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但关羽硬是不提，最后反倒走掉，结果只好假装不知关羽已过完关隘，将公文降价相送。事实上，当追赶关羽的夏侯惇向张辽之前的两个使者询问曹操是否知道关羽沿路斩将之事时，使者回答不知，因为操不能让使者回答“知道”，如果回答了“知道”，那就等于说明知道关羽已过完关隘，公文就一点价值也没有了。将公文降价相送，这是对他在关羽临走时未送文凭的一种人情上的弥补。在使者走后不久，张辽赶到，对追兵说： “奉丞相钧旨： 因闻知云长斩关杀将，恐于路有阻，特差我传谕各处关隘，任便放行。”（第二十八回）这就是说，即使知道关羽沿路斩将之事，还是宽大放行，这个人情可算做到家了。后来，关羽伏兵华容道拦截曹操，操对关羽求情被拒绝，他问关羽： “五关斩将之时，还能记否？……”（第五十回）这是操舍给关羽的一笔最大的人情债，以此终使关羽动心。第二，关羽曾斩杀过袁绍两大将，曹操幻想关羽因此若在袁绍一方受到胁迫或有其他变故时能再回自己一方，他给关羽以热忱的关心态度，不至于使关羽到时候因考虑面子问题而不愿返回，而他所补送的“遍行诸处”的公文也为关羽提供了这种方便。看来，曹操给关羽的公文也并不是一点实际意义也没有。
在过关文凭这一小事上，关羽和曹操都作了认真的考虑，他们的性格、处事为人被深刻地体现了出来。
北伐樊城实乃天助
刘备夺得汉中后，曹操暗中策动孙权夹击荆州，关羽奉汉中王之命，于公元219年主动出击北伐。他攻取襄阳（今湖北省襄樊市），直逼樊城（今湖北襄樊市），守将曹仁连输几阵，曹操急派大将于禁、庞德前往救援。庞德出征前令人造一木棺，对亲友讲： “今去樊城与关某决战，我若不能杀彼，必为彼所杀；即不为彼所杀，我亦当自杀。”（第七十四回）下定了死战的决心。
关羽与庞德在阵前交锋数日不决胜负，主帅于禁心怕庞德立下大功，暗中掣肘，移军于山口，令庞德屯兵于罾口川。时值八月秋天，关羽军队预备船筏，收拾水具，并向关平解释说： “方今秋雨连绵，襄江之水必然泛涨；吾已差人堰住各处水口，待水发时，乘高就船，放水一淹，樊城、罾口川之兵皆为鱼鳖矣。”（第七十四回）果然连日大雨不止，江水泛滥，平地水深丈余，庞德之军不及躲避，多被水淹，荆州兵将乘大船斩杀残敌，于禁投降，庞德被擒杀。
水 淹 七 军
于禁、庞德率北方精兵前来救援，与樊城之军相合，兵力上占有优势，之所以能稍战即败，全军覆没，是由统将用兵上的严重失误导致的。
第一，“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作战篇》）援兵一至，本当内外夹击，以求速胜，但于禁在与荆州兵交锋几日且并无失利的情况下，却令军队移屯于山后，摆开了久峙的架势，这种消极避战的思想和援兵的使命不大相符，也违背了用兵的基本原则。
第二，孙子曰： “凡处军，相敌；绝山依谷，视生处高”，“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行军篇》）。兵法又云： “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地形篇》）一句话，军队宜避开阴湿之处，驻扎于高地。于禁在多雨的秋季令自己的军队屯于谷洼之地，无视天时、地利的因素，这是用兵上一个致命的错误。
第三，兵法上对统兵之将有一些基本的要求：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计篇》）曹军主将于禁不懂基本的用兵之法，屡犯错误；且心嫉庞德成功，一再对其用“魏王戒旨”相压服，兵败后又乞哀求降，“必生（指贪生畏怯），可虏也”。看来他是绝对不符合任将条件的。曹军副将庞德以必死的决心去赴战，然而，“必死，可杀也”（《九变篇》）。兵法认为将帅轻生决死，就有被杀的危险，一味逞血气之勇的庞德看来也不完全符合任将的条件。
关羽水淹曹军，大获全胜，既不是实力过分强大，也不是战术策略上有出奇制胜的特别高招。而是他作为富有经验的将领，注意到了天时、地利的特点，利用了曹军将领对自然条件的疏忽及其用兵的失误。巨大的胜利不乏侥幸的成分。
道家和兵家的混合型人才——司马懿
