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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滑稽的故事，说是有个旅行者在西方某地看到一个长着长长的白胡子的很老的老人，很伤心地在哭。这个少见的情况使这个旅行者感到奇怪，他就停下脚步，问这个老人哭什么，老人的回答令他惊讶不已，说他父亲刚刚鞭打了他一顿！“你父亲在哪里？”“在那里。”老人回答说。旅行者骑着马朝着那个方向走了一段，发现的确有个更老的老人，胡子更长更自。“那个人是你儿子吗？”旅行者问。“是我儿子。”“你打了他？”“打了他。”“为什么打他？”“因为他不尊敬爷爷，他下次要是再那样的话，我还要打他！”如果把这个故事搬到中国人的情景之中，就不滑稽了。
仅次于家庭成员之间责任的，便是邻居之间的相互责任。邻居之间是否有亲戚关系，并不能使他们相互要承担的责任有所分别，责任仅仅取决于住在邻近。依据是善恶会互相传染。好邻居会造就好邻居，而坏邻居也会把邻居带坏。孟母三迁，为的是找一个称心如意的邻居。而一个西方人，刚刚学会主宰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共和观念，对他来说，同谁做邻居都无关紧要，假如他住在城市里，他可能住了一年还不知道隔壁邻居叫什么名字。但中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有个人犯了罪，他的邻居也就犯了罪，这种罪有点像英国法律所说的“知情不报罪”，因为他们知道犯罪企图，却不去报告。说“我不知道”，是徒劳的。你是邻居，因此你一定知道。
如何处理弑父或弑母罪案鲜明地证明了中国人的负责理论。我们在谈孝心的时候就已经提到，这种案子的罪犯常常被认为是疯子，正如一个人原本可以用自杀来逃脱惩罚，而他却甘愿被凌迟处死。据几年前的《京报》报道，中部某省的巡抚报告说，他处理了一件弑父母的案子，处理结果是推倒这个罪犯所有邻居的房屋，因为他们玩忽职守，没有用好的道德教化去改造这个罪犯。这样的处理方式，在一般中国人看来，完全合情合理。有的情况下，某地发生一起罪案，除了惩罚所有相关人员之外，还要推倒一段城墙，或者把城墙改个样子，圆的转角改为方的、或者把城门换个新的位置，或者甚至关闭城门。如果某地接二连三地发生罪案，据说整个城市都要夷为平地，择地另建新城，但我们迄今还没有看到一个确实的例子。
除了邻居之间要共担责任之外，接下来就是村庄里的甲长或保长，他管的事最杂，有时只管一个村庄，有时职责范围扩大到许多村庄。无论哪种情况，他都是当地官员与老百姓之间的一个沟通媒介，无数的缘由使他一不小心就惹出麻烦，经常可能因为未能报告他不可能知道的事情，而被苛刻的官员打得皮开肉绽。
知县的职位要比保、甲长高出许多，对于他所管辖的老百姓来说，他是中国最重要的官员。对于下面的百姓，他们是老虎。对上级官员，他们是老鼠。一个知县的职责，至少应该分给六个不同的官员。一个人集民政事务审判官、行政司法长官、验尸官、司库和税务官于一身，不可能面面俱到。这些职责被错误地集中在一起，使官员在体力和道德上都不可能合适地履行职责。不少官员对分派给他们的工作不感兴趣，除了从中得到的好处，而这些职责本身又是繁杂而相互抵触，使得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得依靠幕僚和下属。事情这么多、即使这些官员好心好意，也难免出错，而他们要为此负责。知县，同所有中国官员一样，被认为理应对辖区内一切了如指掌，并且神通广大，能阻止一切应该被制止的事情。为了让知县和保、甲长知晓一切，每一个城乡都是由十户一甲所组成。每户一牌，写明户主的姓名及家庭人口数目。这种登记制度，好比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古老的十户区或百户区，易于确定当地的职责范围。面目可疑的人一旦出现在某甲，第一个看到的人就立刻报告甲长。甲长立刻报告保长，保长立刻报告知县，知县立刻采取措施“严加搜捕，严加惩处”。通过同样简单的程序，地方上的所有犯罪，如果不是“面生可疑之徒”的，而是永久住户犯下的，在实施犯罪之前就会被发觉，于是，良好的道德便代代相传了。
显然，这样的规定只有在住所必须固定的社会里才生效。同样明显的是，即使像中国这样一个住所极为固定的国家，保甲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一种法律上的袭用假设。有的时候，根本没人还记得有什么门牌，却突然间全都挂了出来，这表明知县要来落实这些规定了。有的地方，只有在冬季才见到这些门牌，因为冬季里坏人最多，最危险。但就我们所知，保甲制度只是一种旧日理论，即使看到也可能徒有形式。实际上，门牌并不常见，至少在有些省份，你可以走上一千英里，走上几个月，而发现沿路城乡挂门牌的人家还不到百分之一。
