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色彩，每次都使听众舍不得离他而去。他是我此行的〃重点保护对象〃——当然我知道，他是十分要强的——要是没有他，此行会寂寞不少。一会儿，王建国站长也下来了，赵萍、邵滨鸿都下来了。正聊天，有人说，就剩葛教授看行李了。话音未落，就见电梯缓缓而下，葛教授终于也忍不住了——刚才他自告奋勇要一个人留下来看守行李，这才十多分钟呢！老鸭说，下次可不能再让葛教授守了，要让何教授守，何教授才靠得住。他一本正经的样子，逗得大家笑个不停。
透完气，大家不得不进候机室了。时间还有足足7个多小时。有两位女同胞忍不住往家中打了电话。看我没买到电话卡，滨鸿忙掏出手机，说就用它说几句好了。我老老实实，说了几句就停下了。不曾想这部手机一打开，就像在国内一样，马上就有电话进来。滨鸿到一边去接，笑声不断传来，有一阵子笑声大得半个候机楼都听得见。回来后，她乐不可支，说友人在电话里告诉她，今天从北京出发的新闻，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作为头条播出了，而且第一个镜头就是邵滨鸿。王站长说，昨天晚间新闻播了昨天凌晨我们在天安门看升国旗以及与国旗班一起举行赠旗仪式的新闻，足足一分半钟，是一条长新闻。何教授说，他今天坐出租车，司机看到他穿的衣服，说刚才还看你们的新闻，现在就拉上你了，真荣幸。滨鸿接过话说，刚才友人在电话中说，瞧你们这批人，还没出发呢，新闻就到处都是，真被当成〃梦之队〃了！
这话说得也不算太过。从新闻的角度说，南极考察已是第17次了，举行出发仪式时要再出大新闻也不容易。这次各大传媒纷纷报道人文学者南极行，原因就在于它是一个创举，而且组成了这么强的一支队伍。这不，我们一上飞机，就在法航上读到了《北京青年报》记者尚晓岚写的关于此次活动的报道，还有胡桃的一篇短评。虽然刚刚离开北京，可是大家已有了几分惆怅，对这篇采写扎实的报道——也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最后的报道，大家特别喜欢，不约而同地要把这份《北京青年报》带到南极去〃慢慢欣赏〃，邵滨鸿甚至预言：这份报纸在南极会被大家传阅烂了的。
晚上这漫长的时光就在机场候机室度过，辛苦自不必说，学者们更心疼的是时间没办法利用——电脑没处充电，在飞机上他们都记录了不少感受，电用光了。葛教授急得团团转，他四处打探，希望能找到充电的地方。半个多小时后，他一脸兴奋地向我宣布他的发现：厕所有插座！看着我惊奇的眼神，他说，我要在厕所里守两小时，充完电就可以工作了。
周教授在飞机上写了不少东西，显然已经疲惫不堪，这会儿要休息了。何教授不想动电脑，只在硬皮笔记本上写。邵滨鸿几个月来推掉不少机会，一心守住去南极的承诺。行前三天，她有两天是在录影棚度过的，根本没有完全松弛地与儿子呆一个下午的机会。此刻她已靠在行李包上进入梦乡了。
唐老鸭故作洒脱，说一直忙了几个月，最近挺不住了，今天的时间，就在机场上睡觉！可惜机场的椅子不合作，每个位子之间都有隔断，无法躺下，弄得他好可怜，庞大的身躯在椅子上不断地变换姿势。最后，这个素来受不了过多约束的汉子，索性就躺在地毯上睡去，图了个痛快。开始他枕的是葛教授的箱子，后来大概是箱子太高，便枕自己的手臂，后来手臂酸了，他便直接把脸贴在地毯上。这一切都是在睡梦中进行的。第二天晨起，我描绘了这一切，他听得津津有味，自己评点说：〃一开始还要面子，后来干脆连面子也不要了，直接贴地了——亲吻戴高乐呢！〃他睡的时候，我先是坐在一边看守着，不让有人来拍照影响他休息，最后自己顶不住了，也昏昏沉沉地屈在椅子上睡去，一副对委屈处之泰然的模样。
所有的这一切，都被一夜无眠的战友扫入镜头，我们的〃丑态〃，成了他缓解疲劳的灵丹妙药，我们从镜头中可以感受到这位战友无数次乐不可支的笑。
漫长的飞翔
北京时间12月8日凌晨6点，我们踏上飞赴圣地亚哥的班机——法航〃416〃。我们要在这个航班上完成两段航程。一段是从巴黎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然后再飞圣地亚哥，途中仅停留一个多小时，总共要15个小时。
坐上飞机，发现今天特别拥挤，座位全满不说，还全是体态庞大的老头老太。昨晚屈了一夜，背部旧疾复发，颈椎也不争气，浑身的不适，今天再这么挤，坐在机舱尾部又晃得厉害，我心里不禁有点慌起来——这未来的15个小时怎生了得。刚刚这么一想，就自责起来——要是乘船的话，这样的焦虑就不是15小时而是30天了，这么一想，心里便有了点轻松感。
