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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晋朝未年，谯纵又立蜀国。宋主刘裕派遣朱龄石讨伐蜀国，声称从内水直取成都，却把老弱残兵派驻水口。谯纵果然怀疑是从内水发兵，结果把军队全部驻在新城待朱龄石来进攻。而刘裕却给朱龄石等人以精兵强将，经由外水（外水即泜江），直取成都，最终谯纵不战被擒。这就是蜀国被灭的情形。
【经文】
魏嘉平中，孙权死，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大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毋丘俭等，表征吴。朝廷以三征计异，诏访尚书傅嘏。嘏对曰：“昔夫差胜齐陵晋，威行中国，不能以免姑苏之祸；齐闵辟土兼国，开地千里，不足以救颠覆之败。有始者不必善终，古事之明效也。孙权自破蜀兼荆州之后，志盈越满，凶宄已极，相国宣、文王先识取乱侮亡之义，深达宏图大举之策。今权已死，托孤于诸葛烙，若矫权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内齐虑，有同舟之惧，虽不能终自保完，犹足以延期挺命于深江之外矣。今议者或欲泛舟经济，横行江表；或欲倍道并进，攻其城垒；或欲大佃疆场，观衅而动。此三者皆取贼之常计，然施之当机则功成；若苟不应节，必贻后患。
自治兵已来，出入三载，非俺袭之军也。贼丧元帅，利存退守。若罗船津要，剑城清野，横行之计，其殆难捷也。贼之为寇六十年，君臣伪立，吉凶同患。
若恪蠲其弊，天夺之疾，崩溃之应，不可卒待也。今贼设罗落，又持重密，间谍不行，耳目无闻。夫军无耳目，投察未详，而举大众以临巨险，此为希幸徼功，先战而后求胜，非全军之长策也。唯有大佃最差完牢，兵出民表，寇钞不犯，坐食积谷，不烦运士；乘畔讨袭，无远劳费。此军之急务也。夫屯垒相逼，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计，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情伪将焉所逃。夫以小敌大，则役烦力竭；以贫致富，则敛重财匮。故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此之谓也。然后盛众厉兵以振之，参惠倍赏以招之，多方广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间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虏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算而得也。昔汉氏历世常患匈奴，朝臣谋士早朝晏罢，介胄之将，则陈征伐。缙绅之徒，咸言和亲；勇奋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哙愿以十万横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万独举楚人，而果辱秦军。今诸将有陈越江陵之险，独步虏庭，即亦向时之类也。以陛下圣德，辅相贤智，法明士练，措计于全胜之地，振长策以御之，虏之崩溃，必然之数。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释庙胜必然之理，而行百一不全之略，诚愚臣之所虑也。故谓大佃而逼之计最长。”时不从嘏言，诏昶等征吴。吴将诸葛恪拒之，大败魏军于东关，魏后陵夷禅晋，太祖即位。
［王昶等败，朝议欲贬黜诸将。景王曰：“我不听公休以至此，此我过，诸将何罪？”时雍州刺史陈泰讨胡又败，景王又谢朝士曰：“此我过也，非玄伯之责。”于是魏人悦睦，思报之也。＇
【译文】
魏国嘉平时，孙权去世。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大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毋丘俭等人上书请求攻打吴国。因为三人攻打吴国的具体策略不同，朝廷下诏请尚书傅嘏商议。傅嘏说：“从前吴王夫差战胜齐国，欺凌晋国，威霸横行中原，最后却免不了姑苏败亡之祸；齐阂公开辟疆土，兼并别国，扩大地盘，却不能挽救被颠覆的命运。事情有一个好的开始，不一定有好的结尾，古代的这些事例都是很鲜明的验证。自从打败蜀国，得到荆州之后，孙权志满意得，极度凶残堕落，相国宣王司马懿、文王司马昭最先认识到自取混乱必然亡国辱家的道理，精通国家能够大展宏图的策略。现在孙权已经死了，把国家大事托付给诸葛俗，假如能纠正孙权的严苛残暴除去他的虐政，使百姓免于苛政的苦难，在江东苟且偷安，享受新获得的好处，全国上下共同思考保全之策，有同舟共济的戒惧，即使最终不能自我保全，还足以延长在江东的寿命。现在有人想坐船渡江，在江面战斗；有人想从相反两路一齐进军，攻打敌军的城垒；有人想大军屯田疆场，观察动静，乘机行动，这三种想法都是攻打敌人的常用计策，但是只有施行得当，方能成功；假若计策使用不当，必定要有后患。自从治军以来，军队已经作战三年了，不适于偷袭作战。敌军没有统帅，利在撤退坚守。如果把战船列在重要渡口，实行坚壁清野，此时再纵横决战，这样的计策恐怕很难取胜。敌军在江东为寇近六十年了，私立君臣之位，上下齐心已能同患难。