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荣，他成了当地最举足轻重的纳税人。 他经营共有七十公顷的葡萄园，碰上好年景，可以生产七、八百桶好酒。 他还有十三处按年成交租的分种地和一座老修道院。 为了省钱，他把修道院的门窗连同彩绘玻璃大窗统统用砖砌死，既可以免税，保存也更方便。 他还有八、九十公顷草场；一七九三年，他在那里种了三千棵白杨。他现在住的房子也是他买下的产业；这些都是面上的财产。至于他手头的资金，知道大体的数目只有两个人：替格朗台先生放债的公证人克吕旭先生与索缪城里最殷实的银行家格拉珊先生。 格朗台只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才私下里同格拉珊做点赚钱交易。 在内地，要想得到别人的信任，或者若想发财，就得像克吕旭先生和格拉珊先生那样守口如瓶。 尽管他们从未向外人说过什么，但他们公然对格朗台先生毕恭毕敬的态度，也足以使旁观者揣度前任市长财力的雄厚。 索缪城里人人相信格朗台家有个堆满钱财的秘密金库，并且传说他每天深夜都要去察看成堆的金银，从中得到无法形容的快慰。 爱财如命的人看到格朗台的眼睛里透出一股仿佛已被染上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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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黄澄澄的目光，更加相信这事决非虚传。 大凡习惯于靠利滚利赚大钱的人，总难免跟色鬼、赌徒或马屁精一样，眼神中自有一些习惯难以界定，躲躲闪闪、贪得无厌、神秘莫测的表情，跟他们有同样癖好的人很容易辨别出来。 这种心心相通的暗语好比是着迷于酒色财气的人们之间通用的行话。格朗台先生从来不欠谁的人情；为了收成，要制作一千只酒桶还是五百只酒桶，老箍桶匠是种葡萄的老手，计算起来精确得好象天文学家；他从来不曾打错算盘，每逢酒桶的市价比酒价还高的时候，他总是有酒桶出售，并设法把自己的葡萄酒藏进地窖，等酒价上涨到二百法郎一桶他再抛出，而一般小地主早在五路易一桶时，把酒卖光了。 所以格朗台先生取得大家的敬重。 一八一一年的收成是臭名远扬的，那年他明智地紧收慢放，把货一点一点卖出去，一次收成就给他二十四万法郎的收入。说到理财的本领，格朗台先生就像猛虎，像大蟒。 他懂得躺着、蹲着，耐着性子打量猎物，随即猛扑上去，打开血盆大口的钱袋，把成堆的金币往里倒，接着又静静地躺下，像填饱肚子的蛇，不动声色地、冷静地，按步就班地消化吞下的食物。 他从谁跟前走过，谁不感到由衷的敬佩？对他既抱几分敬重，又怀几分恐惧。 在索缪城里谁没有尝过他利爪的滋味？抓一下会让你疼得入骨三分。 有人为了买地，找克吕旭贷款，利率是百分之十一。 有人用期票到格拉珊那里去贴现，先要扣除一笔大得惊人的利息。 市面上难得有哪天没有人提到格朗台先生的大名；连晚上街头的闲聊也少不了要谈起他。 有些人甚至认为这位种葡萄的老手的殷实家产称得上当地引以为荣的一宝。 所以不止一位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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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或开客栈的索缪人，得意洋洋地在外地的来客面前吹捧：“先生，我们这一带百万元户有两三家，可是，格朗台先生哪，连他本人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大的家底儿！”一八一六年，索缪城里最擅长计算的人作过估算，这位老先生的地产大约值四百万法郎；可是，要是以一七九三年到一八一七年之间以每年平均收入十万法郎来推算，他手头积攒的现金应该跟他的不动产的价值差不多。 所以，当人们打完一局纸牌，或者谈过一阵葡萄收成，最后提到格朗台的时候，自以为聪明的人们会说：“格朗台老爹？……总该有五、六百万吧。”倘若遇上克吕旭先生或格拉珊先生在场，听到这话准会答腔：“你倒比我还在行，我可是从来都没有办法知道这个总数。”
要是巴黎来的客人提到罗启尔德或拉菲特等银行巨头，索缪城的居民就赶紧打听，问他们是否跟格朗台先生一样有钱。 若是巴黎人付之一笑，不屑地答道“是的”
，索缪人就会面面相觑，难以置信地摇摇头。 这么大的家产给这位富翁的为人行事披上了金丝编织的外衣。 就算最初他的生活起居有些特别曾是人们说话的话柄，那么这话柄早已陈旧得无人再提。 格朗台先生的一言一行如今已成为人们判别是非的规范。 他说什么话，穿什么衣裳，他的举止，乃至于眨眨眼，都成为当地的金科玉律。 人人都像自然学家研究动物本能的作用那样研究格朗台，并能从他最琐碎的动作中发现深邃而无言的智慧。 人们说：“今年冬天一定很冷，格朗台老爹戴皮手套了：赶快摘葡萄吧。”“格朗台老爹购买进大批板材，今年酒的产量一定可观。”格朗台先生从不买肉与面包。他的佃户每星期给他送来足够的食品，阉鸡、母鸡、鸡蛋、黄油和小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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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来抵租的。 