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净的孩子，棉袄棉裤，腰间系带。警察用的鞭，没看仔细，好像就是警棍头上的绳圈。
“呜！”抽下去，一下又一下，把孩子逼在墙根。孩子很可以跑而不跑，仰头望着他，
皱着脸，眯着眼，就像乡下人在田野的太阳里睁不开眼睛的样子，仿佛还带着点笑。事情来
得太突兀了，缺乏舞台经验的人往往来不及调整面部表情。
我向来很少有正义感。我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然而这一回，我忍不住屡
屡回过头去望，气塞胸膛，打一下，就觉得我的心收缩一下。打完之后，警察朝这边踱了过
来，我恶狠狠盯住他看，恨不得眼睛里飞出小刀子，很希望我能够表达出充分的鄙夷与愤怒
，对于一个麻风病患者的憎怖。然而他只觉得有人在注意他，得意洋洋紧了一紧腰间的皮带
。他是个长脸大嘴的北方人，生得不难看。
他走到公众厕所的门前，顺手揪过一个穿长袍而带寒酸相的，并不立即动手打，只定睛
看他，一手按着棍子。那人于张惶气恼之中还想讲笑话，问道：“阿是为仔我要登坑*K？”
大约因为我的思想没受过训练之故，这时候我并不想起阶级革命，一气之下，只想去做
官，或是做主席夫人，可以走上前给那警察两个耳刮子。
在民初李涵秋的小说里，这时候就应当跳出一个仗义的西洋传教师，或是保安局长的姨
太太（女主角的手帕交，男主角的旧情人。）偶尔天真一下还不要紧，那样有系统地天真下
去，到底不大好。
草 炉 饼
前两年看到一篇大陆小说《八千岁》，里面写一个节俭的富翁，老是吃一种无油烧饼，
叫做草炉饼。我这才恍然大悟，四五十年前的一个闷葫芦终于打破了。
二次大战上海沦陷后天天有小贩叫卖：“马草炉饼！”
吴语“买”“卖”同音“马”，“炒”音“草”，所以先当是“炒炉饼”，再也没想到
有专烧茅草的火炉。卖饼的歌喉嘹亮，“马”字拖得极长，下一个字拔高，末了“炉饼”二
字清脆迸跳，然后突然噎住。是一个年轻健壮的声音，与卖臭豆腐干的苍老沙哑的喉咙遥遥
相对，都是好嗓子。卖馄饨的就一声不出，只敲梆子。馄饨是消夜，晚上才有，臭豆腐干也
要黄昏才出现，白天就是他一个人的天下。也许因为他的主顾不是沿街住户，而是路过的人
力车三轮车夫，拉塌车的，骑脚踏车送货的，以及各种小贩，白天最多。可以拿在手里走着
吃——最便当的便当。
战时汽车稀少，车声市声比较安静。在高楼上遥遥听到这漫长的呼声，我和姑姑都说过
不止一次：“这炒炉饼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现在好些人都吃。”有一次我姑姑幽幽地说，若有所思。
我也只“哦”了一声。印象中似乎不像大饼油条是平民化食品，这是贫民化了。我姑姑
大概也是这样想。
有一天我们房客的女佣买了一块，一角蛋糕似地搁在厨房桌上的花漆桌布上。一尺阔的
大圆烙饼上切下来的，不过不是薄饼，有一寸多高，上面也许略洒了点芝麻。显然不是炒年
糕一样在锅里炒的，不会是“炒炉饼”。再也想不出是个什么字，除非是“燥”？其实“燥
炉”根本不通，火炉还有不干燥的？
《八千岁》里的草炉饼是贴在炉子上烤的。这么厚的大饼绝对无法“贴烧饼”。《八千
岁》的背景似是共党来之前的苏北一带。那里的草炉饼大概是原来的形式，较小而薄。江南
的草炉饼疑是近代的新发展，因为太像中国本来没有的大蛋糕。
战后就绝迹了。似乎战时的苦日子一过去，就没人吃了。
我在街上碰见过一次，擦身而过，小贩臂上挽着的篮子里盖着布，掀开一角露出烙痕斑
斑点点的大饼，饼面微黄，也许一叠有两三只。白布洗成了匀净的深灰色，看着有点恶心。
匆匆一瞥，我只顾忙着看那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的食品，没注意拎篮子的人，仿佛是个苍
黑瘦瘠中年以上的男子。我也没想到与那年轻的歌声太不相称，还是太瘦了显老。
上海五方杂处，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反而少见。叫卖吃食的倒都是纯粹本地口音。有些土
著出人意表地肤色全国最黑，至少在汉族内。而且黑中泛灰，与一般的紫膛色不同，倒比较
像南太平洋关岛等小岛（Ｍｉｃｒｏｎｅｓｉａｎ）与澳洲原住民的炭灰皮色。我从前进的
中学，舍监是青浦人——青浦的名称与黄浦对立，想来都在黄浦江边——生得黑里俏，女生
背后给她取的绰号就叫阿灰。她这同乡大概长年户外工作，又更晒黑了。
沿街都是半旧水泥弄堂房子的背面，窗户为了防贼，位置特高，窗外装凸出的细瘦黑铁
栅。街边的洋梧桐，淡褐色疤斑的笔直的白圆筒树身映在人行道的细麻点水泥大方砖上，在
