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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相当懵懂，也算是年轻气盛，既学托福则考之，这一折腾就是大半年。上个世纪末的某个半夜我如愿降落到多伦多。没过多久我便在宿舍楼下瞧见了我上铺的姐们儿，天底下还有这么巧的事！她刚落地，预定的宿舍只有一张单人床（他们两个人），灯泡坏了，喝水的杯子都没一个。她正在楼门口给家里打投币电话，手里攥着把硬币一个个往里塞，怎么也说不够。我隔着玻璃门看她抹眼泪，想起两个月前自己也是这么没出息。
印象中多伦多那年下了半年雪，每天踩着雪往教室实验室跑，在地下的实验室泡到半夜，实在犯晕就上到地面，吹吹冷风，为的就是把自己冻个机灵。当时北美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前途一点都不堪忧，只要这么学下去，就可以毕业，工作，实现一幢房子两辆车，两个孩子一条狗的标准生活模式，一条笔直的阳光大道在我脚下。可我心念一转，觉得后半生也太没悬念了，恨不得能看见自己躺在雪白的床单上咽气，周围儿孙绕膝，床头柜上摆满了鲜花。我想我是个十足的乐观主义者，对前途的乐观导致了我对自己的失望。此话怎讲呢？就是说乐观使我的好奇心无用武之地。于是，也许仅仅是戏剧性的诱惑（或者说对滑稽的渴望），我选择了辍学。当时也是下了一番狠心，这件事情等于是自己扇自己嘴巴，明明已经这样做了，已经付出了，全盘推翻不是自取其辱是什么。
不学了。我下决心不学了。学籍管理处说学籍可以保留两年，两年之内随时可以继续。这个说法于己于人都可以作托辞，我就更心安了。
有人误会我不上学开始写作是告别平凡人生向艺术致敬什么的，其实完全不是。我一点也不觉得做个工薪族或者中产阶级有什么不好，对90％的艺术家素无好感，只是有点怕无聊，又怕死，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似乎离死更近一些。
我觉得搞艺术的人总有一种倾向，觉得别人是白痴，做出（写出）东西来又希望得到大家的喝彩，大家不喝彩说大家是白痴，大家喝彩了也打心眼里觉得大家是白痴，说来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个艺术家，比大家站得高，看得远，创造着最虚无最高妙的东西，无论口号是崇高还是崇低。
我之所以能有以上这么点看法，全赖我写了四年小说。沾了点艺术的边，胆子壮了起来，觉得自己有了发言权。我想这是我这四年最大的心得。四年对于我似乎是一个时段，总得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一下。人有一个最不可救药的地方，就是手脚闲了，脑子就忙了，今年我几乎什么都没做，也没觉得自己有多闲。有好心的朋友劝我，要写啊，断了就找不到感觉了。我恰恰觉得以前写得太多了。
我似乎擅长给自己制定短期目标，过了考虑辍学的那个阶段人就空虚了下来。我还住着学校的宿舍，整天在学校里晃，这就成了另一种无聊。为了改变这种无聊我背着电脑到图书馆写所谓的小说，也开始大量上网。
写作这件事本来是一个人猫在小黑屋里做的，可网络改变了一切。鱼找鱼，虾找虾，在网络上各色人等都找到了组织，写东西的人越来越多。当我跟一个以前认识的朋友承认我在写小说，他吃惊地盯着我说，不会吧，现在是个人都写小说。
我写小说不爱构思。开始阶段，写完了也不回头看，不改。后来知道改了，改的也很少，只是养成了分析自己小说的毛病。这个毛病是慢慢养成的，到写完长篇以后达到了顶峰。我反复考虑我为什么会这样写，我到底想说什么，是什么念头在作祟。我也考虑哪些主题是我反复涉及的，那些是显性主题，哪些是隐性主题，哪些是暗度陈仓，哪些是借尸还魂，哪些是隔岸观火。在这四年里我的想法有了哪些变化。补充一点，我不搞对自己精神分析那套，那是摧残别人的把戏。要分析自己只要诚实足矣，虽然对自己说实话比对别人说还难。这是个挺痛苦的过程，但是非常有帮助。而且我发现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关心的事物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但比起这些，我更关心的是过去四年我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一般来说写作的人过的是一种文学生活，写的字是文学的，接触的书是文学的，周围的人是文学的或者艺术的，讨论的轶事是有关文学艺术的，即使是小道消息也是文人艺术家的吃喝拉撒睡，可能因为文人艺术家的吃喝拉撒睡来得格外有趣味，因为相互认识，就有了点娱乐新闻的效应，让文人无法遏制的想象力有了驰骋的空间。
