不敢轻易得罪辽国。他们的使节已经开始向两府诉苦,委婉的表达希望宋朝减免其债务之要求——他们尚未派出一兵一卒,便先向宋朝开价了。

站在高丽之立场,这本无可厚非。然而宋廷之内,甚至是御前会议之内,对此也是态度两极。韩忠彦与刘舜卿等人皆认为高丽是否出兵无关紧要,他们认为即便高丽乐于参战,倾国而出,亦未必有能力战胜东京道内之现有辽军,更何况高丽必不会尽全力。因此他们认为不值得为此付出过多的代价。但韩维与吕大防却力主拉拢高丽,二人主张倘若高丽能够在九月之前,出兵五万,进攻辽国,宋朝便免除其全部债务。

虽然最终御前会议向秦观下达的敕令中,采纳了韩维与吕大防之主张。但怀疑、猜忌、不满的情绪,仍随处可见。

更大的麻烦出现在国内。

御前会议早就决定在河东、河北分别设立宣抚使司。但宣抚使的人选却难以定夺。

石越一心想让章楶担任河东宣抚使,统辖河东境内之兵马。不料小皇帝突然质疑章楶质历不够,提出要令吕惠卿出任河东宣抚使。而朝中竟然也出现奏折与小皇帝相呼应……虽然这些人官阶不高,但石越与诸宰执们除了借口吕惠卿从未领兵、不熟悉军务外,实在找不出更好的借口来搪塞皇帝。

然而麻烦的是,原本石越与范纯仁、韩维等人商议,要以韩忠彦出任河北宣抚使……韩忠彦本是各方都十分满意的人选,他又是遗诏辅政大臣,高太后也愿意让韩忠彦多立功勋,若他能够宣抚河北击退契丹,日后便大可与石越并驾齐驱,甚至后来居上。然而在小皇帝提出吕惠卿之事后,韩忠彦同样也是从未领兵之事实,就变得尴尬、显眼了。原本这倒并非问题,宣抚使司内自有谋臣幕僚,御前会议与两府亦能遥控指挥,对韩忠彦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决断力、以及调和掌控诸军——这两种能力韩忠彦都可信赖。

但如今这却成了一个问题。

自高太后以下,包括身为新党的许将在内,没有人想让吕惠卿去做河东宣抚使。倒不是怕他东山再起,便算他在此任上立了军功,众人亦有的是办法不入他重返中枢。而是旧党对吕惠卿的忌恨,实是到了根本不希望听到他名字的地步;石党与新党中除吕惠卿派以外,同样也不想给吕惠卿任何表演的机会。

于是吕大防、苏辙等人,干脆建议由韩维或者石越出任河东、河北两路宣抚大使。

这让石越越发的难以决断。

倘若韩维出任两路宣抚大使,以韩维之资历威望,石越定然会彻底丧失对战场之指挥权,他只能担任好萧何之角色。这是石越心有不甘的,况且他亦不完全信任韩维之能力。若他本人离开汴京,出任宣抚使,却又有更多的疑虑。

但无论如何,宣抚使之人选不能再拖。很快西军就要抵达战场,除拱圣军外的京师禁军亦要开始逐次出发,暴雨之后,辽军也必将酝酿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还有那个屯兵雁门之外,一个多月来一直没多大动静的耶律冲哥,更加令人担心……若那时河北、河东还没有宣抚使,后果将不堪设想。

石越心里面想着这些事情,端起茶碗,轻轻啜了一口茶,抬眼望了一眼坐在对面的潘照临。

二十多年了,他已经由布衣而位极人臣,但到了这样的重大抉择之时,他却仍然不得不依赖此人。

第一百一十七节

潘照临眯着眼睛,仿佛正在神游天外。

一晃二十余年的光阴,岁月在潘照临的脸上,也刻下了深深的印记。曾经有一段时间,潘照临几乎以为自己已经失败了——封建南海、与司马光合作、遣散府中幕僚……身居右丞相之位的石越,并不如一颗棋子那么听话。对潘照临来说,石越既是他的主上,亦是他的“作品”。然而,行百里半九十,他几乎以为这件“作品”失败了。

右丞相!位极人臣……这可不是潘照临的目的。

这几年间,他离开汴京,游历天下,只是偶尔才会回来。他这几年间的所见所闻,对潘照临而言,真是一种极妙的讽刺。他见到的大宋朝,州县官吏大抵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农民赋税减轻,兼并放缓,城镇工商发达,文化更加繁荣昌盛……绍圣年间,不仅汴京之国库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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