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这样来到公共汽车站，这时，我冷静了一下，我想不能硬来，先回避一下再说，了解了情况再做下一步打算。这时，一辆车开过来，我看也没看就跳上车。
坐到坐位上后依然觉得不妥，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在盯着我看，好象我的脸上就刻着“黑民”两个字似的。我恨不得能钻到坐位下面藏起来。我就这样一直做到了终点。
我没敢再上任何一辆车，我把领子拉起来，低下头，在街上匆匆地走着。
我不知道朝哪儿走，只是朝没人的地方走去。我走了差不多2个多小时的样子，来到一个离市中心较远的一大片菜地中的建筑工地。
天色已晚，工地上没有一个人，我想这里一定很安全。我从高高的围墙上翻过去，找到一个刚刚建起四堵墙的房子里，还在角落里找一块硬纸板，和一个空的酒瓶子，于是，枕着空酒瓶子趟下来。我觉得很累。是得好好趟一会儿了。
只一会儿功夫，外面就黑透了，只有远处的路灯了无生气地亮着。
我不敢睡，好象警察正朝这里走过来。
蚊子咬得我全身都很痒，我一面拍一面骂这可恶的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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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坠入恶梦的24小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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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很久，我实在是太困了，终于模模糊糊地睡了过去。
当我一觉醒来时，天已经亮了，远处传来几声狗和鸟的叫声，心中有一点凄凉。怎么办呢？当时还没有手机，而且周围也没有公用电话。更重要的是，我不敢冒然出去，担心一出去就会被警察抓。又过了几个小时，肚子饿了，我这才想起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还一口东西没吃呢。一想到这，越发饿了，肚子也跟着咕咕地叫了起来。我于是决定出去找一户人家，要一点水喝，可能的话，再给Jack打一个电话，探听一下家里的情况。
我找到一个大房子，并敲开房门。
给我开门的是一个澳洲老太太，她躬着腰身，吃力地扬起头，挑开松弛的眼帘，疑惑地看着我。我看了看自己，才发现我的西装已经皱得不成样子，而且粘满泥土和干枯的枝叶。我想我的头发也一定很乱，我的样子一定很吓人。我扶了扶快要掉下来的眼镜，还整了整头发。我说，我是路过的，想要口水喝。
老太太又认真盯住我看了一会儿，说，你站在门外等着，不要进来。我取水给你喝。
我急忙点头说，好好好，我就站在门外等着，我不进去。
老太太转回身，“咚”地关上门。
过了一会儿，房门再一次打开。老太太递给我一杯水和一块面包。
我接过水和面包就吃了起来。我真的是很饿了。
老太太就那么躬着身子，站在门口，看着我吃完喝完。又问：还要吗？
我说，我能不能进去打个电话？
老太太果断地摇了摇头，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关上房门。
我只好又回到工地，看了一下表，已是早上9：30分了。
我开始想，怎么办呢？不能总躲在这里吧？可是，不躲在这里又能去哪里？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没了主意。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突然被一些声响给惊醒。我吓得跳了起来。
我看到建筑工地的大铁门被慢慢地拉开了，那个澳洲老太太带两个警察走了进来！老太太指着我说：就是他！
我死定了！
那一瞬间，我的脑子里是一片空白，连一句应付警察的话都想不出来。
我只是被动地等着警察走过来，给我带上手铐，关进拘留所，然后……
那是一男一女两个警察。男的很威风，女的很和蔼。
我注意到，两个警察的腰间都别着枪，还有手铐。
我很紧张。
对不起，先生，可以问一下您为什么躺在这里吗？女警察和蔼地问。
我……我……我是有点……我头疼……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总不能说移民官和警察正在抓我，我在躲他们吧？
男警察看我这么吱唔着着急，于是反问我，昨天晚上喝多了吧？
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真是笨到家了，警察给了我这么好的说词我都不知道往下接！这也难怪，我当时满脑子里装的全是移民部和警察正在抓我这样的想法。根本就跳不出来！
我说，我……我没喝酒……
男警察皱了皱眉头，说：请出示您的身份证。
我翻了半天，翻出一个学生证。
男警察看了看：哦，是个留学生……他刚要把学生证还给我，突然又问，哎，你一个学生呆在这里干什么？
我又没话说了。我说，我……我走迷路了……
我的惊慌和语无伦次使得两个警察真的怀疑我了。他们把我带去警察局。
一会儿，来了个约50岁的男移民官，用警车带我去移民部的拘留中心。
这位移民官已经掌握了我的一切情况：名义上的海外留学生，却没有去上过一次课，因此得到海外学生办公室的警告。移民官说，他处理了很多留学生生案子，还从没碰到象我这样连一堂课都没上过的学生呢。他说，他打算立刻取消我的学生签证，把我关在移民部的拘留中心，等机会遣送回国。
