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他恭恭敬敬地在手里掂量着这本古老的皮装书，半闭着眼睛，吸着这本沉甸甸的方形古书的气味，无限陶醉，不亚于一个嗅着晚香玉的多情善感的女郎。当这种冗长繁琐的程序在进行时，该书的主人自然是必须保持耐性。考究完了以后，门德尔就会乐意地，简直可以说是兴致勃勃地对各种问题给予回答，同时还准确无误地讲一通漫无边际的轶闻趣事，以及有关该书价格的戏剧性报道。这时，他显得有朝气，年轻活泼；只有一点会使他火冒三丈——难免会有缺乏经验的新手想付钱给他作为估书的谢仪。这时，他委屈地躲到一边，就像一位画廊的经理在过境参观的美国佬为了酬谢讲解往他手里塞小费时感到屈辱那样；这是因为，对于门德尔来说，能够把一本珍贵的书捧在手里，就像有的人和女人幽会似的，对他来说，这样的时刻就是柏拉图式的爱情之夜。只有书，而不是钱，才对他有控制力。因此，一些大收藏家设法请他，普林斯顿大学的创建人让他到自己的图书馆来做顾问和采购专员，都没有成功——雅可布谢绝不干。不能设想他能够到格鲁克咖啡馆以外的地方去。三十三年前，他，一个还是留着软软的小黑胡子、鬓发惠曲的其貌不扬的犹太小伙子，从东方来到维也纳，想做一个拉比，但很快就离开了威严的单一上帝耶和华，转而献身于图书世界光华推保、千姿百态的赫赫众神。在那些年代里，他首次来到格鲁克咖啡馆，此后这里就渐渐地成了他的工作室、主要住宅和收发室，成了他的世界了。～位天文学家每夜一个人在自己的观象台上透过望远镜小小的圆孔观测星空，观察群星神秘运行的轨道，它们纷繁交织，变幻不停，时而熄灭继而重又辉耀于苍穹；同样的，雅可布·门德尔坐在格鲁克咖啡馆的方桌旁，透过眼镜观察着另一个世界，书的世界——也是永恒运转和变化再生着的世界，观察着这个在我们的世界之上的世界。
门德尔在格鲁克咖啡馆里自然受到了高度的尊重。在人们看来，这座咖啡馆的声誉更多地是和他那无形的讲坛联系到一起，而不是和这个咖啡馆的创办人、大音乐家、《阿尔泽斯塔》和《伊菲季尼雅》的创作者克里斯托夫·维利巴尔特·格鲁克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门德尔成了那里的一部分财产，就像那樱桃木旧柜台、两个草草修补过的弹子台和那把铜咖啡锅一样；
他的桌子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保留席位，因为咖啡馆的人总是对门德尔的人数众多的顾客热情招待，使他们只好每次都买点什么，于是，他的知识所赚的钱大部分跑到堂馆头多伊布勒尔胯上挂着的皮包里去了。旧书商门德尔也因此享受到多种优待：他可以随便使用电话，这里为他保存信件，代订各类书刊；忠心耿耿的老清洁女工给他刷大衣、缝钮扣，并且每周替他把一小包衣服送到洗衣店去。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向隔壁的餐馆叫午饭；每天早晨，咖啡馆老板施坦德哈特纳先生走到门德尔的桌前，亲自向他问候（雅可布·门德尔由于埋头读书，自然大多并未发现）。早晨七点半，他准时来到咖啡馆，直到关灯打烊才离开。他从来不和别的顾客说话，不看报纸，对周围的变化毫无觉察。有一次，当施坦德哈特纳先生客气地问他，在电灯下看书是否比过去在摇曳不定的煤气灯下看书舒服一点时，他惊奇地看了看电灯泡：
虽然为改装电灯敲敲打打忙活了好几天，他却丝毫没有发觉。只有干千万万个字母像黑色的纤毛虫通过宛若两个圆孔的眼镜，通过那两片闪烁着吮吸着的镜片，涌入他的大脑；其余的一切则不过是空洞缥缈的喧嚣，像流水似的从耳边漂过。三十多个年头——换句话说，凡是他醒着的时候，都是坐在这张方桌旁：一边读，一边比较，一边计算；只有黑夜把这种真正的、无止境的梦打断几个小时。
因此，当我看见门德尔宣喻箴言的大理石桌像墓板一样闲置在那里时，便有某种惊诧之感。只有在现在年纪稍长时，我才懂得，每当逝去这样一个人，会随之失去多少东西啊！这首先是因为，在我们这个不可挽回地日趋单调化的世界上，所有独特无双的事物是一天天更加宝贵了。其次，尽管我当年年轻和阅世不深，却出自内心深处的直觉非常喜欢门德尔。通过他，我首次接近了一个巨大的秘密——我们生活中所有独一无二的和强大的东西，都只能产生于一个不顾一切的内心的专注、高尚的偏执和神圣的狂热劲儿。他使我看到，在我们今天，而且还是在电灯照耀下的、旁边又有电话室的咖啡馆里，也可能有毫无瑕疵的精神生活，以及像印度的瑜伽论者和中世纪的僧侣那样热烈而又忘我地服务于一种思想的精神。我在这位不出名的、小小的旧书商身上看到了这样一种服务精神的榜样，它比在我们当代的诗人们那里所看到的榜样要光辉得多。尽管如此，我竟能把他忘了。不错，那是战争年代，我和他一样埋头于自己的工作。可是现在，在这张空无一物的桌子前面，我感到有愧于他，同时又觉得好奇。
