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把堂叔的新家弄脏了。以前堂叔家还在村里的时候，上门那真是太方便了，什么时候都可以去笼络一下感情，借以达到放宽期限的目的。甚至上门的次数多了，堂叔一家觉得难以忍受，而我父母却怀着谦卑的态度暗自得意着。现在环境突然发生变化：首先，上堂叔家的门不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能不能找到就是一个问题；其次，在堂叔家因改变地理位置而焕然一新的房子里，我的父母农民式的狡黠在城市格局的套间里再也藏不住。真的，堂叔一家的态度其实左右着我父母的反应。
我父母迟疑着没有上堂叔家在城里的门。这注定要让他们后悔不迭。城里的堂婶让人托话了。托话的是邻村的一个中年男子。他到我们家，第一句说的不是堂婶交代给他的话。他说的是他自己的话。他说，没想到周家佬你外面也空了这么许多的债。意思是，你周家佬家底子虽然穷，可也没听过外面欠谁谁的钱，原来是伪装的好啊。事实上，也就空堂叔家那钱是大头，其他的生活用度钱是借借还还，没有失了信度。而空堂叔家的钱由于堂叔堂婶和我父母的默契，已渐渐不为很多人所知。这也助长了我父母拖欠的羞耻心。现在，堂婶让一个外村人传话，在堂婶也许是一时碰不到本村人，在我父母看来，这就有进一步将脸丢下去的危险。尤其是这笔钱数目也不算小，拖了多年不还，直到人家搬走也不还，就有了赖屁股的嫌疑。堂婶通过托话人的口告诉我们，他们家现在房子装修，需要很多钱，他们也已东挪西借了一些，无奈还差一两千块钱，别人指望不上，就指望哥嫂这里了，就算是帮衬一把，他们是不会忘掉这份面情的。可傻瓜也知道，为了让托话人完整地把话从城里带到乡下，堂婶必须对此番话做一番怎样的铺垫。铺垫的内容不得而知，但我父母的老脸已经黄了。以前是我们家比堂叔家快上一步，抢先将我们的可怜相呈给堂叔堂婶，现在倒了个个，堂婶抢先一步说出了她的窘相。况且，有钱人的窘相必定短暂，古戏文里多的就是贵人落难，有袖手旁观，有倾力搭救，有落井下石等各种世情百相，我的父亲是个老戏迷，他自然知道其中的紧要。更况且，堂婶自曝的窘相也未必是真，有可能只是投石问路，探探我父母的动静以做进一步的举措。如果那样的话，我们的境况就容不得半点乐观了。
其时正是苦水月里。这是我母亲的原话。苦水月原意是青黄不接，筷子头沾不到油水，引申开来就是搞不到钱，缺钱，所以生活难免清汤寡水，要熬过这段苦日子，等到庄稼出来了，在队里或给人家做活的小工钱结到手上，生活才会稍有改善。手头没有钱，还钱就是空谈。要去借吧，能贴心的也一样穷，处在苦水月里，也为钱的事坐在家里发愁。身边也不是没有有钱的亲戚，可人一有钱，眼眶子就高到额头上，即使借两钱，也像打发上门的叫花子，徒取其辱而已。对此，我的母亲从她生活出发，引用的一条俗语比较形象：苦瓜结在苦藤上。我的母亲感叹说，只有这样，那才是真穷，身边连一个能提拔照应的也没有，陷在穷里再也难拔出脚杆来。我的父母亲跑了几处估摸着能借到点钱的亲友，失望而归。明知道堂叔那里钱不还上于情于礼都说不过去，但也只有坐等下去了。
堂婶托人带话，也没指望我们家就能爽快地把钱给送上城，她这样做，无非有两个伏笔。其一是给我父母一定的压力，如果真能把钱给准备好在那，那么也就不会太伤和气。其二是为她进一步的举动打好伏笔，托人带话其实也就是提前通知，这叫先礼后兵。当然，也不就是礼之后紧跟着就来兵，礼兵之间有个缓冲，那就是我的堂婶突然下乡来了。下乡就要东家坐西家转，话话家常，互相奉承。堂婶此番下乡是搞的突然袭击，我母亲想避之已经不及，只好卑微地用毛巾在凳子上使劲摸擦，以让堂婶坐。毛巾被反复使用，直到黑印逐渐化淡，看不出来，犹自不肯罢手，要再换另一条毛巾。堂婶已一屁股坐下来，说，老嫂子，你也太客气了。我母亲又给堂婶上了一碗凉开水。堂婶说，不要倒了，我一路喝过来喝水喝得肚子都快要涨破了。然后就话家常。堂婶是有备而来，我母亲是仓皇应对，高下之势明显。两人之间的谈心好比是在拔河，堂婶要把聊天引到钱上面去，我母亲则奋力要把聊天引离开钱。当堂婶心满意足谈到钱的时候，我母亲就无法抵挡羞愧潮水般的袭击了。堂婶无非就是把托话人的传话再说一遍，但由于此番是亲自出马，不比托话人的说话要受制于人，堂婶的叙述显得更加的圆润和紧迫。一般欠债的迫不得已会拍着屁股或大腿说：欠债还钱，杀人偿命。仿佛这是天大的道理，没有人不遵循。一般要债的会一脸后悔相痛心疾首说：借米好下锅，要米难下锅。以感叹要债之难犹如要米。