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你们以后的行动计划。还有，你不但要停止你那些阴谋诡计，还得帮胡秉宸一把。你肯定不知道，我手里不但有你给我的信，还有你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的物证……我们认识的时间也不算短，你应该了解，我从不讹诈他人。”
这倒是真的。否则吴为也不会把她和胡秉宸的事向他以及常梅夫妇和盘托出，哪怕她会扯一点谎、有一点手腕，也不会落到如此被动的局面。
“也许你知道的情况不少，不过你肯定还有不知道的内情，我再告诉你一些……”
“现在还用不着。好了，你可以回去了。”
看着佟大雷远去的身影，吴为双脚一并，使劲往空中一蹿。想不到——脑袋糨糊的自己，居然降伏了“安史之乱”！
这种人要是被敌人抓了去，不当叛徒才怪！
他的一生，怎么就能叫“革命的一生”？
算了，吴为不再多想这个已经成为过去的人物，她还得面对将来。
看看表，已是下午两点半，来不及吃午饭了，她还得赶快到邮局发电报。吴为常常不知道自己吃没吃饭，瘦得衣服穿在身上像是挂在衣架上。她那两个并不厚实的肩，现在已如铁丝窝成的简易衣架。出门前接到茹风的电话，说是朋友们磋商后给胡秉宸写了一封信，让他回来承担责任。到了现在，胡秉宸再不能躲在后面不站出来了。
胡秉宸说：“我马上回来，与吴为生死与共。”
知道朋友们是为她好。可是胡秉宸站出来干什么？承担责任？承认追求过地？承认他们相爱？
那不是自投罗网？
那不是要胡秉宸的命？
无论如何不能让胡秉宸回来。
到邮局发了一个“平安无事，万勿回京”的电报，才算松了一口气。
发完电报，又买个面包来啃。面包不很新鲜，更是干硬得难以下咽。佟大雷左想右想，想不出对付吴为的办法，只好寄希望于他的暗杀对象胡秉宸。除了胡秉宸，吴为能听谁的调遣？
于是坐下给胡秉宸写了一封信——秉宸同志：
想同你谈谈吴为。信得写很长，慢慢看吧。
原来想等你病好后面谈，现在看来不可能了。希望你像看小说一样，不要激动，我们已经到了耳顺之年，何须激动？总以保重病体为本。
一、先说你病后的一段情况。你住入监护室后两天，医院给部里有关领导打电话，说是病情严重，而病人、家属与医院又不合作，部里要我到医院谈谈。正在此时，吴为来到部里到处找我，还要往党组会议室闯，像发神经病一样。陪同前来的一个女同志晚上给我打了电话，说吴为有急事需要与我面谈。我到约定地点后，她将与你的关系告诉了我，而且哭得限厉害，并说只有她才能救你，要我把白帆撵走，由她来护理你。我听后真如晴天霹雳，在此之前做梦也想不到会有此事，但看她那样伤心，十分感动。我说，此事为什么不早说？但目前来说极不可能，第一，老胡的病情严重，医生说有百分之七十的危险，一闹就会激化；第二，白帆不会买账；第三，闹开了对男女双方都不好，你既爱老胡，就应该为他想想。
她一直在哭，像是要晕倒的样子。回来后想了很久，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不想过问（原因下面再说），又想应该设法使事态冷下来。第二天她又打电话找我去，起初我推诿，她坚持要我去。下午三时我到了她家，并对她分析，认为她与你的关系不太可能，目的是让她冷静。最后我说：一不要影响老胡的病情；二希望她不要因此生病，此时她已像害了大病；三希望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总的来说，对你们的事我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大约…个多小时我就走了。
第三天，常梅打电话给我，问我有没有空，她要和胥德章来看我。一见面常梅就告诉我，吴为见了她，并带去了你给她的两封信，希望得到常梅的帮助。
常梅和胥德章二人间我怎么办。我说，依我看，第一，对胡吴间的事不置可否；第二，对吴为反应的情况，你们二人可推说不知道，等了解清楚再说；第三，劝吴为冷静，不要扩大化。
最后我与他们二人约定，此事不能外传。
又过一两天，我有点不舒服在家休息，白帆打电话给我，要到吴为单位告她。我马上到你家劝阻白帆不能这样做。第一，对老胡的影响不好，对吴为无所损失；第二，据我所知，老胡的责任更大，这样告，结果可能适得其反。白帆被我劝住。
你儿子杨白泉也要找吴为算账，同样被我劝阻。
有天白帆来到我家，说，最好将此事了结一下，问我能否和你谈谈。我说谈谈可以，怎么谈？谈多深？对病情影响如何？你们考虑一下，然后告诉我再定。第二天白帆打电话给我，认为不宜谈。
