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
如果你能对叔孙通的经历有所了解，对他的内心世界有所体察，那么你就会明白，处在封建暴君的淫威之下，又生逢乱世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欲有所建树，需要经受多么大的屈辱和酸苦，即便他对人类文化做出了较大贡献，仍然免不了后人的非议。
叔孙通是被秦始皇征召的文学博士。奏灭六国后，把六国的文化名人收罗到咸阳，组成了相当于现代最高决策人身边的智囊团，但这些人大多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时被消灭了，不知叔孙通是用什么办法逃过这一劫难的。秦二世接位后，陈胜、吴广造反，二世召集当时只剩下三十余人的博士们问：“听说有人造反，是真的吗？”博士们早就想向皇帝提意见了，这时正好借题发挥，唯有叔孙通说：“没有的事，不过是些小毛贼。郡守正在捉拿，不足为患。”二世听了很高兴。下令让执法官追查那些说造反是实情的博士，对叔孙通反倒大大嘉奖。众博士走回馆舍，责问叔孙通：“先生说话怎么能这样拍马屁呀？”叔孙通说：“诸位不明白，我是虎口逃生啊！”他说完后，看见秦王朝没希望了，赶紧收拾行装溜之大吉。
叔孙通后来投奔汉王刘邦。刘邦向来看不起读书人，拿儒生帽子当便壶，见了读书人就骂。叔孙通最初连饭也吃不上，什么气都受。刘邦见叔孙通穿着一身懦生服装，一看就不顺眼。叔孙通马上换成楚人的短装，刘邦才高兴了。
叔孙通投靠汉王的时候，跟随他的弟子有一百多人，但他谁也没有推举，只捡那些出身群盗的强壮之徒加以推荐，弟子们偷偷骂他：“服侍先生几年，却不推荐我们，一味举荐那些大强盗，这是什么道理嘛？”叔孙通听到后对他们说：“汉王现在冒死打天下，你们能打仗吗？现在还用不着我们读书人。
你们耐性些，我不会忘记大家的。”
公元前201 年，亦即刘邦一统天下后的第二年，封有大功的武臣二十多人，其余未封的日夜争功不休。有一天刘邦从宫殿高楼上望见大小将官坐在宫中的沙地上指手画脚，情绪激昂。刘邦问张良：“他们在说什么？”张良说：“陛下难道还不知道？他们在商量造反。”刘邦说：“现在已天下太平，为什么还要造反呢？”张良说：“陛下以一平民率领他们打了天下。如今你贵为天子，所封的都是与你亲近的，所杀的都是平生有仇怨的。这些人不封赏，他们担心你计较他们的平生过失，也性命不保，所以要相聚谋反。”刘邦说：“那该怎么办？”张良说：“你看那个将领是你一向憎恨的，群臣也都知道，你马上封赏他，大家就安心了。”刘邦听了张良的话，封了功劳最大、他又最不满意的雍齿，将官们的情绪才平静下来。
论功封赏的事虽然解决了，但是大臣们议事时没有秩序，没有规矩，乱七八糟，喝醉了酒就乱喊乱叫，有的甚至拔出剑来砍柱子。刘邦为此很担忧。
叔孙通知道时机到了，就去见刘邦，建议他制定礼法。汉高祖斥责他：“我的天下是马上得来的，你们读书人算什么？去你的！”这时叔孙通开始顶他了：“陛下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但不可以马上治之。”刘邦一听这话有道理，就问他该怎么办？叔孙通于是向他提出制定上朝礼仪的计划。汉高祖立刻答应，教他去操办。叔孙通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把他所规划的“朝班”礼制都演习好后，请汉高祖出来坐朝。那一天，天还没有大亮，朝拜皇帝的仪式就正式开始了。准备上朝的文武百官按照官职大小，在宫门外排队等候。宫门外悬排着五彩缤纷的旗帜。雄壮威武的卫士手执刀枪斧钺排列两边。传令官发出号今后，大臣们肃穆恭敬地顺序快步上殿，然后跪拜山呼：“吾皇万岁万万岁！”汉高祖见了这等气派，这等威严，十分高兴，情不自禁地说：“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也才知道了读书人的用处。高兴之下，他当即任命叔孙通为太常，赏赐黄金五百两。追随叔孙通的那些儒生们也都一一受到了赏赐和提拔。
叔孙通为汉高祖建立的“朝班”制度，虽经历代沿革，但一直到清朝末年，实行了近两千年，因此，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思想一直受他的影响。象叔孙通这类知识分子的艰辛经历和非凡贡献，也只有遭遇比他更不幸的司马迁才能理解，所以太史公在他所写的《叔孙通传》中赞叹道：“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
【经文】
或曰：“然则窦武、陈蕃，与宦者同朝廷争衡，终为所诛，为非乎？”
范晔曰：“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昏俗，驱驰山■■之中，而与腐夫争衡，终取灭亡者，彼非不能洁情志，违埃雾也。悯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
