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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李琳被捕后，唐敏之也无踪无影。
或许他担心李琳出卖？
按照当时地下党单线联系的工作原则，他会不会是另一条线上的人物？就连国民党特工还有“中统”、“军统”之分，何况比国民党特工不知高明多少的共产党？
他到底是谁？
对于和李琳那段短暂的爱情，他怎么想？
也许当国民党特工冲上楼的时候，李琳和唐敏之从那脚步声就听出非同寻常，知道大难临头。他们也许打开窗子，窗下就是低矮的屋脊，认为那是一条逃生之路。当他们决定从那里出逃时，李琳却突然将唐敏之推出窗外，随即锁闭了窗户。自由主义者李琳突然决定留下自己作为路障，当她周旋于国民党特工的时候，唐敏之就可能有充分的时间脱身。
要不要责怪唐敏之为什么不回转身来与李琳有难同当？任何人在那种情况下都知道不能作无谓的牺牲，或许他也想着，只有他逃脱才有可能营救李琳。
也许他们后来互相找到？谁知道李琳将唐敏之推出窗外之时，是否与他约定有朝一日到什么地点会合？那么李琳的叛变不仅仅是为了肚子里的生命，还有对唐敏之的爱情，而后他们逃离了中国？在一九四九年以前，这一点不难做到。
至于释放李琳，究竟是国民党特工的一个阴谋，还是唐敏之通过什么手段所做的营救？
或许一切都是动荡年代才会发生的错节？
也许唐敏之跳出窗户逃走的假说根本不能成立……
也许……
随着他们的消失，所有的“也许”都成了永久的秘密。
11
自史峤离开重庆后，这是他和胡秉宸的第一次重逢。
如果军分区没有派史峤到这个团来检查工作，胡秉宸送来的那份情报还不知会撂到什么时候。
史峤说：“我们那里有电台，可以发送你带来的情报，然后再把你送到大军区。”
于是胡秉宸就跟着史峤到军分区去，不再受制于劳力者赵大锤，生活上也舒服多了，不但有了筷子也有了碗，还吃了两次鸡。
一同吃饭的还有一位随同史峤前来检查工作的政治委员，山西人，延安时期中央党校的总务科长，一路上不停地向胡秉宸吹嘘他在中央党校的岁月，学员们如何认真读革命的书……胡秉宸任他胡吹一气，懒得向他说明自己就是从延安出来的优秀分子。
那盆鸡就放在小桌中间，吃完饭警卫员收走碗筷，鸡骨头就无遮无拦地暴露在桌面上，整只鸡的骨头似乎都集中在前中央党校总务科长、现政治委员的面前。
胡秉宸不客气地说：“你看，鸡全被你一个人吃光了。”
面对鸡骨战场，前中央党校总务科长、现政治委员什么也不好说。
第二只鸡的情况有些不同，前中央党校总务科长、现政治委员改变了战术，饭后，桌面上一块鸡骨头也没有。待警卫员擦完小饭桌又将小饭桌搬走后才发现，原来鸡骨头都堆在了前中央党校总务科长、现政治委员的脚下。
胡秉宸又说：“看看，地道战也隐蔽不了。”
史峤就看了胡秉宸一眼，觉得胡秉宸比从前话多了。
在路上又转了一个星期，那份情报前前后后就耽误了二十多天，胡秉宸说：“什么情报都过时啦！”
史峤显然比重庆时期老练许多，只是苦笑一下，什么都没有说。
转来转去，胡秉宸再次跟着史峤转到了叶家集。他们到叶家集的澡堂子洗了澡，区委书记和区长牺牲在澡堂子里的事，就是史峤告诉他的；至于区长所讲的荤段子，则由前中央党校总务科长、现政委转述。
到达军分区的前一天，他们必须穿过一条大路，侦察员报告说，国民党至少有一个师开了过来，而史峤所带兵力顶多一个连。
幸亏他们还没通过大路，就在附近的山丘后埋伏下来。国民党那支队伍不知怎么走得那么慢，直到天黑才走完，他们这才赶快通过大路。
过了大路就是一个河谷，越过河谷才能到山里，虽然天很黑了，参谋还是说，“快走，不能在这里住下，敌人离得太近，也许后面还有。”
可是史峤说：“你们走吧，我不能走。我要等我的一个侦察员，他是我最好的侦察员。刚才过了一个师的国民党，而且说不定后面还有，我特别不放心。”
看来一个人的脾性是很难改变的，‘即便经过常梅和胥德章的婚礼、李琳的叛变和史峤本人的，被捕。
参谋命令一些战士留下，史峤不同意。他说：“这里听我的，走吧，你们快走吧。”
有必要这样做吗？！
不是胡秉宸残酷，不讲同志情谊、不关心下级，史峤的任务是掌握大局，怎能这样事必躬亲？！
战争期间没有什么理由多说，再说胡秉宸不过是个外来人，既然史峤有命令，他也不便再说什么。
只见史峤将腰上的手枪取下，握在手里，就势在河谷伏下身来，再也没有回过头。