二、还要告诉你一件事。在吴为白帆闹得最凶的时候，我心里实在不安，如果不向组织汇报，出了事我在组织上要负责任的。可也不能向党组党委谈，只好同“那位”商议。他说他早就知道，但你脾气不好，难以接受意见，所以此事最好听其自然，适当防范。最后我们彼此约定不向外扩散。
一天，吴为不知从哪里听说“那位”当着许多人谈了这件事！
我赶快去问“那位”是否向什么人泄露，他坚决否认。我私下认为，或许同他老婆谈过，但他说“连老婆也没说”，不知吴为的消息何来？
三、说说我和吴为的关系。前年在部里召开的一个会议上认识，那时我正和某部打官司，桌上放了那封信，她要看看，我给了她一份，又不是什么秘密。第二天她告诉我她觉得我很冤，我深为感动，人生难得知己。后来也没通过我，就把我那封信在会上念了，我知道后自然很生气，也无可奈何。印象不坏也不好，谈不上什么，她到山区体验生活时我到车站送她，又写了一封表达感情的信，她只写了两句诗：此身巳作沾泥絮，不随东风舞轻狂。现在知道她是一心向你的。她从山区回来后来往不多，随后我到南方，仍给她写信，谈谈游历的感受而已，回来看到她给我的一封挂号信，把我大骂一顿，以后绝了往来。我有文人习气，去年九月又给她寄了一些诗，有时为了提高她的写作木。平借给她一些有关意识形态、一般动态方面的文件，我们之间的关系如此而已。这大半年来往更少，现在她要报复我，公布我给她的信。公布好了，还说我违反纪律，把文件给她看，此人真是心毒手辣！我请你有机会转告她，遇事不要过分、欺人太甚，我也不是好惹的，到那时我要自卫，人生六十怕什么，我既无名又无利，一晶老百姓。最近我正在请求离休，她如果这样欺负我，我一定奉陪。
四、说说我和你的关系。政治上有“一些”共同语言，不完全一样，你的为人我一直认为正派，五二年我在狱中还给华东局写信保你无事。自然也有不愉快的地方，其一，五九年后对我缺乏人情味，有点世态炎凉之感。其二，“文化大革命”我最困难的时刻找过你三四次，那时你已工作，或不在家或不见，这也是本分。你“那位”对手，逢年过节还要看我一下，当然，那是办外交，我也并不感激，不过你似乎有些过分。其三，后来与我谈及工作时，你转达“那位”意见，要我担任副主任，虽然你说要我到另一个单位去。我不是想做官，但这是对运动的结论朋友事先就向我打招呼：“不会让你做什么工作的，就是让你当办事员也干，让他出洋相、”此时你已是副书记，就你的地位身份，总可以和“那位”谈谈，何况我们朋友一场。但你顺从了，我非常不解！其四，在工作思路上有同有不同，我觉得你肯用脑子，但形而上学的地方不少，尤其最近几年脾气很怪，连对同级如德章等人都没有好颜色，大家同事，哪能这种态度？符合原则和党员标准吗？我是不足道的，以前我的脾气之大，更无道理，运动中自然只有被打被骂的义务，更谈不上发脾气了，这也教育了我。最近听说许多同志还是怕我，可能我的群众观点还差得很远。但人们背后对你有意见，尤其司局长以上，非常之大。“居颐气，养颐体”，是否如此，请于思之。五、我为人卑之不足道，但自信还不是一个玩手腕使诡计的个人，当然气量也很窄。五二年华东局怀疑我是“大老虎”，上头那位领导同志没有为我说句公：逗话，以后虽向我道歉，五三年他带领大批人到京，其中有我，但我拒绝了。后他多次带信邀我去他家，但直到他过世都末见面。还有“那位”，五九年在处理我的问题上很草率，与事实有很大出入，直到今天有人约我去看他，我也没去，也不想去，还是他来看我。
六、最后关于你们的事，自然你是深思熟虑过的，不容置喙。如果有机会，你也愿意，自然可以谈谈，如你不屑一见，我也会自爱的。此信拉拉杂杂．让吴、白看都无不可。
愿你早日恢复健康！
佟大雷
佟大雷首先在追求吴为的问题上，以及制造这一事件的责任上，开脱了自己。
也不能说他这样做是如何卑劣，当年吴为和她的情人被韩木林送上法庭时，这对清高的“士”，不也极力为自己开脱，将过错推向对方？
正像佟大雷所说：“所谓人性，谈了几十年。我这个经历战争、尝尽人间疾苦、看遍世上疮痍的人根本不相信。一九四三年河南大灾，水、旱、黄、汤，母子父女相食……什么人性？战场上讲什么人性？你不杀他，他就杀你。一九四二年我抓到一个日伪间谍，三十多岁，烫发，大夏大学毕业生，能言善语，风韵颇佳。因为战争，没有时间和她纠缠；黄昏时分，临撤出村子前把她砍了，我看她还一步一回头呢。有什么法子？生死搏斗嘛！”
且不说你死我活这种极端取舍，就是胡秉宸，对他的过河卒子吴为又怎样？且不说吴为在前方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