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已任，虽道远而弥厉，及遭值际会，协策窦武，可谓万代一时也。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世心也。”
＇议曰：此所谓义重于生，舍生可也。＇
【译文】
如果有人问：“如此说来，后汉的窦武、陈蕃，与把持朝政的窦后及其亲信宦官曹节、王甫抗衡斗争，最终还是死在这班外戚、宦官手里，难道他们做错了吗？”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对这段历史是这样议论的：“汉桓帝、汉灵帝两朝，象陈蕃这样的人，都是能够建树时代风尚，对当时浑浑噩噩混日子的世俗风气发出抗议的人。以他的人品学问，道德情操，在最腐败的社会风气中，犹如骏马驰骋在坎坷崎岖的险途中一样，敢和那些权势薰天的宦官抗争，乃至不惜把生命搭上。以他的聪明才智，并不是做不到洁身自好，明哲保身，而是不屑于这样做
罢了。因为他坚持自己的人格、道德标准，悲悯当时世俗庸人，象一些知识分子那样，看到世风日下，尽管反感极了，也只求远离五浊恶世，自以为清高，然而这样一来，人世间就连一些互相同情、怜惜的人情味都没有了。
所以他反对那些退隐避世的人，认为退隐不合人生的真义，而他自己好几次有机会退隐避祸，可就是不走，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以仁义之心为已任，明知任重道远，意志更加坚定、激昂。等到政治形势一有施展才智的机会，就协同窦武扫除宦官势力，甚至不惜以生命相助。这样的死，以历史的眼光看，把时间拉长、空间放大了，是把千秋万代的事业放在一个暂短的时空内做了。他这生命的价值，在于精神的不死，千秋万代都要受人景仰。虽然他失败了，然而他的精神、正义却世世代代作为信念的支柱在引导、支持着世道人心。”
这就是前面所讲的义重于生、舍生取义的道理。＇
【经文】
或曰：“臧洪死张超之难，可谓义乎？”
范晔曰：“雍丘之围，臧洪之感愤，壮矣！相其徒跣且号，束甲请举，诚足怜也。夫豪雄之所趣舍，其与守义之心异乎？若乃缔谋连衡，怀诈算以相尚者，盖惟势利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睦，洪徒指外敌之衡，以纾倒悬之会，忿恨之师，兵家所忌，可谓怀哭秦之节，存荆则未闻。”
＇昔广陵太守张超委政臧洪，后袁绍亦与结友。及曹操围张超于雍丘，洪闻超被围，乃徒铣号位，勒兵救超，兼从绍请兵，绍不听，超城陷，遂族诛超。洪由是怨绍，与之绝，绍兴兵围之，城陷诛死。
议曰：臧洪当纵横之时，行平居之义，非立功之士也。＇
【译文】
＇三国交战的时候，广陵（今江苏扬州一带）的太守张超把地方政务委托给臧洪去代理，后来袁绍也和臧洪成了朋友。等到曹操在雍丘（今河南杞县）
包围了张超，臧洪闻讯后，光着脚哭着到处替张超求救兵，自己也出兵去救张超，因与袁绍是朋友，又向袁绍求援，可是袁绍没答应。雍丘被曹操攻破后，张超全家被杀。臧洪因此恨透了袁绍，就和他绝交了。朋友反目成仇后，袁绍举兵围攻臧洪，城破之后，臧洪也被袁绍杀了。
后来人们在谈论起这件往事时，不但不同情臧洪，反面认为他头脑不清，稀里胡涂。三国交战的那个时代，正象春秋战国纵横错节的时代一样，是个没有道理好讲的时代，说不上哪一方是仁义之师。臧洪昏头昏脑，对时代环境看不清，身家性命都保不住，还妄想象在和平安居时那样讲道义，讲友情，岂不可笑！所以说，身处乱世还想象臧洪那样去立功立业，救苦救难，只能自取灭亡。＇
也许有人会问：“臧洪虽然不明智，但他为救朋友张超而死，总还够得上讲义气吧？”
对此范晔也有他的看法。他说：“曹操兵围雍丘，张超处境危急，臧洪为救朋友到处求救，当时就臧洪个人感情之悲愤、慷慨来说，是一种壮烈的情操。看他那副光着脚奔走呼号、带兵赴难的样子，确实值得同情。可是话说回来，英雄豪杰在某种特定的情势下，对于是非善恶的取舍，与普通人的信守节义，在心态上是否不一样呢？‘大行不辞小让’，成大功，立大业，办大事的人，是顾不到那么多枝节琐事的，甚至挨骂都在所不惜。至于象三国时期，袁绍、曹操、张超这一帮人，和一切乱世中拥兵割据的草头王一样，有时候结盟订约，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实际上都在打自己的算盘，联合有利就联合，开战有利就汗战，根本没有什么信义可讲，唯一的出发点是形势的需要，利害的衡量。在这种局势下，看不透这一点，而去和人讲道义，只有送命了。更何况三国时，在军阀割剧的战乱局面下，雍丘是个非常危险的偏城，臧洪出于一时愤慨，只知道自己的朋友被曹操包围了，心想袁绍也是朋友，就去请袁出兵，却不知曹、袁当时出于利害关系的考虑，刚刚讲和，正是友好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