作为一个资深地下工作者，胡秉宸在调头前行的最后一瞥中，不仅将四周环境一一刻进脑海，还看到史峤那支手枪玲珑得像个弱不禁风的女人。这让胡秉宸生出莫名其妙的联想。
没想到就此一别，他们还要等上三十年才能再次相逢。
胡秉宸一路顺利到达军分区，明知已经没有意义，还是将情报尽快发迭出去。春节也就随之来临，政治部主任还把他找去吃了顿饺子。之后他被送到大军区。早在胡秉宸出发时军区就已接到电报，没想到几个月后才见到这个送情报的人。至于他从军分区发送来的情报，也因为时过境迁，没有什么意义了。
他将一路隋况作了汇报，对几次惊险只字未提，只将没有电台的尴尬和被当做特务全身扒光的情况说了一说，大家哈哈一笑。这就是胡秉宸在大别山区前前后后走了大约半年的结果。
不过胡秉宸总算没有虚此一行，离开大军区时，他将部队南下时从陕甘宁带出的特殊物品携至上海售出。售后所得，不但为抗日活动解决了部分补给、经费，又为没有冬衣的部队筹办了部分棉布和棉花。
12
单枪匹马的史峤不但没有牺牲，而且等到了他那个最好的侦察员。
第二部 第二章
1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女人，大多没有走上社会第一线，一旦家庭那根支柱撤离或是折毁，她们不得不被推上第一线、面对社会大战场的时候，大部分显得措手不及、招架无力，以致呈现出千奇百怪的遭际。包天剑的妻妾毕竟是幸运的，在他投奔共产党前夕都被送往天津，安置在包老太爷的护翼之下，离别前夕，又一一对她们做了具体的安排。
他最先来到三太太那一处小公馆。
看得出，他并没有多留一会儿的打算。好不容易见到父亲的孩子们，绕在他的膝下，揪着他的衣服，叫着“爸爸，爸爸”，他也没有在那张红木太师椅上坐下。在这吉凶难卜、不知何时才能重逢的时刻，也没有显出对孩子或三太太更多的留恋。
三十年代初就有了初中学历的三太太，实在明白她不过是包家的生产机器，就连她生下的几个孩子，也不过是包家必不可少的家伙什。既然如此，她也就公事公办，对着每房太太名下都有、不偏不倚的三千块钱生活费说道：“这三千块钱是供我一人开销，还是几个孩子的开销都包括在内？”
三太太的公事公办让包天剑心中非常不顺。这一次远行；从各方面来说都是孤注一掷，倾囊而尽。带着那么多人，还要辗转于不同军事占领区，沿途不知会遭遇什么困难，他不过带着一万块钱。
三太太的盘算合情合理。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大太太和二太太名下也是三千块，这公平吗？战乱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点钱能把一家老小的日子支撑到那一天吗？
即便用来调解妻妾之间的矛盾，看似公正的平均主义也显得捉襟见肘。
轮到二太太，她却对着那三千块钱说：“你出门在外，处处都要用钱，就别给我留了，我在家里怎么都好说。”
直到说这些话的时候，她还不知道与她山盟海誓的包天剑，就在近在咫尺的地方，不但有了另一个女人，还有了他的骨肉。这是包家上上下下包括佣人在内无人不知，惟独对她守着的秘密。
如果二太太知道情况是这样，还会不会这样对待这笔日后安身立命的钱？恐怕难说。
什么事都怕参照，参照既然能对比优劣、决定取舍，同时也就制造出矛盾的由头。包天剑想，二太太、三太太与他的情分如此不同！一把将二太太抱坐膝上，说：“那我就把这三千块钱带上了，现在真是需要钱的时候。不过你要是有困难，就去找姐姐她们周转一下。母亲去世后，她的首饰和钱都在姐姐手里。”
不久之后二太太也是这么一参照，就在包家搅和出翻江倒海的风浪。
从本书第一部吴为的札记可以看到，二太太被安置在那栋由德国设计师设计的小楼里，三太太则被安置在大明公园附近的一处小院里。日后，叶莲子将多次以请教女红为借口到三太太那里去，希望探得一点顾秋水的消息而又不得而归的时候，就会拐进大明公园这个其实算不得公园的地方，一泄她的哀伤与无奈。
这些安排，着实让包天剑费了一些脑筋。
不要以为包天剑有三房太太，就是一个登徒子。
大太太由父母包办，与他本人没有多少责任和关系。
三太太由他人牵线代办，为的是包家后继有人。
二太太不能生养也是事实。即便他自己不太看重这一点，包老太爷那里也交代不了。对包家在继承人方面的要求，三太太不仅达标，而且超标地完成了这项任务，男男女女，品种齐全，但二太太还是包天剑的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