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9月底我来到了柏林，出发前不久收到你寄自意大利的明信片。说到出发，我是用剩下的最后一点力气进行的，或说得更正确些，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就像被抬进坟墓那样。
现在我在这里了；在柏林，迄今为止还不像你想的那么糟。我住的地方差不多是乡下，在一个有花园的别墅里，我好像还从未住过这么好的地方，诚然，我也会很快地失去它的，对我来说它美丽过甚了，这已是我到这里后的第二处住宅。伙食至今与布拉格没有太大区别，当然只是我的伙食。健康状况同样如此。这便是一切。我不敢再说下去了，已经说得太多了，空中的幽灵们贪婪地把它们吞进了那贪得无餍的咽喉。而你自己在信中说得更少。你的整个状况是好呢，还是勉强可以？我猜不出。当然，我对自己的情况也是猜不出的，没有别的，“恐惧”而已。
最后一封信
亲爱的密伦娜：这是卡夫卡致密伦娜的最后一封信。
给您写的一段信已经在这里放了很久了，可是却写不下去，因为过去的烦恼又在这里找到了我，袭击了我，几乎把我摔倒在地上，于是我举止艰难，每一步都很艰难，我写下的所有的话我都感到太伟大了，我与我的力量较量着。当我写下“衷心的问候”时，这问候还真有力量出现在那喧哗、混乱、充满城市灰暗色调的L。大街上，而我和我的一切却连气都喘不上来。所以我根本不写，等待着更好或者更糟的时辰的到来。顺便说一下，我在这里受到了人间最大限度的温柔与周到的照料。对于世界我只是通过涨价，而且是深受震动地通过涨价去了解的。布拉格的报纸我收不到，柏林的报纸对我而言太贵，您能偶尔给我寄些《民族报》剪报吗？用以往那种使我欣喜的方式。我使用下列地址已经好几周了：施台格利茨，格鲁瓦尔德街13号，赛福尔先生转。现在又该致“最好的问候”了，如果它们刚到花园门口就摔倒了怎么办呢，或许您的力量会更大一些。
你的K。
叶廷芳黎奇译
致马克斯·勃罗德M。勃罗德（1884…1968），出生于布拉格的奥地利犹太作家，卡夫卡在大学年代与他相识，结为终身知交。1939以后他定居以色列。除了上面两位情人，卡夫卡致他的信是最多的。
亲爱的马克斯：
现在是午夜12点半，通常不是写信的时间，即使像今天这样炎热的夜晚也不例外。甚至连夜蛾都不飞到灯下来呢。
在波希米亚森林中度过了幸福的8天后——那里的蝴蝶飞得像我们这儿的燕子一样高——，我回到布拉格已经4天了，我是这样地孤单。任何人都受不了我，我也受不了任何人，但第二点只是第一点的结果，只有你的书使我感到舒服，我现在终于正式地在读它了。我已很久不曾这样无法解释地深深陷在不快之中了。我读着这本书时，就紧紧抓住它不放，尽管它本身也根本没有帮助不幸者之意。就这样我无可奈何地要去找一个只是友善地抚摸我的人，所以昨天我同一个妓女在旅馆里。她太老了，已经不会产生忧郁之情，她只是感到遗憾（虽然她并不为此惊讶），因为人们对妓女不像对一种情爱关系那样亲切。我没有安慰她，因为她也没有安慰我。
1908年9月于布拉格
论众诗人——与雅诺斯谈话录中有关诗的言论
卡夫卡
谈文学与诗人的不同
文学力图给事情蒙上一层舒适的、令人高兴的光，而诗人却被迫把事情提高到真实、纯洁、永恒的领域。文学寻找舒适安逸，而诗人却是寻求幸福的人，这与舒适相去十万八千里。
谈表现派诗选《人类的曙光》
这本书是表示分离的非常真诚的见证。在这里，语言不再是黏合剂。每个作家都只为自己说话。看他们的样子，仿佛语言只属于他们。其实，语言只借给活着的人一段不确定的时间。我们只能使用它。实际上，它属于死者和未出生者。占有语言必须小心谨慎。这本书的作者们忘记了这一点。他们是语言的破坏者，这是很严重的罪过。伤害语言向来都是伤害感情，伤害头脑，掩盖世界，冷却冻结。
谈贝歇尔的诗
我不懂这些诗。诗里充斥了喧闹，挤满了词句，使人无法摆脱自己。诗句没有成为桥梁，而成了不可逾越的高墙。人们不断撞到形式上，根本无法突进内容。语句在这里并没有凝聚成语言。那是叫喊，如此而已。
谈波德莱尔
创作是疾病，但是退掉热度，人还不能康复。相反！烈火能净化灵魂，照亮道路。
谈特拉克尔
他的想象力太强了，因此他不能忍受主要由于极度缺少想象而产生的战争。
再谈《人类的曙光》
这本书让我忧伤。诗人向人们伸出了手。但人们看见的却不是友好的手，而是痉挛地握在一起、对着他们的眼睛和心脏的拳头。
谈柏拉图把诗人排除在理想国之外
这很容易理解。诗人总想给人安上另外的眼睛，以便改变现实。因此，他们是国家的危险分子。他们想变革，而国家和所有忠于国家的臣仆却只想维持现状。
谈阿波里奈尔及其长诗《区域》