文学圈的人不承认文学有圈子。这里不是说什么帮派之类的小圈子，而是一种文学化的思维方式，不管这种思维方式是以回归日常还是先锋之类的面目出现，站在圈子外看，没有人能分得清那些轮番的口号，只知道文人雅士又性起了，只知道这个有看头那个没看头。原先我能感到我离那个圈子还蛮远的，对那个圈子有着好奇心，后来我就觉得不对了，常在河边走不免沾了一脚湿。
圈子这个东西相当可疑，多一个人圈子的成分就浑浊一分。圈子的构造是金字塔形的，有层层下达的权力机构，为了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其成员必定同心协力。今天看了个新闻说布什的弟媳准备揭布什家族的丑。她之所以敢站出来是因为无论如何她也分不到布什家族的一杯羹，她被她的丈夫也就是布什的弟弟抛弃了，而且整个家族没有人站出来为她说话。她要揭露的就是为了整个家族的利益，所有成员都在言不由衷。
圈子的好处是温暖，让人觉得人间自有温情在。据说手放在《圣经》上宣誓，就算是撒谎，发出来的也是上帝的声音。
有人给我介绍过一位文学圈的社交明星，称他为“不写字的作家”。这个名称相当气壮山河。中国人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对无招胜有招这类邪事格外佩服。当初王小波就以“文坛外的高手”而享誉全国，据说这个提法来自于某媒体的记者，之所以连我都知道这个，是因为他对此文案格外得意，同业中人也对此钦佩不已。这个命名撬开了“沉默的大多数”（自然是文坛外的）的嘴巴。王小波是我尊敬的作家，我无意拿王小波说事儿，在此举例只为说明在国人眼里，不什么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外的什么，专业不对口是多么的有蛊惑力。
我不反对一个不写字的人过一种文学生活，就像我不反对作家站柜台或坐台，可尝了几天新鲜就拿了五一劳动奖章显然是不合理的。顺着这个话题说，我倒是很希望作家能出现在其他劳动场面里，比如开开出租车，推销推销保险，做做奸商，不在于体验生活的考虑，而在于我实在看不得一个作家躺在文学的浴缸里洗完泡泡浴，出门也不知道擦干净身子，还到处跟人说自己家里还有个会冒泡的浴缸。
有人说兰波封笔去倒腾军火是一种堕落，有人说他平庸了，有人猜测是源于绝望，似乎上帝递给他一只手，而他不知好歹把上帝的手甩了。这是“作家”才有的逻辑。我知道人生之为人，没听说过人生之为作家的。一个真正的人对生活永远有好奇心。喜欢写的人可以写一辈子，厌烦了也大可随时甩手不写。军火商过形而下的生活，不见得不比作家缺乏形而上的考虑。不管怎样，生活永远大于写作。经历孤独、贫穷不是天才诗人离开了诗歌的必然结果，而这个结果比众星捧月、富贵来得可悲是庸俗者的看法，尽管前者谁也不想，可这不说明后者就值得炫耀。
文学跟生活到底有没有距离呢。我觉得是有的，而且很大。把文学和生活搅和在一起，无异于把玻璃碴子跟米饭做成一锅粥，这锅粥一般人喝不下去，喝下去有胃穿孔的危险。
文学的逻辑很值得警惕，我希望自己的生活离文学远一点，正如我希望自己的小说跟“现实主义”保持距离——真事可以往假里说，假戏也可以真做，但是把“现实主义”当成宝贝显然是把玻璃碴子当成了钻石，还以为自己捡到了便宜——把个瓶子往水泥地上掼，一准能找到好几粒五十克拉的玻璃碴子。
我不知道别人说的现实主义是哪门子现实主义，一涉及主义，还是说说清楚的好，要不然整天有人以把水搅浑为乐，用一个主义打压完张三打压李四，而张三和李四没准不光不是一个阵营里的，还谁都瞧不上谁。
我说的现实主义者是不管吃的黄瓜还是白菜，总希望拉出来的还是那根完美的黄瓜、还是整棵碧玉般的白菜，于是照着幻想做一根蜡黄瓜整棵蜡白菜，把它们放进塑料袋，扎上一根红丝带。
其实这相当超现实，硬要把这个当作现实主义的人是伪现实主义。
伪现实主义的好处是看着亲切，闻着香（香是相对的，逐臭的人自然闻着臭也觉得香），对视觉嗅觉过分依赖的人喜欢伪现实主义，因为伪现实主义让你觉得自己的眼睛没毛病觉得自己的胃口最好。殊不知此种人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最怕的就是食物进口，进了口顺着食道滑下去，又经过胃啊肠啊的暗箱操作，出来的就不是伪现实主义者喜闻乐见的东西了。
说到这儿有人要欢呼了，因为我做了个不雅的比喻。以前讲崇高，现在改朝换代讲崇低了，风水轮流转，各领风骚好几年。一讲到这要紧处，原教旨主义崇低者便亮出革命的号角呜呜吹上一气，以昭示四方，声明崇低者的队伍又壮大了。原教旨主义崇低者的毛病在于抱着字典不放，带点味儿的词都要抠下来，贴在脑门上。又教条得可爱，爱屋及乌，只要摊上排泄物都当成亲娘喜欢。不远万里策马奔到那要命的地方凑上去痴痴地等，你用一千瓦的大灯泡对着他照，他也不会眨一下眼。
我说经过肠胃的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