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讲完，然后在彼此都觉得意犹未尽、万分遗憾的时候，一面说“下次再来”一面赶往机场或车站。
为了求效率，车子永远走在高架桥或高速路上，而古老的中国为了急切地与国际接轨，总是采取最剧烈的开刀方式，对准老城区一刀切下，开肠破肚。于是走在城市内的交通动脉上，望出车窗，看见的，多半是削了一半的红砖老楼，拆得残垣断壁的庭院，半截横梁，几根危柱，满地狼藉，有如未清理过的带血迹的手术现场，巨大的“拆”字像秘密判决一样，喷在墙头。
有的城市，我会暗暗决定，再也不回来。有的，那二十分钟的叙述留下几个难忘的片段，记在心里，还想探索，或者，在快速驶过的手术现场，瞥见一点点“手术前”的沧桑的美貌：一条树影幽深的巷子，一排姿态妩媚的老楼，半边隐约的飞檐塔影，一个长满青苔水藻的斑驳码头。吉光片羽掠过，但是心里知道：我要回头，要单独地、专注地回头来认识这个城市。
广州，就在这个必须“回头”的名单上。
2
1月21日早上，看看窗外的天，灰灰的，感觉沉静，是个“出走”的好天。对一个持台湾护照的人而言，随兴“出走”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因为随便在地球仪上挑出一个城市来，多半需要办签证，这一个念头，足以冷却掉任何想“出走”的冲动。
拿好台胞证，“出走”第一站是湾仔的中国旅行社，办签证。
第一次办的时候，别人只需要等个十分钟，我却足足等了半个多小时。去问那坐在柜台里的小姐怎么回事，她斜斜地睨着我，似笑非笑地说，“那你当然要等啰，你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吗？”她的坦白让我吃了一惊。
每次来都要等得比别人长，大家也就有了默契。小姐看见我来，还说“请坐”，一副心照不宣的样子。坐下来，透过玻璃看着她，她也看看我，很安静；但是在玻璃内与玻璃外之间，隐藏着一个深不可测的巨大空间，深得听不见一点回音。
3
火车缓缓开动，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足够温习一下自己对广州的零碎印象：南越王赵佗在广州建宫殿、苏东坡在广州欣赏寺庙、洪秀全在广州拜上帝、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课、梁启超在广州写文章、七十二烈士在广州起义、孙中山在广州开会、蒋介石在广州练军、陈寅恪在广州写《柳如是别传》、鲁迅在广州开书店、郁达夫在广州饮茶……
一番胡思乱想，火车快进东站，才开始翻开手边的旅游小册：
光孝寺：唐仪凤元年（676年），禅宗六祖慧能在此受戒，开创佛教禅宗南宗之先河。
我吓一跳：十五年的深藏，风动幡动的哲学辩论，菩提树下的剃度，竟是在广州吗？为何在历次的广州行中，无人提及？再看下一则：
华林寺：梁武帝大通八年（534年），西竺高僧达摩乘舟至广州，在此登岸，并建茅舍。
只有短短两行字，却重如千钧，我心跳得厉害。曾经在西安碑林看明朝疯癫和尚画的《达摩东渡图》，也约略记得《祖堂集》（952年）里叙述的梁武帝和达摩对话的机锋：
武帝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师曰：廊然无圣。帝曰：对联者谁？师曰：不识。又问：朕自登九五以来，度人、造寺、写经、造像，有何功德？师曰：无功德。……
菩提达摩与政治人物话不投机，北上黄河，面壁九年，然后有慧可的“断臂立雪”的传奇。《楞伽师资记》里慧可的话曾经令我彻夜清醒，难以入睡：
吾本发心时，截一臂，从初夜雪中立，直至三更，不觉雪过于膝，以求无上道。
原来达摩一苇渡江，禅宗初始之处，也在广州，为何无人告我？
旅客都走光了，光孝寺，华林寺，我边念着名字，边提起背包跌跌撞撞下车，踏进广州，已是暮色沉沉。
4
早晨的珠江带点雾意，好像那江水还没醒过来。我放弃早餐，背起背包奔出爱群酒店。站在长堤大马路斑马线上，车辆不让人，根本过不了街。转身将背包里的地图取出，决定了路线：江在南，寺在北。先去十三行看老建筑群，再回头沿海珠路往北走。
过了马路，将地图放回背包，发现背包的拉链大大地打开，里面是空的。我停下脚步，看看周边的人，一个乞讨的孩子，三个发广告传单的青年，药店前倚着闲闲的店员，几个过路的男女。这是一个城市的街景，看起来，什么都没发生。
我几乎是踩着云雾走回酒店的，心里想的是：台湾护照、台胞证、香港出入境许可、香港身份证、台湾身份证、德国出入境许可、德国和台湾驾照、不同银行的信用卡……都没有了。而且，我身无分文。
走遍了全世界、穿过无数国界和边境的人，马上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是一个失去了身份证明的人。
要是哪一个朋友在此刻出现，我一定抱头痛哭给他看。
