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当了两个月"地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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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当了两个月"地老鼠"- 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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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色的样子。小宋莫名其妙为她打了一架,局外人只有我知道原委。我心想,哪天要点拨一下小宋才行,不然还不知道要惹出什么祸来。小宋走后,老板坐到床沿上,犹自意难平,跟我唠叨着:“你说说,如今这小年轻的,怎么没人性?正事不干,就知道撩骚!我好几次跟他说,让他学学你老,人家露露送上门都不要。干事就得有干事的样子!”我哭笑不得,只好说:“你消消气。年轻人火力旺。你也体谅一下。我不同,我基本上就算是哑火了。”一句话,把老板说乐了,连埋头写画的鲁花也偷偷掩着嘴笑。一场风波就此过去。

  隔了几日,老板在走廊里遇见我,把我拉到一个角落,悄悄问我:“咱们都是老同志了,我就不耻下问了啊。你知不知道有什么药治这个不举的?”我心里暗自诅咒,嘴上却说:“我也不清楚。我的法子就是少办事。”老板露出一丝遗憾神色,忽而又想到了什么,便凑近我,用几乎耳语的声音问了我一句话:“我可没有歹意啊,你老是不是。。。。。。练功的啊?”我愣了一愣,哈哈大笑:“你想到哪去了?我倒是想练童子功呢!”老板略显尴尬,赔着笑说:“不是就好,不是就好。这两天派出所可能要来查。”

  (10)

  应该承认,本文从“露露来访“这一节开始,我用了一些文艺笔法。然而,所有的情节都是有事实根据的。小宋,露露,鲁花,老板,甚至那两个商量着要每天煮土豆度日的唐山小伙子,在真实世界中都实有其人,至今我眼前还能清晰地浮现出他们的各种表情。在那个阴暗的地下室里生存,人们苦熬着冬日。鲁花与老板的情况要好一些,但他们并没有脱离底层的那张网。真正的太阳并没有照到他们心里。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两年多了,但我在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仍有一种悲愤感。地下的生活使我体会到一种巨大的不公平。我无法从头到尾用刚开始的那种平静笔调把生活记叙下来。有一种东西,棉絮一样,拥塞在我心头。似乎我不用文艺的笔法,不在文字中加些调侃,浓重的悲情会使我这叙述戛然而止,难以为继。我只是竭力想使气氛稍轻松一点,为了自己,也为了读者。因此就有了这个奇特的跨文体的文本。

  生活在北京高尚社区的人们,不会有余暇想到,在距离城市正中心十几公里远的地方,有这样一类灰色的人群,默默无闻地蠕动于地下。甚至所有生活于地上的人们都不会想到:这些人,与我们呼吸着相同的空气,操着同样的母语,有着共同的思维习惯,但却不能和我们坦然分享阳光。

  生活是灰色的,它不会像我以上的叙述那样趣味盎然。地下室固然是个小社会,但也不可能天天都上演令人解颐的轻喜剧。它更多的是死寂,单调,无奈。人们的表情并不丰富。奔波,生存,抵抗艰难的生活环境,就是全部的日常内容。我在那里的两个月,很少听到有笑声,几乎听不到音乐。黝暗的灯永远亮着,也就意味着太阳永远照不到这里。

  我至今仍记得小宋每天风尘仆仆,来回坐四个小时的公交车,一趟趟地去大钟寺,去北郊的养牛场,去拜访从报纸上看到的成功人士。他期望有人能慧眼识珠,并坚信奇迹马上就会发生。以我的经验,像他这样赤手空拳的人,在三四年内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但我不忍心将此说破。我不能直视他在向我求教时那种狂热信徒般的眼神。

  我也不能忘记单纯而倔强的小鲁花。这份工作可能是她终身难忘的一份工作。正是这份工作,使她从穷乡僻壤来到了这个在世界上都排名靠前的大都市。我们都市人习以为常的塔楼,电梯,立交桥,可能曾是她梦中的天堂。她是那样虔诚地对待这份工作,我最经常看见的她,就是在埋头算帐的样子。宿费,电话费,小百货,三本帐可以说完全烂熟于心。她没有休息日,没有女伴,没有自己的私密空间。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想哭诉时,思念母亲时,想歌舞欢乐时,又怎么办?她究竟有没有一个桃红色的少女之梦?即使她和老板有了那种关系,我仍然认为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所接触到的少数最为纯洁的人之一。我不可能有力量拯救她出苦海,我甚至不忍心对她进行基本的启蒙。因为我记得那句话:最大的痛苦,是梦醒了无路可走。。。。。。

  我还记得露露。诚然,她的那次拜访,只是一次平平常常的拜访,不会有那么多戏剧色彩,但是她让我认识到了一个从事非道德职业的女性,对于事物的理解和我们普通人一样。在走廊里,在水房里,她的的确确是经常对我抱以善意的笑。我知道,那决不是为了钱,她分得清善良与丑恶。露露除了要承担与其他人一样沉重的生活压力之外,她还要多承担一份道义蔑视的压力。但是我从没看到过她灰心丧气或者尖酸刻薄的神情,她永远朝气蓬勃。我不知道她具体的谋生情况,她不是大学生,进不了天上人间那种地方,在金钱堆积起来的庞大世界里,我不知道哪里才是她的生存空间。我只觉得,她比我要坚强得多。

