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跟在唐襄年身边才那么几天，所见所闻所学所识实实在在丰富得难以形容。
送走了大伟明利之后，唐襄年连连拍了两下手掌，道：
“大功告成了！”
“我并没有预料到作为这伟特药厂的总代理，需要投资这个我能力负担以外的数字。”
“金信晖的遗产还没有到手吗？”唐襄年问。
“我只占其中的三分之一，还得有一个百分比属于健如母女的。”
每提到此事，我就觉着浓郁的委屈和耻辱，因而要回一回气才能继续说下去：
“除非我可以打赢官司，把小叔子的监护权取到手，那么，我控制了金家的三分之二产业，就比较容易调动资金，即使多的是不动产，也可以向银行进行按揭。”
“胜诉的机会如何？”
我摇头，不愿意想起罗本堂律师的忠告。
唐襄年说：
“先等着大伟的答复再算，他回到美国总部汇报之后，很快就会把合约寄来，你是否签下去，其时再做定议。不过，方心如，我很诚恳地告诉你，这是一个发达的大好机会，真正是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问题在你。”
我并没有回避唐襄年的目光。
我知道问题在我。
“待我的官司大定了，知道了结果，再去考虑其他问题吧！”我是这样说。
唐襄年答：
“官司赢了输了，情况都是大同小异，你必须得到利必通银行的支持，才能做得成这单大生意。赢了，银行要求你注资的基本金额可以拿得出来。输了，你连起码的本钱也缺乏，要多筹一笔现款，如此而已。”
我完全明白唐襄年的意思。银行如果肯支持生意金额的百分之八十已经相当理想了，其余百分之二十自然是必须的本钱。换言之，我即使有那百分之二十的本钱，也须安排其余的借贷，把握何在？无非都在唐襄年个人身上。
要永隆行提出什么帮忙与保证，在今日是困难重重的。
客观上，永隆行未有强劲的银行关系；主观上，太多永隆行的股东，也就是我那些直系亲属，不会愿意帮助我去创业，这是肯定的了。
故此，问题在我。
我肯不肯付出代价？
不肯。
当我走出了唐襄年的办公大楼，独自在中环的街道上踱步时，我仍是意志坚决的。
唐襄年说只要晨早起来洗一个热水澡，忘记昨夜星辰，无人知晓，就能重新为人。这个意念是惊人的，我无法接受。
我固然不爱唐襄年。
他也不见得爱我。
爱一个人，一定期望与之长相厮守。
我只不过是他的一份好奇、好感、刺激、娱乐、发泄。我并不甘心成为玩物，不可以，这是极之有损尊严之事。
人没有了尊严，还怎么活得下去？
整件事就这样告一段落吧！
伟特药厂的一个发财梦自今天起苏醒就算了。
满城都生机，我还会有灿烂的明天，何必急着把自己抛售？
明天，一定会更好。
我有这个信心。
然而，很可惜，有时，自信与成功划不上对等符号。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一总亲人站在法庭做供时，说出来的话。
方健如的供词说：
“我曾经对大姐提出过重抗议，认为由一个女佣带着三个孩子是非常吃力的工作，尤其是我和大姐都要在永隆行上班，晚上还有一些非去不可的应酬，根本无法分心分神在照顾儿女上头，因而，我坚持要四婶一个人带咏诗，而大姐仍然只依赖牛嫂去照料三个小孩子及金耀晖。”
这暗喻的恶毒还比不上我另一位妹子方惜如，她在回答律师的问题时，挖空心思去冤枉我、诬害我，那种心肠的狠绝，令我有当场吐血的冲动。
律师问她：
“你有没有留意方心如跟金耀晖的相处与关系？”
方惜如答：
“有的。他们相处得非常好。大姐跟这小叔子的相处时间甚至比她的那几个亲生儿还要多。”
“方心如在广州是不是已经习惯跟金耀晖有亲密的相处？”律师又问。
“不是的，我发觉大姐越来越对金耀晖关怀与爱护是这最近的事，这其中可能有一重我估计的原因在内。”
“什么原因？你且说出来。”
“我想大姐是在金信晖去世之后，额外地想念他，因而在金耀晖身上寻到了安慰。”
“你可以具体一点指出你的这个体会的根据吗？”
“我曾经亲眼看到大姐紧紧地抱住金耀晖闭上眼睛，喊出金信晖的名字，并且她说‘啊！请勿离开我！’”我气得双眼爆出血丝来，怒不可遏地要站起来，冲向前去跟方惜如拼了。
她这个出卖人伦、出卖良心、出卖人格的婊子！
罗本堂律师与他的助手竭力把我按下去，阻止我在法庭内做出失礼的行为。
我哭了。
法官宣判结果之前我已经忍不住哭了。