那一刻，我清醒了。我对自己说，这是我的最后机会，绝对不能输！要抗争！这次要是输了，真的就是全盘皆输了。
我连一分钟都没用，就制定了战略战术。
首先，我抗议澳洲警察和移民官如此对待一个海外留学生。我是一个海外留学生，我是澳洲的客人，我有合法的签证，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里来？
移民官听后愣了一下，半天才缓过劲来：我……我立刻就可以取消你的签证！
我反过来问他，凭什么呢？
他说：就凭你来到澳洲两个多月了一堂课都没上。
我说，好吧，我现在就告诉你我为什么一次课都没上。是的，我是一个拿学生签证入境的留学生，可是，我同时也是一名澳洲急需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我之所以一堂课都没上，是因为我正在写一本《中国贸易指南》的专著，我认为写一本澳洲急需的《中国贸易指南》比去学校学英语更重要；我之所以可以一堂课都不上：第一，我和校方打了招呼；第二，我已经申请了工作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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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坠入恶梦的24小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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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老实话，我不知道我的“说词”是否有理有据，是否能打动（或者是“吓住”）这位自以为了不起的移民官。我这是孤注一掷，背水一战。
中午12点，这位移民官告诉我说，要我先在“拘留中心”休息一下，然后去吃他们为我准备的午餐。我估计他们会利用这个机会去调查我所说的是否真实，同时向他们的上司汇报我的情况，请上司做决定。
午餐时，我遇到了几个“黑民”，我的难兄难姐，他们告诉我说，最好的办法是找当地的律师来担保。当时我还不认识任何律师，而且，又由于我好面子，不想请我在主流社会的朋友或者大学教授来担保我出去，我怕这样会给他们留下不好的印象。午饭主要是三明治，我只是添饱肚子，毫无味觉，因为我在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时我才明白，什么叫做度日如年。此时，我心中的小马达再次发挥了作用，给我打了强心针，我开始思考着下午谈话的提纲。
下午1：30分，“拘留中心”来了三位移民官和我谈话，两个询问，一个做笔录。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他们询问了一百多个问题。我真的很惊讶他们的工作效率和认真精神，通过那一百多个问题，我知道他们已经基本上掌握了我在澳洲的一切，他们还告诉我说，移民局在一个星期之前已经拒绝了我的工作签证。他们让我自己选择：自己回国，还是被遣送回国？我告诉他们：我选择留在澳洲。我说我要写完《中国贸易指南》一书，然后再回国。
我着重谈了以下几点：
第一，让我回国，那将是澳中经贸交流的一个损失，像我这种专门人才，澳洲需要花很多钱到国外去请，而我现在已身在澳洲，却要把我驱逐出境，这是极不聪明的做法；
第二，我在中国是一位企业家和经济学家，有着良好的信誉和较高的社会地位；
第三，我没去英文学校上课虽然有违留学条例，但是我有原因，因为我正在写《中国贸易指南》一书；
第四，我曾经向学校主管学生工作的Alevn请过假，并获得口头同意；
第五，我已向移民局申请工作签证，我拿的是过桥签证，就是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留学生了，我不去上学也就有一定的理由；再者，虽然上个星期我的工作签证被拒，但我仍有28天的上诉期，在28天之内，我仍然是合法的居留者；
第六，我提供了墨尔本大学Grame教授、迪肯大学Darrell院长和经济学家Breth等人的名单，他们了解我，而且愿意提供对我的担保；
第七，我已与迪肯大学签定了正式的工作合同，移民局若要送我回国应该先知会迪肯大学。
我最后告诉他们，若他们依然要强行送我回国，我会请律师为我辩护，同时还要请迪肯大学与媒体进行联系，把这件事情在媒体公开，让澳洲的民众来评定，象我这样澳洲急需的特殊人才是否要遣送回中国。我的义正词严使得他们的态度有些松动，他们很快便答应与两所大学的几位教授和英文学校的校长联系，并给我一个答复。
下午5：30分，三人移民官再一次来到“拘留中心”办公室，找我谈话。我发现他们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的脸上都带着微笑。我们互相问候之后，他们便告诉我说，我所说的都是事实。但是，我仍然违反了移民法和违反了留学生的管理条例。但是，鉴于我的特殊身份，他们征得移民局高曾领导的同意，要对我进行特殊处理：
第一，立即释放我，不遣送，也不要求我离开澳洲；
第二，每周到移民局报到两次；
第三，同意我再次申请工作签证，当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