  两个唐山的小伙子是我的邻居,我们每天都要打照面的。我后来发现,他们真的是每天从市场提回一袋土豆,在小屋子里过着不为人知的艰苦生活。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我不知道这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属于他们的----豪华,欢乐,成功或漂亮女孩子。。。。。。他们是鼹鼠,在漆黑的地下翻找着一切可以吃的东西。

  那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些人,都是生活于地底下的老鼠。我们已经不可能顾及到尊严了。严寒的尾巴是这样漫长,春天迟迟不到。清夜里,我独自走在松榆里寒风凛冽的小街上,望见所有楼房里的灯窗都温暖得诱人。世界很大,可是,哪一个明亮的窗户属于我?读者们可能有过度日如年的感觉,但决不可能有过一小时一小时捱时光的感觉。漫长的寒夜,它太广大了,无处不在,覆盖了我们的半球,我的曙光真能够像预期的那样到来吗?

  (11)

  冰雪终于渐渐走远,小区内的草坪与柳梢,都有了些可以遥看的绿意。正午时太阳不错,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可以说北京的春天已经来啦。只是,地下室的温度并没有因此而升高。外边是春天,里面还是冬天。

  我不是个没吃过苦的人,在座的读者,恐怕不会有谁用手抓过农家肥,不会有人一天干过十六小时重体力劳动,不会有人住过冬季深山里的小窝棚,更不会有人在小煤油灯下无望地苦读过。这些,我都经历过。甚至我自己就做过八年社会最底层的人。这次住进地下室,并不是我生平头一次吃苦。但苦难感却好象超出了我的承受底线。因为早在三十年前,我就永远脱离了底层。虽然我有时也想起那时的事和那时的人们,但我决没有想到过,在世纪之初还会有如此艰难的境遇,有这样一群无望的人们。

  在乡下的时候,冷了,可以烤火,睡觉也有火炕。冰冷的床,是那些身强力壮的北方农民也吃不消的。而在这个地下室里,你会觉得世界上所有的热源都已耗尽了。墙上靠墙的地方,有以前的住客贴上去的报纸,那报纸永远是潮乎乎的。市内的空气像冰块,无处可躲。我有电热毯,点着它,还要盖上两层被子才能御寒。可是,有的人却是干挺着的,他们舍不得买电热毯,也用不起电。小宋在我面前坐着的时候,总是在身上左挠右挠的。他一面就咒着:什么鸟屋子,睡长了真要睡出病来!

  他一趟一趟往市内跑,每天晚上都要跑来擂我的门:老总老总,我来跟你汇报汇报!孤苦无助的人,也许很需要有人分享这奋斗的艰辛。坐在我那里,他不厌其烦地描述白天怎么去叩见成功人物的过程。接待小姐的态度如何,助理人员的表态如何,大约还有几天就可获得大人物的召见。他手头有五六份装订得很时髦的策划书,反复掂量着,该给谁,不该给谁?人家会不会认真看,看过后能不能看出这创意的巨大含金量来。我问他:你连吃饭都勉勉强强,哪来的钱搞这么漂亮的策划书?他得意地笑了,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嘛。我哪里舍得这么搞。可是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啊!我又问:一本要多少钱啊?他又笑:其实最后没花多少钱。我把底稿拿到打字店,一边搞就一边聊,诉苦吧,施苦肉计,一直要击中老板的软肋,把打字小姐眼圈儿也给说红了。最后的结局就是,店老板大手一挥说,兄弟,谁都有为难遭灾的时候,别泄气,这东西我只收你半价。今后尽管再来,费用先欠着,别跟我提钱!谁不是这么过来的?小宋朝我一挤咕眼,末了说:你看,这不就少花钱多办事了么?

  他的梦,寄托在成功人士的案头,策划书被秘书送进了大人物的办公室。他们何时能抽空翻翻?在他们眼里,小宋不过是无数狂想者中的一个。十几页上的文字图片,能不能使老总们灵光闪现,抓住价值所在,看过之后微笑着吩咐秘书;把那小伙子叫来吧!这种希望,太渺茫了。往往是,三天过去了,小宋笑笑说:贵人多事,还没来得及看呢。六天过去了,小宋有点坐立不安:怎么回事?忘了吗?等吧,没法子!十天过去了,小宋有些沮丧:唉,准是不感兴趣。只要给我五分钟,五分钟啊,准说动他!妈的那个秘书,准没说什么好话。没一点儿现代企业的意识,他怎么就能当上老总的秘书?

  这样的过程成了轮回,我一次次听着,帮他分析着,鼓励他耐心等,尽管我知道,那成功的机率简直就和一颗陨石砸到脑袋上一样,微乎其微。

  树渐渐绿了,小宋的棉夹克换成了春秋夹克。匆忙的他仍是一大早就出发,不知疲惫。我知道,他是想始终保持一个“在路上”的状态。人在奔波,就要少一点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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