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来几年里飙升的地产。当然，这需要对墨尔本市房地产业的极度敏感和独特的判断力，才能够做到的。我的助手每周给我一份澳洲房产的市场报告，一份墨尔本房产和土地的销售报告。每过一段时间，他们都会给我一份可供选择的投资区域的报告，一份专业刊物，专业机构关于近期房地产的评论和远期房地产的预测。因此，决策是有相当依据的，还要再加上独特的判断力。
刚刚买下的这幢住宅楼就属于这种情况。它的位置离墨尔本市中心很近，大概只有五公里的样子。这幢住宅楼里面有许多住户，都是澳洲当地人，也有少量的住户是海外的学生，大家都不看好，因为那个区是传统的差区。当我买下这幢住宅楼之后，很多人说我这是马失前蹄，看走眼了。
我在前面曾说过，澳洲投资住宅楼的观点和中国完全相反。在中国，比如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越是市区的房子越是贵，越是郊区的房子越是便宜，距离和价钱刚好是成反比的；可是在澳洲却反过来了，人们选择住宅的时候，一般都选择离市区有一定距离，但又条件很好的花园洋房。中国人看重是否方便，所以离市区越近越好；澳洲人看重的是生活质量，要与市中心保持一定的距离，要靠近大海。
所以，当我拿下那幢离墨尔本市中心只有五公里的住宅楼时，传统上又不是太好的区域的时候，令很多行内人士惊讶。
照行内人说，我犯了两个错误：第一，离市中心太近了；第二，又是住宅楼。
这又是一个澳中两地在买房子这件事观念上的不同。中国人喜欢住楼房，澳洲人喜欢住平房；中国人喜欢住楼房是因为传统上楼房的条件比平房好，澳洲人喜欢住平房（“平房”这一词汇在中文中已经成为没有抽水马桶、很旧、很差的房子，所以我有时要使用“花园洋房”这个词）是因为平房比楼房条件更好，而且你可以真正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楼房你有土地吗？你住在10楼，你的土地在哪里？）——土地是房子升值的本质。
那么，我为什么要犯这样两个所有人都认定的错误呢？
因为我觉得澳洲人的生活方式在改变，人们的生活节奏快了，年轻人会更喜欢住在离市中心很近的地区；而且，墨尔本市区也在扩大。这一切都会使得我这幢住宅楼在近期内升值的。我不是在拍脑袋，我是经过了大量的资迅搜集和分析才得出这个结论的。
实事证明我对了，我没有看走眼，三年后，这幢住宅楼的价值翻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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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世纪之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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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应该算是慧眼独具吧？
在我的澳洲集团有了实力之后，一种继续在澳中两国之间推动互动交流往来的愿望又在我心中形成了。我准备帮助中国的企业家和一些官员，把他们带进澳洲。
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不光是吸引海外投资，也要让中国的企业家走出国门，要有进有出。中国要想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强国，必须要有资本和资金的双向流动。
我鼓励中国企业家走出国门看看。现在已经是地球村了，从上海到墨尔本也就是１０个小时的飞机，这比我当时从上海到江苏海斗农场的时间还要短，还等什么呢？我也鼓励中国企业家们大胆去澳洲投资，到世界各地投资。
让资金外流这个方向正确吗？我以为是正确的。这几年，我一直在观察日本，日本在最近的十多年里，表面上看是经济严重衰退，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假象。我以为，日本通过他们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的跨国资本，赚了不少的钱，而这些钱从名义上又不属于日本的经济增长数字。就是说，日本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并没有降低。
我在重庆、武汉、上海这些中心城市以及山东的几个中小城市举办了一些经济与贸易报告会，其中的核心内容就包括我极力主张的海外投资。我当时建议在一些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购买资源型的不动产，尤其是土地。中国缺乏资源和土地，为什么我们有远见的企业家不在海外投资资源和土地，而且澳洲房地产（包括土地），还在不断增值，这比把钱存放在银行要强上十倍、百倍。
我提请大家认真对待“西班牙烧鞋事件”。当新移民不注重和当地的文化与经济制度相融合的时候，当“中国制造”严重威胁到当地的制造业的时候，那无论是世界贸易协定还是国家间的贸易协议都不可能解决两个国家人民之间的贸易争端。这就是“西班牙烧鞋事件”的真正原因。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让资本走出去，在国外建立合资企业，然后通过合资的形式，把“中国制造”变成“澳洲制造”、“西班牙制造”。这样没什么不好，我们不是照样能够获得可观的利益吗？
我认为，“中国制造”还将受到更多的贸易壁垒的打击。因此，要及早着手海外投资。