昨天乘坐法航〃129〃的经历，可以说是一次十分快乐的航空旅行。出发前，在中国第17次南极考察队队员名单中发现有一位女记者是这一天生日，我便提前买了贺卡，上机后几位学者分别签了字，准备送给这位记者。有人将此事告诉法航的一位〃空哥〃，那位〃空哥〃听了，二话没说，一步上前，弯腰就给了女记者一个吻。接着，考察队的葛教授代表我们送了贺卡。大家起哄说，不能连基本的礼仪也不讲吧！教授便以拥吻的方式表达了他的祝愿。随着又指挥机舱里的乘客唱起生日歌来，一遍中文，一遍英文。教授的热情感染了大家，引来了一阵掌声。这时考察队王队长也来了，他代表全队向记者表示祝贺，并请来了机长。机长和司乘人员轮流上前道贺，法国人热情的吻使中国女记者满脸绯红。不一会儿，机长又送来生日蛋糕，送来香槟酒，整个机舱充满快乐的气氛。最后，机长邀请中国队选三名队员到驾驶舱去参观，队长选了我和国际台的一位记者陪寿星一同前往。在驾驶舱里，机长和驾驶长向我们介绍了本机的特点及飞行的状况，还向〃寿星〃赠送了一张飞行图和两面肩章。我平生第一次坐在飞机驾驶舱中，看密密麻麻的电子仪表，看机舱前方广阔无垠的云天。
今天这趟行程，又将有什么奇特的经历呢？
休息前，邵滨鸿说，南美洲的海上日出是一绝美的景致，千万不能错过。大约到了凌晨四点多，我从半睡半醒中起身如厕，发现天空已有暗红色的云彩，便拿出相机和小摄像机准备拍摄。近二十年来我两次在福建东山，一次在普陀山，两次在武夷山，一次在太湖，还有至少五六次在别的什么山或海上，企图亲眼看一看日出的胜景，但每次都没能看到。我在经历了一连串失败之后，几乎认定这看日出像是人们说的看佛光似的，是需要缘分的，而我就像一个背运的人，无缘于日出胜景，后来再到什么地方，提到日出，我便借口不去，免得因为我的背运而耽误别人看日出。但这次我却没能克制住，因为它被描绘得太美了，同时我也不用回避，这个机舱里的四百多人中，我只认得少数几个，而他们谁也没说要看日出。
我守在机舱尾部的一个小窗口前，专注地向外张望，看着那片红慢慢变大。看来今天这太阳是出定了。我心中窃喜，正准备间，发现葛教授也来了。我看他也是全副武装，便让他靠着窗边。守了一会儿，看到红色的面积越来越大，教授盯得越来越认真，我便到机舱前头找位置。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可以看天空的小窗，却发现有一个外国青年的脚架在窗边，让我无法凑近。我站了一儿，希望他自己早点清醒，早点觉悟，不料他却生命不息昏睡不止，我只好轻轻拍了拍他，在他刚刚睁眼的瞬间，给了他一个微笑，并举了举手中的机器。还好，他没有像旁边的那位青年那样不礼让，把脚移开了。就在这一小块地方上，我半屈着身子，以一种十分艰难的姿势守着，直到二十多分钟后一轮红日喷薄而出。而我已是汗水淋淋，镜头中的太阳出得影影绰绰，不知拍成什么样子。
拍完日出后，我们兴奋了一阵子，准备再睡，反正行程太漫长。教授说，我们今天还可能看到安第斯山脉的雪峰。获得初胜的我们心中充满信心，决心要拍到雪峰真容。当地时间中午1时，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稍事停留，半个小时后继续飞行。离圣地亚哥大约二百多公里时，安第斯山脉出现在我们视野中，这时的飞行高度是七千多米，而该峰高达四千多米，距离不远，阳光又是那么灿烂，看起来十分清晰。这山脉从窄窄的南美大陆冲天而起，气势非凡，峰顶白雪皑皑，峰形变化多端，令人叹为观止。我们大家都掏出全部摄像家当，直欲把它变成永恒。
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半，我们顺利抵达圣地亚哥。
在圣地亚哥
抵达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时，北京时间是8日半夜11点，而圣地亚哥正值下午两点多，烈日当空，气温超过30度。我们虽然在法国戴高乐机场减了一些衣服，将隆冬变成了深秋，快到智利时又在飞机上减了一次，使着装由深秋变成春夏之交，但下机时还是感到酷热难耐。我和葛教授、邵滨鸿一起，出关最顺利。赶到行李厅一看，输送带上已堆满了中国考察队的行李，多得都转不动了。我们连忙放下手中的物品，把贴有考察队标志的行李一一往下搬，这一来，内衣一下就湿透了。
中国极地考察办公室在智利有一个办事处，负责人刘勇租了一辆大巴车来接我们。装车卸车时，队员们都抢着干，大厨老张在北京装车时闪了腰，这会儿还要抢着干活，被站长和队员们拦住，可他还是动不动就帮一把。唐老鸭虽然不那么奋勇向前，可坚持自己的事自己做，死活不让人帮他。我深知这家伙累不得，而他那套重武器已经很沉了，便把着他的手不放，争急了还拿粗话骂他。
办事处是一幢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