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提一笔：中国的保甲制度与所谓的人口调查密切相关。如果每家每户挂出准确而且是一直在根据变化而更正的家庭人口数目；如果每个保长持有他所管辖各甲人口确切数目的清单；如果每个知县能再把它们确切地汇总——那么，很简单，只要把这一长串数字加起来就知道这个帝国的总人口了，因为整体等于部分之和。但这一切都是没有边际的“如果”，事实上这些条件都不能实现。实际上没有门牌，偶尔问一位知县，他或者他的众多保长都没有兴趣保证数目是精确的。确实，这样的事情本身就是极难做到的。从人口调查之中，又“压榨”不出什么来，仅此一点就足以使真正准确的中国人口调查成为想象和虚构。即使在最为进步的西方国家，人口调查就意味着税收，这样的想法都无法根除。在中国，这更是让人们疑心重重。因此，除非保甲制度在各地都同样忠实地维持下去，否则不可能有准确的人口数字。
一个知县，办事有这样那样的欠妥出格，为此可能会有麻烦，也可能没什么麻烦。他可以通过几个有影响的朋友，或者通过明智地花点银子，就可以逍遥法外，但终究还是因为辖区内发生的无法避免的事情而丢官去职，这样的事情也一直时常发生。
共担责任的制度如何在各级官员中运行，这里不必详细阐述。《京报》的每一期译稿中都屡见不鲜。几年前曾提到这样一件事情：一个值班的士兵监守自盗了大约三十箱子弹，卖给了一个白铁匠，白铁匠以为这些子弹是没用的剩余物资。结果，这个士兵被重责一百大板，并流放边疆罚做苦役。负责看管仓库的小官被判打八十大板，遭到革职，虽然允许他支付罚金以减免这些刑罚。考虑到买主不知情，因而免于处罚，但也按例鞭答四十。负责的尉级军官，也被撤职查办，以惩罚他“纵容”这次偷窃，不过他聪明地逃匿了。这份写给刑部的奏议，还请求刑部给将军定刑，他也脱不了干系。如此这般，每一个个人都是这条自上而下的链条中的一环，谁都不能以不知情或无法避免犯罪而逃脱罪责。
每年刊登在《京报》上的关于河流泛滥的奏折，都是中国人共担责任的更具特色的例子。1888年夏季，直隶省永定河泛滥，河水从山上猛冲下来，流速之快，足以推动水车。人们看到许多官员立刻赶来，冒着生命危险拼死抗洪。他们是那么地无助，好比夏季一场暴雨之中下水道里的蚂蚁。但这并不能避免李鸿章要求他们解开衣衫纵身下水，否则就地革除官职（这是朝廷不悦时乐于采用的表达方式），而直隶总督在写给刑部的奏议的结尾处，毫不犹豫地同时附上自己的姓名，以请求惩罚自己的那部分失责。类似的泛滥后来又发生过几次，每次都呈上一份类似的奏议。皇帝总是命令有关部门“备案”。与此相似的一件事情是：几年前为黄河造了一段堤防，却没能让黄河流回古道，这是一个信号，意味着从河南巡抚开始的大批下属官员要被降级或流放。
共担责任也上达天子。皇帝时常发布诏书，向上苍坦陈自己的过失，把洪水、饥荒、暴乱等责任承担下来，并乞求上苍原谅。他要对上苍的负责，与他的官员对他的责任一样，十分真实。如果皇帝丢失帝位，是因为他已经失去“天意”，人们假定“天意”让他把帝位交给任何一个有能力统治这个帝国的人。
中国人共担责任的教条之中有一个侧面，与西方思想标准最为抵触，那就是一人犯罪、满门抄斩的东方做法。把与太平天国有关的人满门抄斩，已有不少报道，而最近在土耳其斯坦＇注＇率领回民造反的首领阿古柏＇注＇全家，则又是一例。然而，这种残暴的办法不限于针对公开造反的人。另据报道，1873年，“一个中国人被指控和判刑，因为他掘了一位皇亲的祖坟，偷走了埋在棺材里的金银珠宝。罪犯全家四代人，从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到一个只有几个月大的女婴，统统被杀。”这样，有十一个人因为一个人的罪而被处死。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证明其中任何一个人是同谋，或者对他的罪行有所察觉。
中国人共担责任的理论与实践，经常被视为中国各项制度得以长久保持的众多原因之一。这使得中国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被带上了无法挣脱的脚镣。为了一件完全没有参与，或者如同上述例子中那样全然不知的事情，而去处罚各级官员和平民百姓，这样的做法违反了所有公正原则。这是导致各级官员自下而上故意而有系统地弄虚作假的直接原因。如果一个官员要对某些犯罪事实负责，而这些罪行又不易控制，或者由于忽略而导致来不及避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