耀眼的烈日下完全消失了。眼下遍地白茫茫晒褪了色，白纸上忽然来了这么个“墨半浓”的
鬼影子，微驼的瘦长条子，似乎本来是圆脸，黑得看不清面目，乍见吓人一跳。
就这么一只篮子，怎么够卖，一天叫到晚？难道就做一篮子饼，小本生意小到这样，真
是袖珍本了。还是瘦弱得只拿得动一只篮子，卖完了再回去拿？那总是住得近。这里全是住
宅区，紧接着通衢大道，也没有棚户。其实地段好，而由他一个人独占，想必也要走门路，
警察方面塞点钱。不像是个乡下人为了现在乡下有日本兵与和平军，无法存活才上城来，一
天卖一篮子饼，聊胜于无的营生。
这些我都是此刻写到这里才想起来的，当时只觉得有点骇然。也只那么一刹那，此后听
见“马草炉饼”的呼声，还是单纯地甜润悦耳，完全忘了那黑瘦得异样的人。至少就我
而言，这是那时代的“上海之音”，周璇、姚莉的流行歌只是邻家无线电的噪音，背景音乐
，不是主题歌。
我姑姑有一天终于买了一块，下班回来往厨房桌上一撩，有点不耐烦地半恼半笑地咕噜
了一声：“哪，炒炉饼。”
报纸托着一角大饼，我笑着撕下一小块吃了，干敷敷地吃不出什么来。也不知道我姑姑
吃了没有，还是给了房客的女佣了。
中国人的宗教
这篇东西本是写给外国人看的，所以非常粗浅，但是我想，有时候也应当像初级教科书
一样地头脑简单一下，把事情弄明白些。
表面上中国人是没有宗教可言的。中国智识阶级这许多年来一直是无神论者。佛教对于
中国哲学的影响又是一个问题，可是佛教在普遍人的教育上似乎留下很少的痕迹。就因为对
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因此《金
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细节
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
世界各国的人都有类似的感觉，中国人与众不同的地方是：这“虚空的空虚，一切都是
虚空”的感觉总像个新发现，并且就停留在这阶段。一个一个中国人看见花落水流，于是临
风洒泪，对月长吁，感到生命之暂，但是他们就到这里为止，不往前想了。灭亡是不可避免
的，然而他们并不因此就灰心，绝望，放浪，贪婪、荒淫——对于欧洲人，那似乎是合逻辑
的反应。像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人，一旦不相信死后的永生了，便大大地作乐而且作恶，闹
得天翻地覆。
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认为人一年年地活下去，并不走到哪里去；人类一代一代下去，也并
不走到哪里去。那么，活着有什么意义呢？不管有意义没有，反正是活着的。我们怎样处置
自己，并没多大关系，但是活得好一点是快乐的，所以为了自己的享受，还是守规矩的好。
在那之外，就小心地留下了空白——并非懵腾地骚动着神秘的可能性的白雾，而是一切思想
悬崖勒马的绝对停止，有如中国画上部严厉的空白——不可少的空白，没有它，图画便失去
了均衡。不论在艺术里还是人生里，最难得的就是知道什么时候应当歇手。中国人最引以自
傲的就是这种约束的美。
当然，下等人在这种缺少兴趣的，稀薄的空气里是活不下去的。他们的宗教是许多不相
连系的小小迷信组合而成的——星相，狐鬼，吃素。上等人与下等人所共有的观念似乎只有
一个祖先崇拜，而这对于智识阶级不过是纯粹的感情作用，对亡人尽孝而已，没有任何宗教
上的意义。
中国人的一厢情愿
但是仔细一研究，我们发现大家有一个共通的宗教背景。
读书人和愚民唯一的不同之点是：读书人有点相信而不大肯承认；愚民承认而不甚相信
。这模糊的心理布景一大部分是佛教与道教，与道教后期的神怪混合在一起，在中国人的头
脑里浸了若干年，结果与原来的佛教大不相同了。下层阶级的迷信是这广大的机构中取出的
碎片——这机构的全貌很少有人检阅过，大约因为太熟悉了的缘故。下层阶级的迷信既然是
有系统的宇宙观的一部分，就不是迷信。
这宇宙观能不能算一个宗教呢？中国的农民，你越是苦苦追问，他越不敢作肯定的答复
，至多说：“鬼总是有的吧？
看是没看见过。”至于智识阶级呢，他们嘴里说不信，其实也并没说谎，可是他们的思
想行动偷偷地感染上了宗教背景的色彩，因为信虽不信，这是他们所愿意相信的。宗教本来
一大半是一厢情愿。我们且看看中国人的愿望。
中国的地狱
中国人有一个道教的天堂与一个佛教的地狱。死后一切灵魂都到地狱里去受审判，所以
不依基督教的地底火山，单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