他有一所磨坊，租用磨坊的人除了缴纳租金外，还亲自登门拿小麦去磨，接着给他送回麸皮和面粉。 他们家只雇用一个老妈子，人称大高个娜农，她尽管上了年纪，每到周末还亲自做一家人吃用的面包。 格朗台先生早已同菜农商量好蔬菜适时供应的事。至于水果，他的果园收成之多，大部分还要拉到市场去出售。 取暖用的木材，是从田园四周作为篱垣的矮树或烂掉一半的老树上锯下来的。 佃户们把乱枝截成一段段，用小车运进城，给他在柴房里堆好，讨他说声谢谢。 他的众所周知的花销，无非是圣餐费，妻子女儿的衣着花销以及教堂坐位的租金，还有大高个娜农的工钱，买灯烛、给锅子镀锡、纳税、房屋修缮以及作物种植等方面的费用。 他最近又买进一片三百六十多公顷的树林，委托一位附近的居民代管，他答应付代管费。自从购置了这片树林，他才吃上野味。 老先生生活上十分不讲究，言语不多，通常只用一些简短的现成的句子，轻声说出自己的想法。 自从他出头露面的大革命时代起，每逢必须长篇大论或探讨什么问题的时候，他马上会结结巴巴、模棱两可，弄得听的人十分吃力，还不得要领。 这种口齿不清、前言不搭后语、思路凌乱的连篇废话，缺乏起码的逻辑，人家认为是他缺乏教育所致，其实他是装出来的。 在我们下面的故事中，一些情节足以说明这一点。 另外，凡遇到生活难题和商业难题要他对付、要他解决，他惯于搬出四句像代数公式那样准确的口诀，说：“我不知道，我不能够，我不愿意，等着瞧吧。”他从来不说“是”或者“不是”
，更不会写下一些字据。有人跟他说话，他只是冷冷地听着，右手托住下巴颏儿，肘弯支在左手背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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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管什么事，他拿准主意之后就决不反悔。 哪怕一笔微不足道的生意，他都会盘算半天。 当他的对手经过一番勾心斗角的谈判，自以为没有露出半点口风，而其实已给他摸清底细，他却回答说：“这事我得跟内人商量商量，现在不能作出决定。”他的妻子早已被他压迫得成了百依百顺的奴隶，在生意上却是他最合适的挡箭牌。 他从不上别人家作客，也从不肯应邀赴饭局或请客吃饭。 他从不大声说话，仿佛什么都讲节俭，连动作都力求省劲。 由于他始终尊重所有权，所以他决不乱动别人的东西。 然而，尽管他说起话来细声细气，举止稳重，箍桶匠的谈吐和习惯仍然不免有所流露，尤其在家里，不像在别的地方那样因顾忌而克制自己。 体格上，他身高五尺，肥胖，结实，腿肚子的围长足有一尺，膝盖骨鼓溜溜地像个大结，肩膀宽阔；圆脸，皮色乌亮，布满了小麻点，下巴挺直，嘴唇没有一点曲线，牙齿很白，眼睛里透出冷酷，像是要吃人。索缪城里的人称之为蛇眼。脑门上皱纹密布，堆起一道道颇具奥妙的横肉，不知深浅的青年人拿格朗台先生开心，把他发黄变灰的头发称做雪里藏金。他的鼻尖肥大，顶着一颗布满血丝的肉瘤，有人不无道理地说这里包藏着一堆刁钻的主意。 这副长相显出阴险的精细，从不感情用事的清正与他的自私自利；他的感情只专注于吝啬的乐趣与对女儿欧叶呢的怜爱，这是他唯一的继承人，是他心目中真正疼爱的宝贝。 他的言谈举止，乃至于走路的姿态，总之，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出由于事业上始终一帆风顺而养成的一种自信的习惯。 所以，格朗台骨子里有着一股铁石般的硬脾气，但表面上却平易近人。 他的衣着始终如一，一七九一年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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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束，今天还是什么样的装束。 结实的鞋子，鞋带也是皮的；一年四季，他老穿一双毛料袜子，一条栗壳色粗呢短裤，在膝盖下面扣上银箍，黄褐两色交替的条绒背心，纽扣一直扣到下巴颏，外面一件衣襟宽大的栗壳色上衣，脖子上打一条黑色的领带，头上戴着一顶宽边教士帽。 他的手套跟警察的手套一样结实，要用到一年零八个月之后才换，为了保持整洁，他总以一种定规的动作，把手套放在帽沿的同一个部位。索缪城里的人知道关于这位神秘人物也只有这些而已。城里仅有六位居民有资格出入他的公馆。 前三位中最起眼的人物是克吕旭先生的侄子。 自从这位青年当上索缪初级法庭的庭长后，他在克吕旭的姓名之后，又加上了蓬丰这一称呼，而且力求让蓬丰的身价超过克吕旭，他的签名已改成克。 德。 蓬丰。辩护律师一旦冒失地照旧叫他克吕旭先生，出庭时立刻就会后悔自己糊涂。 凡是称他庭长先生的人都能得到他的保护，他对叫他德。 蓬丰先生的人更报以满意的微笑。庭长先生三十二岁左右，有一处名叫蓬丰的地产，年收入七千法郎；他还在等着继承两位老叔的遗产，一个是克吕旭公证人，另一位是克吕旭神父，图尔城里圣马丁大教堂的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