他哪儿去了，他出了什么事呢？我把堂馆叫来询问。不，遗憾的是他不知道这位门德尔先生。咖啡馆的常客中没有这位先生。不过，也许堂馆头知道吧？堂信头挺着他的大肚皮慢吞吞地走了过来，想了一会儿——不，他也想不起一个门德尔先生来。但是，也许我说的是弗洛里昂尼胡同杂货店的老板曼得尔先生？一丝苦味涌上心头，我体会到什么叫人生无常：既然我们生活的一切痕迹，立刻就被吹得无影无踪，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在这里，就在这儿的盈尺之地，一个人曾在这儿呼吸、工作、思考、说话，三十年，也许有四十年之久，然而只需过上那么三四年时间，一位新法老登台后，就没有人能记得约瑟夫了——在格鲁克咖啡馆竟没有一个人能记得雅可布·门德尔，旧书商门德尔了。我几乎是恼怒地问那堂位头，是否可以见一下施坦德哈特纳先生，过去的老人员之中还有谁在这里。什么？施坦德哈特纳先生？我的上帝，他早就把咖啡馆卖了，而且已经死了。至于老堂信头，他现在住在克雷姆斯附近他的庄园里。是啊，一个留下来的人也没有了……
不过，也许，嗅，还有！那个女清洁工斯波希尔太太还在这里。不过，她未必能记得个别的顾客。然而，我立即又想到雅可布·门德尔是人们忘不了的，于是就请他把这个女人叫来。
斯波希尔太太从后屋走了出来，一头蓬乱的白发，沉重地迈着浮肿的两腿，一边走，一边匆忙地用布擦着两只发红的手：显然是刚打扫过脏屋子，或是擦过窗户。我立即觉察到，她有些局促木安，突然把她叫到咖啡馆明亮堂皇的前面来，她觉得很不自在，而且，维也纳的黎民百姓向来就怕警察局派来调查的密探。一开始，她怀着不信任和戒备的心情，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下：叫她来有何贵子呢？但是，我一问起雅可布·门德尔，她就震了一下，双目圆睁，兴奋地盯着我。“我的上帝啊，可怜的门德尔先生！还有人想起他？嗅，可怜的门德尔先生啊！”她大为感动，差点儿哭了出来，就像上了年岁的人在话题涉及到他们的青春时代，涉及到久已忘却了的陈年！回事那样。我问她门德尔是否还活着，她说：“啊，天哪，可怜的门德尔先生去世已经五六年，不，已经七年啦。这样一个善心的好人，只要想一想，我认识他多少年啦，——二十五年还要多哪！要知道我来的时候，他就在这里了。就让他那样死去——简直是一种耻辱！”她愈加激动，问我是不是他的亲戚。要知道，从来还没有人关心过他，没有人打听过他的情况，难道我还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吗？
是啊，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让她相信这一点，并且请她告诉我，把一切都告诉我。但是这位好心的人却显得胆怯、有所顾忌，老是擦着她那双湿流浪的手。我明白了：她，一个女清洁工，披着一头蓬乱的白发，结着脏围裙站在咖啡馆中间，她感到很不自在，而且，她不放心地看着四周——堂信中说不定会有人在偷听。于是，我就请她到弹子房，到门德尔曾经呆过的老地方去，在那里告诉我有关门德尔的全部情况。她感动地点了点头，感谢我明白了她的意思，然后就迈着老年人蹒跚的脚步，在前面带路，我跟着她走去，两个堂馆惊讶地目送着我们。他们感到其中似乎有什么名堂，而且，在顾客中也有人对我们这不伦不类的一对儿颇为惊奇。在那里，在他的那张桌子旁边（有些细节我是后来从别处知道的），她给我讲了雅可布·门德尔、旧书商门德尔的下场。
事情是这样的：战争爆发后，门德尔每天照常七点半来，像往常一样坐在那里。他仍旧从早到晚像往常一样读他的书，咖啡馆里的人都感到，而且常说，他压根儿没想到打仗的事。
是这样，因为他从不读报，和别人不交谈；当街头报贩大声叫卖号外，大家都拥上去的时候，他也从未离开过座位，他压根儿没听。他也没有发现堂值弗兰茨不见了（他是在哥里兹附近阵亡的），也不知道施坦德哈特纳先生的儿子在彼列梅什卡被俘了；他从来没说过半句话抱怨面包越来越坏，他喝的牛奶被换成了用无花果做的劣等饮料。只有一次，他奇怪为什么大学生们来得少了——仅此而已。我的上帝，那可怜的人从来没关心过别的事，他就知道喜欢书。
但是，不幸的日子来临了。有一天上午十一点钟，大天白日，来了一个宪兵，同来的还有秘密警察。他露出胸前的徽章，问常来的是否有一个雅可市·门德尔。他们马上就走到门德尔的桌子跟前，他一开始还天真地以为他们是想卖书，或是想问什么问题。但他们马上要他跟他们走，就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