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防务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各军种参谋长，防务委员会的会议由首相本人或他的一位内阁同僚主持召开。因为防务委员会没有一个常设机构，这样，许多事必须先到白厅进行游说，使委员会做出的决定获得通过。帝国防务委员会一成立，便立即对英国的情报体系进行了详细研究。委员会认识到对情报机构进行改革的迫切需要，经白厅同意后防务委员会开始进行改革。
1907年，退休的海军情报局局长查尔斯·奥特利被任命为英国的防务委员会秘书。1909年8月，在防务委员会的支持下，奥特利建议成立一个秘密情报局，负责情报搜集的一切事宜，这个建议得到了内阁的批准。它把秘密情报局分为两个部分，分别负责国外和国内两个相同领域的工作。国外部分决定由皇家海军上校曼斯菲尔德·卡明领导，后扩展为秘密情报局，又名军事情报总局六局，代号MI6。国内部分决定由弗农·凯尔上尉筹建，后发展为军事情报总局五局，又名保安局，代号MI5。
MI5的创始者凯尔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领导军事作战局五处即后来成为军事情报总局五局长达三十余年，使这个1909年创建时规模很小的机构，到1939年时已成为具备许多专业分支的庞大部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MI5随着英军参战也不断地扩大。大量有才能的人进入了MI5，使它发展了非凡的技术。出于战争的需要，所有的部门都在加紧搜集情报，不论是在英国有利益要保护的那些国家，还是在世界其他地区。在这些地区，不管有关的政府同意与否，英国都在进行情报搜集活动。在国内，军事作战局五处追捕间谍、叛徒和破坏分子；在其他地区，情报搜集活动由秘密情报局和海军情报局分管，后来在海军部第40号房间还配备破译人员。
1916年，军事情报总局成立了，军事作战局五处改称为军事情报总局第五局，但这只是机构名称上的改变，并不影响其地位、活动和人员。虽然军事情报总局在编制上仍然是陆军部的一个下属机构，并对陆军大臣负责，可是它取得了独立地位，可以直接与首相联系。实际上，凯尔很少同当时的首相或其他的任何一位大臣进行单独接触，但是在一战后的那些年代里，他逐步同那些位居政府最高层的人物，如内阁大臣、常务次官和军种参谋长等，建立了较密切的关系。此外，他同当时的财政部首席大臣和政府的其他各个特别顾问们建立了经常不断的联系，同工业界、同伦敦市政府、甚至同新闻界巨头们均保持着极好的关系。通过一部秘密的电话交换机，他可以直通秘密情报局局长、外交部、首都警察厅长和海军情报局长。
然而，权力和政治势力似乎更明显地同秘密情报局和海军情报局连在一起。军事情报总局五局缺乏吸引人的魅力，他们的军官干的是不显眼的工作，而且功劳常常是他人的。所以MI5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自然也就不够风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MI5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它还没有发挥作用，战争结束了。
一战后，军事情报总局的规模从1918年的八百余人逐步下降，但他们还是不断开拓新的领域。这正是它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巩固其在秘密情报界中的地位的时候，也正是它四处招收可进行专业训练的新成员的时刻。凯尔巩固了他同伦敦警察厅和其他情报单位的联系，为此他创办了一个内部俱乐部，通过俱乐部的活动，加强了同这些重要部门的联系。当然，他也没有忘记英国海外的属地，并同各个殖民地和自治领地建立了更加牢固的联系。驻扎在国外的各个英军司令部总要委派一名参谋军官作为联络官或者国防保安军官向伦敦的凯尔汇报情况。这些殖民地和自治领地又逐渐发展起它自己的保安组织。在建立了这种保安组织的地方，军事情报总局五局又派驻一位联络官。最大的自治领地情报局是印度政治情报局，名义上它是一个独立机构，设在印度政府内政部内，实际上它直接受控于MI5。
这期间，由于人们没有认识到MI5的重要性，或是出于其他原因，有一些人试图合并军情五局，但由于凯尔的顽强抵制，那些想把MI5挤垮的人没有获得成功。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的情报机构不仅要对付由纳粹主义崛起引起的问题，而且还要对付爱尔兰民族主义问题。
1919年11月21日，由奥蒙德·温特上校领导的英国联合情报局在都柏林地区经营的几座“安全房子”遭到了迈克尔·科林的爱尔兰共和军的行刑队袭击。在枪战中，共有14名联合情报局的人和皇家爱尔兰警察厅的2名警察被打死。而爱尔兰共和军在这次袭击中，只有一人被击中。这一天被称为“血腥的星期天”。