司马懿，字仲达，是曹魏集团内部成长起来的优秀将领。曹操争夺张鲁的汉中时，他以主簿身份随军，其后为曹操提出过许多极有见地的战略策略，他的才干深得曹操的赏识，因而成为操临死时的托孤人之一。曹丕继位后，司马懿忠心辅佐，屡献奇谋。孔明在刘备死后修复了吴蜀关系，曹丕决意伐吴，临行前封司马懿为尚书仆射，留存许昌，主持国政，回朝后封他为抚军大将军，曹丕死时他仍是托孤人之一。曹睿继位后，封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上表镇守西凉，总督雍、凉等处兵马。孔明伐魏前，对司马懿深有顾虑，遂使用反间计，使曹睿罢免了他的兵权，司马懿遂被削职回乡，在宛城闲住。孔明入寇中原，战果辉煌，魏国无有敌手。司马懿在太傅钟繇的保举下官复原职，并被曹睿加封为平西都督。司马懿一复职，即就近平定了降将孟达的叛乱，曹睿授给他遇事先斩后奏的特权，令他出关破蜀。司马懿奉诏迎敌，一开始就以重兵夺取蜀兵占据的咽喉重地街亭，使诸葛亮全局被动，只好全线撤退。其后，司马懿与大将军曹真相配合，在祁山一带防御蜀兵，使诸葛亮屡战无功，无法得手。诸葛亮死后，曹睿封司马懿为太尉、总督军马，负责魏国的所有边防事务。燕王公孙渊在辽东反叛，司马懿出奇制胜，大败公孙渊于襄平。曹睿死时，将太子曹芳特意托付于司马懿。曹芳继位后，大将军曹爽暗中排挤司马懿，并让曹芳加懿为太傅以削其兵权。司马懿佯装病重，麻痹曹爽，在曹爽陪魏帝外出之际，于都城发动兵变，夺回了兵权。事后，曹芳封司马懿为丞相，加九锡，并令其与二子司马师、司马昭同掌国事，魏国政权至此尽归司马氏。司马懿死后，司马氏继续掌握魏国政权，直至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逼迫魏帝禅位，建立晋国。
司马懿是魏国后期的擎天之柱，是晋国政权的实际创始人，他的领导性格在如下三个方面显得尤其出众。
棋逢对手、司马王牌对诸葛王牌
司马懿首先是一名战略家，自随曹操出战起，他在军事上提出过许多重大的建议，这些建议均显示了他战略上的深谋远虑，有些建议的实施甚至对当时的天下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曹操夺取汉中后，司马懿以主簿身份向操建议说： “刘备以诈力取刘璋，蜀人尚未归心。今主公已得汉中，益州震动，可速进兵攻之，势必瓦解。”（第六十七回）刘晔也赞成司马懿的建议，但曹操不愿“得陇望蜀”，遂未采纳这个建议。连刘备的心腹官员法正、孔明也将这看成是曹操用兵的一次憾事，曹操本人后来对这次错失良机也感到非常后悔。刘备自立为汉中王后，曹操非常恼怒，欲起倾国之兵以讨伐。这时，司马懿出班献计，他建议曹操联络孙权出兵攻取荆州，而魏国出兵取汉、川，使刘备首尾不能相顾。由于司马懿的这一建议，于是才有吕蒙偷袭荆州、关羽败走麦城、吴蜀彝陵之战等后事。魏国在吴、蜀的拼杀、消耗中显得力量愈大。刘备死后，魏国老臣贾诩主张等待时机以进攻蜀国。司马懿则提出了乘时进兵的建议，他联络西羌、南蛮、东吴、上庸孟达四股势力，组织五路兵马大举伐蜀，一时声势浩大，只是由于诸葛亮精于治国用兵，才使蜀国转危为安。司马懿的这次伐蜀主张，显示了他作为年轻将领的进取之心和作为军事战略家的博大胸怀。
在魏蜀相争的战场上，司马懿是诸葛亮的死对头。司马懿曾对部下讲： “孔明智在吾先。”（第九十九回）的确，在调兵、遣将、摆阵、用计等军事战术方面，诸葛亮堪称无可匹敌的高手，然而在军事战略方面，司马懿还是比诸葛亮略高一筹。诸葛亮二出祁山，魏国折兵损将。这时，司马懿对曹睿讲： “臣算蜀兵行粮只有一月，利在急战，我军只宜坚守。陛下可降诏，令曹真坚守诸路关隘，不要出战，不须一空城计
月，蜀兵自走，那时乘虚而击之，诸葛亮可擒也。”（第九十八回）司马懿深知敌我双方各自的优势和劣势，他在军事战略上采取的原则是： 第一，把军事斗争控制在自己的优势圈中，以暴露敌人的短处；第二，绝不轻易进入敌人的优势圈中。根据这两条原则，他对诸葛亮采取了深沟高垒、拒不出战的作战方针，于是就把军事斗争的主动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尽管诸葛亮精于治兵，夙夜操劳，鞠躬尽瘁，但却无济于事。而且司马懿尽管中过孔明的反间计、空城计、诈败计、诈降计，多次上当受骗、人格受辱，但终归是战争的胜利者。
平定孟达叛乱时，司马懿迅速出击，先斩后奏，造成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平定公孙渊叛乱时，他出奇制胜，围而不打，迫使敌军自己溃逃，最后以少克多。他对两次用兵的不同作了解释： “昔孟达粮多兵少，我粮少兵多，故不可不速战，出其不意，突然攻之方可取胜。今辽兵多，我兵少。贼饥我饱，何必力攻？正当任彼自走，然后乘机击之。”（第一百六回）两次平叛表现了司马懿丰富的战略思想和军事才能。
识人不亚于玄德
司马懿是一个战略家，他对军事人物的才能和水平都有比较正确的估计，能在军事斗争广阔而纷繁的舞台上识辨人才。他一奉诏出关迎敌，就举荐右将军张郃为前锋。张郃是来自袁绍集团的降将，在保守汉中时屡败于蜀军，几乎被曹洪斩首。但司马懿却能发现他的才能并加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