假如诸葛恪能消除孙权执政时的弊端，上天令其覆亡的隐患，吴国崩溃的趋势，还不可能马上等来。现在敌军设下罗网，又防守严密，间谍不能行动，探子也打听不到敌军情况。军队中没有探子，对敌情的侦察就不详细，轻率地率领大军兵临险地，这是希望侥幸成功得到封赏、不顾后果先战斗后寻求取胜的办法，并不是保全军队的好办法。只有大军屯田疆场是最为稳妥的办法，出兵按照百姓的意愿，秋毫无犯，坐等使用粮草，不烦劳运输的士兵；乘机偷袭作战，没有长途跋涉的劳苦，这样做能解决行军打仗中所有首要的事务。安营扎寨逼迫敌军，巧妙愚笨的计策都得以运用，计策出来知道是好是坏，战斗起来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敌情的伪诈可以得知。以寡敌众，战役频繁，士兵气力就会衰竭；以贫敌富，敛赋过重，国内财物就会匮乏。所以如果敌军安逸，我们就使它疲劳，粮草充足，就使它匮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再派勇猛的大军威慑敌人，多施恩惠加倍行赏招降敌军，多方用计，广设疑军，让敌军产生怀疑，以出其不意的进军路线而攻其不备。等到三年，再左右攻击，敌军必然象水流一样分散瓦解，我军安坐等待敌军分崩离析，成功唾手可得。过去汉朝历代常以匈奴扰边为患，大臣谋士早朝宴罢，都在谈论这个问题，大将主张征战讨伐，豪门贵戚主张和亲联姻，奋勇的战士想上战场施展全力搏斗厮杀。
所以樊哙愿意率军十万攻打匈奴，季布当面指出出军的短处；李信请求率二十万军队攻打楚国，果然被楚军打败。现在诸将要带兵度过危险的江陵，孤军深入敌境，这也犯了樊哙、李信一样的错误。凭陛下你的圣明贤德，大臣的忠正贤良，法律分明，士兵精练，采用稳妥全胜的计策，施展长远的战略抵御敌军，敌军的崩溃失败，是必然的事。所以兵书说：‘不靠战斗而使敌军屈服。不用攻打而攻克敌军的城池，这是打仗的妙策。’如果违背如何战胜敌国的通常规律，采用有漏洞的策略，这是我所忧虑的事情。所以说大军屯田疆场威逼敌军的计策最好。”
当时朝廷不听傅嘏的话，命王昶等人征讨吴国。吴国将领诸葛恪率军抵抗，在东关大败魏军。魏国后来衰落，让位于晋朝，晋太祖即位。
＇王昶等人兵败，朝臣提议要贬黜有关将领。景王司马师说：“我不听傅嘏的话才到这个地步，这是我的过错，各位将军有什么罪过？”当时，雍州刺史陈泰征讨胡人又败归，景王又向朝臣谢罪说：“这是我的过错，没有玄伯陈泰的责任。”于是魏国的人从此都很和睦，惦着要报答司马师。＇
【经文】
至世祖时＇即晋武帝＇，羊祜上平吴表曰：“先帝顺天应时，西平巴蜀，南和吴会，海内得以休息，兆庶有乐安之心。而吴复背信，使边事更兴。夫期运虽天所授，而功业必由人而成，不一大举扫灭，则众役无时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勋，成无为之化也。故尧有丹水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宁静宇宙，栽兵和众者也。蜀平之时，天下皆谓吴当并亡。自此来十三年，是谓一周。平定之期，复在今日矣。议者常言吴楚有道后服，无礼先强，此乃诸侯之时耳。当今一统，不得与古同谕。夫适道之论，皆未应权，是故谋之虽多，而决之欲独。凡以险阻得存者，谓所敌者同力，足以自固。苟其轻重不齐，强弱异势，则智士不能谋，而险阻不可保也。蜀之地，非不险也，高山寻云霓，深谷肆无景，束马悬车，然后能济，皆言一夫荷栽，千人莫当。及进兵之日，曾无藩离之限，斩将寨旗，伏尸数万，乘胜席卷，径至成都，汉中诸城，皆鸟栖而不敢出。非皆无战心，诚力不足相抗。至刘禅降服，诸营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难，不过剑阁；山川之险，不过岷汉。孙皓之暴，侈于刘禅；吴越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兵众，多于前世；资储器械，盛于往时。今不于此平吴，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寻干戈，经历盛衰，不可长久，宜当时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误之，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吴缘江为国，无有内外，东西数千里，以藩篱自持，所敌者大，无有宁息。孙皓恣情任意，与下多忌，名臣重将，不复自信，是以孙秀之徒，皆畏逼而至。臣疑于朝，士困于野，无有保势之计，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犹怀去就，兵临之际，必有应者，终不能齐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盾，不如中国，唯有水战是其所便。一入其地，则长江非复所固，还保城池，则去长入短，而官军悬进，人有致节之志。吴人战于其内，有凭城之心。如此，军不逾时，克可必矣。”
帝深纳焉。乃令王濬等灭吴。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矣。
＇时吴王皓有兼上国之心，使陆抗为荆州牧。晋使羊祜与吴人相持。祜增修德政以怀吴。吴每与战，必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