所幸的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之后，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大力提倡中国本土的企业要大胆地走向世界。
对于这个问题，我早就做出了结论：我们中国人，依靠自己的勤劳和聪明智慧，不仅能够在中国本土上获得巨大的成功，也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获得成功。如今，大量的新移民在美洲、欧洲和澳洲一些国家的成功，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真的认为中国人很聪明，很有智慧，我为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动自豪。
还是那句话，中国要想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不仅仅要吸引外资，还要走出去，占领世界市场，扩大海外投资，形成资金的正常循环。
这资金不是外逃，而是一种投资；而投资的利益，最终还会返回中国。
这一段时间，我利用自己在澳洲的影响，尤其是利用我在澳洲政府内的影响力，帮助很多中国的地方领导和企业家来澳洲交流访问。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澳洲只能选择亚洲做经济伙伴。澳洲是亚太地区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部分。
说到澳洲两国间的交流，总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故事发生。
浙江省有一个资产超过20亿元的民营企业家，要来澳洲做商业访问。在审理签证的时候，签证官为了确认这个人的真实身份，给他打了电话，这个企业家刚好在外地，手机信号又不好，没说上话就断了。于是，签证官对这个企业家的真实身份产生了严重怀疑，拒绝发给他签证。我知道了这个事情后，立即在中间进行斡旋，很快就带他办好了签证。
我斡旋的办法很简单，就是要这个企业家准备一份全面的资料，让使馆了解你的工作背景和经济实力。另外，我还为他搞到一个澳洲国会议员的支持信。澳洲方面认为，如果你的身份很重要，是澳洲需要欢迎的人物，那么，你还应该有澳洲国会议员的支持信。
最后，还有一份完整严格的行程表。包括澳洲一些大企业和政府有关部门与他们会谈的确认函。另外，我还亲自给大使馆的签证负责人发函件说明情况。
类似这样的签证被拒事件还有中国某大城市的公路局长，某市旅游局长，甚至某市的副市长等，这些人都曾有过签证被拒的经历。后来，都是通过我的指点和帮助或者我直接与大使馆电话联系，才得以顺利来澳洲访问。
我帮助这些签证被拒的人的方式都是一样的。
第一，我找负责签证的最高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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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世纪之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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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找国会议员或者是移民部；
第三，我还会找邀请你的澳洲相对部门联系；
第四，充分运用澳中集团的优势。
澳中集团公司这几年内，一共邀请了数千人次来澳洲访问，从民营企业家到国营企业家，从乡镇长、中小城市的市长到省部级领导，没有出过一件滞留不归的事情，声誉很好。所以，一般我们出面，使领馆都会协助办理，解决一些意想不到的难题。
就象我鼓动中国企业家投资澳洲一样，我也试图去别国寻找机会。
除了中国，我还去了别的亚洲国家以及临近澳洲的太平洋岛国。我去了日本，去了已经回归中国的香港特区，去了和澳洲很相象的临国新西兰，还去了很小的岛国汤加。最后，我决定在香港建立一个分公司。我相信在香港靠炒楼发了财的那些人，在香港楼市狂跌的情况下，一定会急着向外发展。
此外，我又第三次率领“澳洲新华人企业家代表团”访问中国。
我们前往的地方照例是那些经济最活跃、最可能找到机会的北京、山东和上海这几个沿海大城市和省份。这次访问，使我确实感绝到了中国的变化一天比一天大。我又动了心。这是自从1996年我的“澳大利亚工业园区”计划失败，再加上1997年我被中伤、内误解之后，第一次对中国又动了真感情。
山东人的豪爽、率直和真诚感染了我，我决定在山东建立澳中集团北方办事处，以推广我的一个教育培训计划。
有人问了，为什么不在北京建立你的北方办事处呢？
这就是我的独特做事方式。我觉得，我在北京很难找到插脚的地方，在山东则可以一枝独秀。接连两次在中国的失败和教训，使得我在中国的投资和发展变得特别小心翼翼，尽量找水浅的地方，找那些迫切需要发展而且环境和人事关系都简单的地方。山东正是符合我的想法的地方。
我认为，山东、辽宁、黑龙江、河北都是有巨大发展潜力的省份。当东南沿海省份，比如广东、福建、上海及江苏发展起来之后，上面几个省份就是下一个发展的重要区域了。
实事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山东办事处后来的运做十分好，尤其是教育培训业务。
全球瞩目的世纪之交的日子就要到了。2000年，一串特殊的数字，一个特殊的年份。
澳洲的几个大城市由于最先迈进新世纪，所以引起全球的关注。如果人类真的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