任何一个法官听了她们的陈辞，再有三姨奶奶在堂，加上金旭晖准备成家立室，且照顾弟弟的承诺，我已经知道大势已去。
只是，我从来部不会想到会被亲人迫害得那么惨。
骨肉相残至此，所有的做人信念都已荡然无存。
当我回到家里来，金耀晖红着眼睛走到我跟前来，喊了一声：
“大嫂！”
我原本要一把将他抱住好好地再大哭一场，但想了想，还是缓缓地放下了已提起来的双手，无奈地说：
“耀晖，我输了，对不起！”
“大嫂，请别离开我，你还能跟我们住在一块儿就好！”
我没有回应，连连拍了耀晖的肩膊两下，只表示安慰。
这一役的失败，不只是产业控制权的落空，不只是在金家地位凋零，不只是与耀晖感情的受磨损，且是我接受血淋淋的残酷人生的一个开始，是我对人性绝望的一份踏实刺激。
我伤心、气馁得无以复加。
因为，天下原来没有公理。
连在法律之前，不一定是良知得胜，不一定是好人好报，不一定是真相大白。
至此，我才知道要生存下去，好好地生存下去，只能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不可能顾人情，不可能念亲恩，不可能凭良心。
以后，我要如何自处了？
是同流合污，各出奇谋，以挣扎求存求荣下去；抑或坚持吃亏吃苦，也要维持做人应有的良知与操守？
我的确茫然。
轮不到我慢慢地分析理解，再做决断，就在人生的善与恶的分歧路上，我的彷徨并没有遏止身旁的人对我的迫害。
金旭晖并不认为他应当羞愧，大剌剌地站在我面前，说：
“大嫂，我们很快就得搬家了，你要是仍住在这儿的话，我嘱永隆行每月为你交租。”
我没有回话，不置可否。
着实仍未自重创重败的刺激之中恢复清醒的头脑，我无法为自己的出路做出任何决定。
每次坐到永隆行去，跟金旭晖与方健如开所谓公事会议，再轮不到我提任何意见。
提出来也没有用，一投票，我立即败下阵来，徒添伤感与狼狈。
就在这一天，金旭晖实斧实凿地对我说：
“大嫂，我看你在这几天就得交出堂费与律师费，你准备好现金没有，如果周转有问题，我们就商议个交换条件……”
我没有等他说完，就答：
“健如给我提过，让我想想吧，如果我拿得动资金，解决了应付的打官司费用，那幢在麦当奴道的房子，我还是要住进去的。”
“大姐，你为什么要如此坚持？”健如问。
这句话我没有答。
她是明知故问，其实，彼此心照不宣了吧！
之所以竭力要把我屏弃，不让我搬在一起住，无非是更进一步不以我为金家的一分子。
同样，我死不肯放弃这个权益，也是为了不要输给健如。没有能入住金家大宅，我就要另营住所之理。
口舌之争是无谓的，必须真金白银地拿出钱来，把问题解决了。
我到罗本堂律师楼去了一趟，计算清楚该负担的堂费与双方律师费，不禁苦笑，这笔欠款，刚好用金信晖留给我的现款，可以偿还掉。
倾出所有，只为保住了身分，值得吗？
连牛嫂都劝我说：
“大少奶奶，何必争一时之气。住哪儿都一样，你还是手上捏住几个钱比较值当。”
我重重地叹一口气，把心不定。
小叔子耀晖自从知道监护权落在金旭晖手上之后，一直落落寡欢，当他知道我有可能不跟他们一起搬上大宅去时，惶恐失色地跑到我跟前来说：
“大嫂，你得与我们一起搬才好。”
我没有造声。
“大嫂，我舍不得你。”
我只能点头，表示我明白，并非表示我答应。
“耀晖，大嫂还有几个孩子要照顾，必须为他们争取一些保障，不能弄得手中连个活动钱也没有，太险了。”
“你留住在这儿就不危险了吗？如果二哥往后不替你交租，你们岂不一样彷徨。说到底，大宅是人人有份，自家的物业。”
我听懂了，怎么连一个孩子的思路都比我清楚。
对，以现金换回有瓦遮头是重要的。要把我一脚踢开，着实的不容易。
于是，我狠一狠心，提存了名下的现款，结了法庭与律师楼的账。金旭晖就再没有借口，不让我搬到新居去。
新居一共四层，原先计划是旭晖的母亲三姨奶奶住楼下，旭晖与即将新婚的夫人住二楼，三楼属耀晖所有，现今也就是旭晖的管辖范围。他把惜如放到这层去住，耀晖反而是住到三姨奶奶身边。四楼和天台是金信晖的，等于归我和健如分配。
第三章＇梁凤仪＇
搬家的一天，不平的事又发生了。我发觉负责搬运的苦力把我和三个孩子的东西全搬到天台上去。
天台上另搭了间锌铁的房子，那是五十与六十年代在本城相当流行的。举凡拥有天台业权的人，都必定潜建一问木筑的或锌铁房屋，或自用，或分租给一些比较贫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