……我反对任何一种熟巧。能手由于有骗子的熟练技巧而超越于事情之上。但是，一个作家能超脱事物吗？不能！他被他所经历所描写的世界紧紧抓住，就像上帝被他的造物紧紧抓住一样。为了摆脱它，他把它从身上分离出来。这不是熟巧行为。这是一次诞生，一次生命的繁殖，与其它任何一种诞生一样。你听说过，妇女是生孩子的能手吗？
（“诞生和熟巧两字合不到一起”雅诺斯说。）
当然合不到一起，没有熟练的分娩。只有困难的分娩或顺利的分娩，无论哪种情况，分娩都是痛苦的。熟巧是给骗子保留的。没有艺术家的地方，这些骗子就出来活动。这一点你在阿波里奈尔的诗里也可看出来。他把他的种种空间经历凝聚成一个超人的时间幻觉。阿波里奈尔在我们面前展示的是一部文字电影，它是使读者产生轻松愉快的图像的骗子。作家是不会这样做的，只有耍花招的人，只有逗乐的人才这样做。作家总是力图把他的幻觉纳入读者的日常生活经验之中。为此，他采采用看似平淡、而读者非常熟悉的语言。
谈惠特曼
……惠特曼诗歌的形式在世界上得到了很大的反响。其实，惠特曼的意义在别的地方。他把对自然和与之明显对立的文明的观察融合成唯一的、令人陶醉的生活感受，因为他经常看到眼前的一切现象都是短暂的。他说：“生活是死亡留下的一点点残羹剩饭。”因此他把他的整颗心献给每一片草叶。所以他很早就令我神往。我钦佩他在艺术和生活两者之间的和谐一致。
……我对他的作品的了解比不上对他的生活的了解。因为生活就是他的主要作品。他写的东西，他的诗和文章，只是一个坚定地生活和劳作的信仰的火把留下的闪着火星的灰灶。
谈兰波
主观的自我世界和客观的外部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人与时代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艺术的首要问题。每一个画家、作家、剧作家和诗人都必定要探讨这个问题。其结果自然是现存各因素的不同混合。对于画家保尔。高更来说，现实只是运用形式与颜色创作独特艺术品的马戏团高架。而兰波则用语言做同样的事，而且超出了言词本身。他把元音变成颜色。通过这种声音与颜色的变换魔术，他接近了原始部族的神秘的宗教实践活动。他们怀着恐惧与不安，跪拜在各种各样木制或石制偶像前。然而由于进步，材料减价了。我们使自己成了偶像。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恐惧的阴影更强烈地钳制我们，折磨我们。
卡夫卡谈话录
谈话录
1920年卡夫卡结识了他的一个同事的儿子、17岁的青年古斯塔夫·雅诺施。雅诺施后来成为一个在国内小有名气的音乐家和作家。他以他青年人的敏感，察觉到卡夫卡是一个不寻常的作家和思想家，他主动和卡夫卡接近，留心记下他的一系列谈话内容，像爱克曼整理歌德谈话那样整理成书。后经M。勃罗德的鉴定，证实这些谈话内容是真实可信的，从而成为卡夫卡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常被研究者引用。这里摘采的约相当于这部《谈话录》四分之一篇幅。
我喜欢作坊里的工作
1。“您这就错了。我喜欢作坊里的工作。刨花的气味，锯子的吟唱，锤子的敲打声，这一切都让我着迷。下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到晚上，我总感到十分诧异。”
雅：“晚上您一定很累。”
卡：“我是累，但也幸福。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纯洁的、摸得着的、到处有用的手工艺更美好的东西了。除了木匠铺，我在农村和花圃也工作过。那些工作都比办公室的徭役美好、有价值。表面看来，办公室里的人要高贵一些，幸运一些，但这只是假象。实际上，人们更孤独，更不幸。事情就是这样，智力劳动把人推出了人的群体。相反，手工艺把人引向人群。可惜我不能到木匠铺或花圃里干活了。”
雅：“您不会放弃这里的位置吧？”
卡：“为什么不呢？我梦想到巴勒斯坦当农业工人或手工工人呢。”
2。1921年5月我写了一首十四行诗，发表在路德维希·温德尔路德维希·温德尔（1889—1946），小说家、剧作家，1928年前在布拉格《波希米亚日报》当编辑。他的长篇小说《犹太管风琴》出版于1922年。主编的《波希米亚日报》的星期日副刊上。
卡夫卡就此机会对我说：“您把作家写成一个脚踏大地、头顶青天的伟人。这当然是小资产阶级传统观念中一幅极普通的图画。这是隐蔽的愿望的幻想，与现实毫无共同之处。事实上，作家总要比社会上的普通人小得多，弱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