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唔该”被您老人家如此惠顾的。不过，“唔该”归“唔”，劳驾还得照旧劳驾。只不过自己得了实惠以后，道一声“唔该晒”就好。
显然，这里仍有某种商业气息在里面。因为所谓对方“唔该”（不该），其实是盖因自己“唔抵”（不值）。双方好像做了一笔不等价的买卖，当然要道谢。
请求帮助和表示感谢的人既然自己认为“唔该”（不该）或“唔抵”（不值），被感谢的人当然也不能表示受之无愧，而必须说“湿碎”或“湿湿碎”。湿，也就是“湿柴”，碎，当然是“零碎”。湿柴烧不着，零碎不足道，一声“湿湿碎”，也就抵消了对方的歉意。这意思无非是说：我这一点点“小帮小忙”、“小思小惠”，实在“唔该”（不该）受此重谢。那意思，就好像只卖了一碗白粥却收了十块钱小费似的。这样一来，双方当然都很体面，也都很高兴。所以，广州人在要请别人帮忙或受惠于人时，总要说一声“唔该晒”，而对方也多半会说“湿湿碎啦！”
这就颇有些像咱们“国语”中的“对不起”和“没关系”。所谓“对”，就是“面对”。既然是面对，那就要有“面子”。没有面子，就不能面对，也就会“错过”或“耽误”，这就是“错误”。所以，一个人，如果犯了错误，误伤了别人的面子，就要说“对不起”。这意思是说，我原本也想“对”的，只是因为自己面子太小，想“对”而“对不起”。接受道歉的人当然不能公然承认对方的面子“对不起”自己的面子，便只好说“没关系”。也就是说，咱们根本就没有“面对”过，哪里存在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事情？不过现在既然已经“对话”了，自然还是“对得起”。这样一来，当然大家都有面子。
上述说法的共同特点，是贬低自己抬高对方。这也是咱们的“国风”，礼义之邦，抑己扬人。不过，“对不起”是贬低自己的“人格”，“唔该晒”和“湿湿碎”则是贬低自己的“价格”。因为所谓“湿柴”，原本是指国民党政府垮台前发行的那种不值钱的“金圆券”，而“碎”则有“碎银子”之意。广州是“市”，当然说来说去，一不小心，就总会说到“钱”上去。
看来，广州人和北方人一样，也是要念“面子经”的。只不过，北方人的“面子经”，主要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广州人的“面子经”，则更多了一些“经济学”的内容。
广州人的“面子”，有个洋名儿，叫“菲士”，亦即“face”（脸）。一个广州人，是不可以没有“菲士”的，就像不能没有脸一样。穿名牌衬衣着名牌皮鞋戴名牌眼镜，是为了“菲士”；把家里装修得像“星级宾馆”，年节时婚礼上散发馈赠的“利市”（红包）胀鼓鼓的，自然也是为了“菲士”。如果是未婚男女相睇（相亲），或带“小蜜”到咖啡厅“密斟”（密谈），当然更要讲究“菲士”：地点须是“五星级”，出入自然“打的”（有私家车则更好）。至于“家底”如何，则又另当别论。不管怎么说，唔可以没晒“菲士”的。
什么人最有“菲士”？自然是“波士”。“波士”就是领导者、负责人、老板、头儿、上司。这些人，颐指气使，说一不二，自然是派头十足，“菲士”大大地有。更何况，广州人的头脑里，既有传统社会中的等级观念，又有商业社会中的经济意识，对于既有权又有钱的“波士”（老板），当然至少是会客气得很。
说起来，“波士”这个词，倒也一语双关，妙不可言。“波”这个词，在广州话中多半指“球”，比如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但不包括网球、羽毛球、康乐球等）。所以，打球叫“打波”，看球叫“睇波”，而球艺特佳者便叫“波霸”。如此，则“波士”岂非就是“球人”？饶原生《粤港口头禅趣解》一书说，港人最早使用“波士”一说，可能是因为老板的大腹便便而对“波”（球）产生了联想。这当然只不过是有意的“趣解”。因为“波士”是“boss”的音译，意谓总经理、大老板、资本家，波则是“ball”的音译，不搭界的。
不过，把老板（波士）看作“球场上的人”，也没有什么不合适。因为商场如战场，战场亦如球场，都是群雄逐鹿心竞力争必须一“搏”的地方。同时，也正如饶原生所说，是“观众们的眼睛聚焦所在”，所以亦无妨视彼“波”为此“波”。况且，视商场或官场如球场，比起视之如战场来，总多少要让人觉得轻松一点。
也许，这又体现了广州文化的一个特点，强调意念作用，讲究心理调节。它的一个极端的表现，就是所谓“意头”。
广州人的讲究“意头”，在外地人看来，几乎到了“神经病”的地步。公司开张、儿女婚嫁固然要“择吉”，便是随便吃点什么东西，也要讲“意头”。广州菜肴五花八门、丰富多彩、数不胜数，“意头”也就讲究得无奇不有。比如，发菜蚝豉叫“发财好市”，发菜猪手叫“发财就手”，发菜香菇叫“发财金钱”，这些菜在喜宴上特别受欢迎。至于猪舌谐音“赊”，猪肝谐音“干”（枯），丝瓜谐音“输”，苦瓜有个“苦”字，当然叫不得，于是改叫“猪利”、“猪润”、“胜瓜”、“凉瓜”。广州姑娘爱吃一种名叫“士多啤梨”的水果，外地人还以为是什么进口新品种。及至拿来一看，才恍然大悟：“不就是草莓