由于我们是欠的堂叔家的钱，所以我们从来用不着向堂叔这样表态，这样表态隐隐有一种走投无路者的决绝和悲悯。堂叔家也不会用米这个典故来暗示我们还钱，因为这无疑骂对方是匹五辣子（匹五辣子，是苏北新化一带一个传奇人物，聪明多智，历代相传下来，竟讹化成为无赖的一个代号）。我的母亲最怕听到的就是这句话，这意味着一个人他不光穷，更是穷得连尊严都不要了。也许，我母亲理解的尊严说到底也只是一个最起码的面子问题，就是不能被人看不起。可是在聊天的结束，堂婶向母亲抱怨道：老嫂子唉，你不知道，现在的世道是借米好下锅，要米难下锅。当然矛头也不是直指我父母，堂婶说的是那些欠她家钱的人家，这自然包括我们家。我的母亲就安慰道：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放心吧，老婶子，这是赖不掉的。
堂婶那次下乡之后，我们家依然不能把钱还上。
我的母亲开始卖小菜。一开始是把地头的小菜挑一些去市场里卖，一个早上，好歹也能卖个几块钱。这只是一个开始。我的母亲经历了一番折磨，很多东西她要重新学习，比如看秤，比如算账，比如招徕生意。前面两个是技术性的难题，在经过几次可笑的失误之后，母亲终于能够应对，虽然慢，可那损失的只是时间。后面一个则要困难得多。我的母亲舌头非常的笨拙，她常常羡慕那些能拦客的嘴巴，但她喊不出口，通常只是默默坐在自己的菜前，有人来问讯，她就由衷地高兴，甚至于让秤很多。这样，母亲慢慢也就像一个不太会招客的菜农。每天有几块小钱的进账，这对母亲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鼓励。她开始有意识地培植应景的小菜。如果不是欠堂叔家的钱是一块心病，母亲或者可以从卖菜中体会到从未有过的幸福感。
有一天，我们一家人在昏暗的灯下吃晚饭，结束的时候，又谈起了我们家欠堂叔家的钱，白炽灯越发的黯淡。总是这样，人的情感被转移到物上，然后再折射回来，弥漫成一片。那些被灯光照亮的地方，还有那些躲在阴影中的地方，仿佛都感染上了一种不知所措感，都在沉默中难受着。我的母亲和父亲交流想法，喟叹连连。然后他们把目光转到我身上。那时候我已经足够大，他们希望我能出人头地，有出息什么的。也许，就在那天，我的父母惊喜地发现，我已经长大了，个子比他们要高，嘴上有了胡须，虽然瘦弱点，但承载了他们的优点，也就是说，可以帮他们做点事了。我的父亲说，要是放在古代，我就已经可以讨老婆生孩子自立门户了。他们要我做的事就是上堂叔家一趟，把我母亲以前每到年前必讲的说辞再复述一遍，所不同的是由我来说，这隐含着父债子偿的善良愿望。堂叔堂婶必不会为难他们的子侄辈，何况这个侄子成熟在即，他们多少会把眼光放柔和一些。这件事之所以由我来做，一来我的父母去登门势必难堪，二来我多少读着书不至于找不到堂叔家的门。我觉得这不是难事，也并不丢人，答应去堂叔家一趟。
我。我叫周小伟，小草的小，伟大的伟。堂叔的儿子叫周小亮，比我小一岁，是我的堂弟。周小亮虽然比我小一岁，但我们一直同年级上学。小学里是同班，初中分班后我们不在一个班，但上学放学依然结伴同行。我们的成绩也差不多，但由于周小亮出身有钱人家，他的前途就比我光明得多，这样他的成绩看起来也就比我显眼。到初三的时候，我学习上有些吊儿郎当，那些为我好的人就拿我的堂弟来说我，包括我的父母，还有老师。他们能接受我的堂弟不学好，却决不允许我自甘堕落，这无疑是怜悯心在作怪。同时教我和周小亮的任课老师做家访的时候，必到堂叔家，酒足饭饱之后，周小亮才来我家喊上我，在他家宽敞明亮气派的客厅坐下，听老师说话。老师其实也只是顺带着讲讲我们，他主要是和我堂叔说话。待到老师走后，堂叔才把从老师那里得到的对我们的建议或者批评说给我们听。填志愿的时候，我的父母陪着我去听取堂叔的意见。中考成绩下来后，我比堂弟考得要好，我的父母难免有小人式的得意，而堂叔却着实为我感到高兴。录取通知书也是堂叔直接从学校拿回，亲手递到我手上。堂叔问我，这下高兴了吧。我的父母不会这样问我，他们只会从他们的角度说我没有让他们失望。我的意思是，相比我那不识字的父母，堂叔给我留下更多敬畏和感激的成分。还有，我和周小亮的关系肯定比我父亲和堂叔的关系要好。这也许是我的父母想要我去堂叔家一趟的原因，也是我毫不犹豫答应下来的原因。
我呼周小亮。周小亮回电问我在哪。当时我站在煤建路上，一个公用电话旁，那是一家小店。我跟周小亮说了，周小亮说，煤建路啊，离我家已不远了。这样吧，你待在那别走开，15分钟后我骑车来接你。我就在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