两个基层警员倒是五分钟之内就来到酒店，但是到了派出所，一个警员却花了九十分钟的时间做笔录。笔录，其实只有那三百来个字，抄下我已经写下的失窃项目。我以为他会立即“办案”，譬如说，管区警员可能熟悉那一区的窃盗集团，会试图联系；譬如说，路口和酒店都装了监视电视，马上把出事时段的录像带调出来检视；譬如说，询问酒店的工作人员，追查线索……
九十分钟过去了，我才发觉，警察唯一做的，是写好笔录，发给我一张报案失窃证明，以便我能到出入境管理处申请临时台胞证。其他的，都别想了。
上午十一点，到了出入境管理处。空空的大楼，这是星期六。一个穿警察制服的人坐在一个电话机旁。窗子开着，冷风呼呼吹进来，他看起来冻得发抖。
显然只是个接电话的人，值班的官员不在。他拨通了值班官员的电话，然后将话筒交给我，我开始解释自己的困境：证件全没了，明天必须回到香港，请问怎么处理？
“今天是星期六，没人上班。办你这个，要好几个部门的人，礼拜一再来。”
“对不起，可是我明天得回到香港──”
电话里的人很恼火，打断我，“你告诉我为什么明天要回去？”
我愣住了。他相当愤怒地说，“你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明天回去？你把理由给我说出来。”
我想说，您没有权利要求我告诉您我为什么一定得回去，这属于一个公民的个人隐私；我想说，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政府是有义务为它的公民和访客解决急难的；我想说，在一个法治的政府里，所谓值班，就是您无论如何不能离开这个位子；我想说，您能不能不用这种恶劣的口气和我说话……
我都没说，只是问他，“您不是值班吗？”
“我没要你跟我说话，”他说，“告诉你，我这是在为你服务，你搞清楚。你说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明天回去？”
我决定投降：“星期一上午大学有事。”
电话突然挂掉了。
那冻得手背发白的人问，“他说什么，马上来吗？”
我摇头，“不知道啊，他挂了电话。”
“喔———”他想了想，“那我帮你再打。”
又接通了，他听了一会儿，放下听筒，说，“他去找人，要你等着。”
“是等十分钟？还是一小时？还是三小时？还是……”
他似乎也很为难，然后再度勇敢地拿起话筒，“她问要等多久或者能不能讲定一个时间？”
放下话筒，他说，“他也不知道，因为他要去找齐其他部门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找得到人。”
看着他在冷风里瑟缩的样子，我说，“您实在应该穿着大衣坐在这里，这儿太冷了。”他摇摇头，说没关系。
然后又拿起话筒，“小姐问能不能约个时间？”
听了一会儿，他高兴地说，“他会派一个人下来这里收件，然后你下午四点再来取临时台胞证。”
“您不能收件？”
“不能。”
“下来收件，”我说，“那表示上面有人在值班？”
“不知道。就等吧。”
“要等多久呢？”
“不知道。”
二十分钟以后，下来了一个小姑娘，来“收件”。
下午四点，准时回到大楼，还得等。极宽阔空荡的大厅，没有一张椅子。送来稿费救急的朋友问警卫，楼上有位子，可以上去坐吧？警卫懒得理，摇手表示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我走过去把警卫的椅子搬过来，有点生气地对他说，“那麻烦您去搬几张椅子过来让我们坐着等。”
他奇怪地看看我，我泄气地坐下。我干吗为难他？他不会知道，政府部门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大厅里理所当然应该有椅子给市民坐。没有椅子，他应该觉得抱歉。他的工资，都是市民缴的税所发的。可是，如果他的长官们，还有长官的长官们，还有长官的长官的长官们，都没有这种意识，你要求他什么呢？
四点二十分，有人出现了，拿着一本新的台胞证。“要收费，七十元。”
朋友从口袋里掏出钱，她说，“不行啊，我不能收钱。得负责收钱的人来开收据收钱。”
“那──收钱的人在哪里啊？”
“要找找啊……”
我真想一把抢下她手里的证件就跑。
5
有了台胞证，可以离开内地，但是不代表可以进入香港。
上了从广州开往九龙的直通车。到了关卡，直接找香港海关的官员，解释了状况。他将我带进一个办公室，指着一张椅子，说：“请坐。”
这是星期天晚上八点半。另外几个显然也是入境手续有问题的人，正坐在一张长凳上等候，其中一个是非洲喀麦隆人，穿着拖鞋，露出所有的趾头。
六个制服齐整的边境官员正在忙碌。他们工作的神情专注，和同僚说话时，又显得轻松愉快。一个女性官员甚至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时，用的是小女生跳格子的轻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