“血腥的星期天”对军事情报总局五局和军事情报总局六局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原先MI5可以在当地警察的积极帮助下进行活动。但1921年爱尔兰脱离英国后，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了。
在1930年代初期，当军事情报总局五局的本部设在伦敦的克伦威尔路时，其参谋人员总共不到25人，这些数字还包括偶尔进行一些活动的秘书人员。这么一点人被要求搜集所有的情报资料，并伸出灵敏的触角，去侦察敌方情报机构的颠覆活动。他们要警觉地注视着国家的稳定，特别是武装部队中的颠覆性活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迅猛发展，使当时的MI5变得十分不安。
1937年，军事情报总局五局的参谋人员（总共28人）从克伦威尔路搬到了米尔班克的泰晤士大厦的两层楼办公，接着他们又搬到了霍斯费旦等拐角的居住地区。到这次搬家时凯尔已经断定战争不可避免。他越来越对洪水般涌入英国的难民感到不安。到1937年中，已经有2万多德国人向警方登了记，这些外侨中就混有希特勒的第五纵队。为此凯尔极力向上级反映，要求扩大机构增强MI5的作战能力。经过努力，凯尔终于得到了扩充他的机构的许可。但是，事情被拖的太久，以至于军事情报总局五局感到很难在扩大规模时做到保密。为了满足扩大MI5的需要，凯尔也废除了他选拔每一名雇员时都亲自谈话的原则。在战争爆发前的18个月中，MI5比它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发展都快。
随着战争的临近，MI5开始增加人员。但即使到1939年9月，它还是显得很不充实，还不能应付欧洲战场的负责局面。在战争的头10个月中，MI5的规模扩大了好几倍，但其机构的改组一直进行到1941年。
MI5在这期间的基本组织结构中通常有相当大“内部机动人数”，在战争期间整个英国情报界确实如此。妇女一般先到令人生畏的登记科，作为她们在军事情报总局五局工作的开端。她们在那里填写表格和进行归档工作，然后逐步升到秘书的职位，少数几个走红运的妇女，凭自身的能耐成为军事情报官员。男的也是从一个部门调到另一个部门，甚至从这个机构调到那个机构。在MI5的经历被认为是调到秘密情报局（MI6）或特别行动执行部工作的一个有利条件。
随着战争的继续，MI5所承担的任务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起初，它致力于英伦三岛和英国内部的保安工作。后来，则是派人员在海外战场组建的许多特别行动小组一起执行任务。到战争结束时，其重点又转移到了战略欺骗、派遣间谍和肃清残敌，它在内部又做出了进一步改组，各个处科的重要性及其人员情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1939年MI5迅速扩大，使办公的地方越来越紧张。于是凯尔安排把机构搬到沃尔姆伍德丛林的一座监狱。他还准备建立特别的“牢笼”，这样，军事情报总局五局的犯人就可以单独关起来，既解决了民政当局不能提供这种住所的困难，又可以与外界隔绝。他任命前特别处的军官斯廷森去找一个合适的拘留中心，既靠近军事情报总局五局总部，而又比较僻静，可以避开那些好窥测的眼睛。最后他选中了里士满附近的哈姆康芒的拉齐米尔大楼。
1940年5月10日晚，温斯顿·丘吉尔被任命为英国首相，这预示着与作战有关的部门要发生各种变化，而军事情报总局五局无疑不会被排除在新首相的改革计划之外。同一天，德国开始进攻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德国部队像潮水般地越过中立国家的边境，致使英国内阁第二天在阴郁的气氛中召开了会议。
会后，首相解除了凯尔军事情报总局五局局长职务。第二天，在丘吉尔亲见国王前几个小时，三军参谋长得到丘吉尔的同意，成立了本土防务指挥部。不久后，内阁于5月28日建立了一个特别小组监督军事情报总局五局的工作，以及给予那些负责处理因大批拘留外侨而带来困难的部门以政治指导。
这个小组最终成立于1939年12月，当时张伯伦委任汉基勋爵着手对军事情报五局和秘密情报局进行研究。原因是由于各军抱怨秘密情报局向他们提供的情报低劣，没有多少使用价值。而且汉基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同时也很适合搞研究。汉基曾在海军情报局任过职，并当了26年英国防务委员会秘书，应该说是位既精通情报业务，又精通政务的高手。当退役海军情报局局长奥列特当上英国防务委员会秘书并在1909年创建军事情报总局和军事作战总局的前身时，汉基就一直是他的助手。
1940年5月11日，汉基向丘吉尔报告了他的初步调查结果，主要是涉及到秘密情报局和政府密码学校的情况。他也报告了自1939年9月以来出现的许多其他破坏性的机构，同时他不得不花更多的精力，用更短的时间准备汇报军事情报总局五局的详细情况。调查的结果，MI5并没有什么问题，但丘吉尔还是决定对军事情报总局五局进行整顿。丘吉尔和凯尔的关系很不好，凯尔对丘吉尔也不信任，这些历史老账还得追溯到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