！”广州人一听这话，立马就会叫起来：“衰过你把口！乜‘霉霉’声。”
这就未免让人有动辄得咎之虞。事实上，外地人到广州，常常被告诫说话做事要注意“意头”。比方说，朋友结婚，断然不可送钟（终）、梨（离）之类，否则你花了钱还不落好。于是外地人只好苦笑：这算什么事吧！也有人说：投机心理嘛！还有人解嘲似的说：广州人反正“投资”、“投机”分不清。他们既然要“投资”，就免不了会要“投机”啦！
对于广州人这种讲究“意头”的文化习俗和文化心理，我倒是主张无妨宽容一点。好歹这种讲究并没有什么恶意。关键在于讲究者们自己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如果是真信那玩意，而且信到“执迷不悟”的程度，当然是“迷信”，既可笑，又不必。如果只是表达一种愿望，说说而已，就没有什么非纠正不可的。当然，其不宜提倡，也毋庸置疑，因为从人类学的角度讲，这无非是一种“巫术遗风”。都什么年头了，还信巫术。
事实上，广州人也并不认为“意头”就是决定一切的。
广州有这样的话：“唔好靠撞彩”，意思是要靠自己努力，不要靠碰运气。如果只想碰运气，那就会“望天打卦———没着落”。“迷信”的广州人，居然会说出这么一句嘲讽算命先生的歇后语，想想真是好笑，却也并非没有道理。旧时广州算命先生多，而广州的天气又多变。没准那算命先生刚刚夸下海口，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就会把他浇成个落汤鸡。于是乎，丢了饭碗的算命先生，便只好“望天打卦”，给老天爷算命。所以，当广州人问起某件事是否落实时，往往就会诙谐地说上一句：“望天打卦。”
“望天打卦”靠不住，靠得住的便只有自己。
所以，广州人极其看重一个“搏”字。中国第一位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就说过：“人生能有几回搏？”这正是“广州精神”的一种体现。广州方言中有不少表现这种拼搏精神的话，比如“照杀”、“擒青”、“搞掂”，甚至“搏晒老命”。“搏晒老命”当然是“拼了老命”，而“照杀”则是“下定决心”。比方说：“呢件事几大都照杀”，就是“这件事无论如何也要完成”的意思。“下定决心”要用“照杀”这样“杀气腾腾”的词来表达，无非表示了一种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决心。有此决心，当然也就能把事情样样“搞掂”。为了“搞掂”，哪怕鲁莽（擒青）一点，或被人视为“擒青”，也在所不惜。这是什么精神？当然是拼搏精神。
有此精神，故广州人不怕“食头箸”，也就是“敢为天下先”。事实上，广州和整个广东地区的经济腾飞，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种敢于“食头箸”的精神。许多内地人连想也不敢想的事，广州人和广东人连想也不去想就做，等到内地人醒悟过来，也照着广东经验来做时，其差距已不可以道理计。这，便正是“市”优于“城”和“镇”的地方。因为“市”是以经济活动为命脉的，而任何一个所谓“经济人”都明白，商战有如艺术，最忌讳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胜利的桂冠永远只属于敢于“食头箸”的人。
广州人敢于“食头箸”，也敢“炒鱿鱼”。
炒鱿鱼，是粤港两地的流行语，现在已为国人所熟知。它的意思，就是“丢饭碗”。因为广州人炒鱿鱼多为炒鱿鱼卷而非炒鱿鱼丝。精巧的刀功加热油武火，鱿鱼片就会卷曲起来，颇似丢了饭碗卷铺盖走人之状。不过我们说广州人敢于“炒鱿鱼”，却不是指老板敢“解雇”，而是指员工敢“跳槽”———“炒”老板或单位的“鱿鱼”。正如“个体户”最早出现在广州，“炒鱿鱼”也最早是在广州成为风气。当许多内地人还恋恋不舍于“大锅饭”、“铁饭碗”，不愿告别“单位”，担心可能“下岗”时，广州人早就在“跳来跳去”。
在今日之广州，至少有两件事是大家都习以为常的：一是“炒更”，即业余兼职；二是“跳槽”，即另谋高就。也许，除深圳这个经济特区外，广州“炒更”和“跳槽”的人是最多的，空间也是最大的。在广州，换了职业换了单位，比换了老婆更不值得大惊小怪。没有人会在乎你跳来跳去，也没有人会指责你心无定性。对于生活在一个最大市场中的人来说，这和货物的出出进进、商品的花样翻新没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