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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有一些人不得不寻找两种工作来互相调配。比如天津的船工每当河水结冰无法行船时，就拉起冰撬，这个方法可以用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拉东西。同样，有些地方的大部分农村人口忙里偷闲地做帽子、搓草绳，至今还有不少东西拿出去卖钱。你看到中国的妇女，她们的手很少不在纳鞋底的，即使在巷子口聊天，她们也是这样边纳边聊；或许你看到她们在纺线，总不会闲着。
最不知疲倦的阶层便是商人及其伙计。即使在西方，店员的生活也不是挂闲职领干薪，不过要比中国的同行轻松多了。中国店伙计的工作是永无尽头的。他放假少，任务重，只有在忙得木头木脑的时候才能稍歇片刻。
中国的商店总是开门早，关门迟。双重记帐制度十分细致烦琐，帐房先生总是忙到很晚，以记录销售和收入情况。实在没事可做，伙计们便会从营业款中挑钱币，找出个稀罕的好卖钱。
令人惊讶的是，中国人中工作最辛苦的阶层是官员，这个阶层最让人嫉妒，也最让每一位雄心勃勃的中国人趋之若骛。中国任何一级官员所处理公文的数量和种类也是同样令人惊讶，他要对那些公文的成功处理负责，理论上实际上都是他负责。不知我们为每天工作八小时而奋斗的工会看了这样一张时间表之后作何感想。这张表是一位显赫的中国政治家的。北京某外国使团的一个翻译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我有一次询问中国一位内阁大臣，他一直抱怨日常事务的劳累和超负荷。他回答我说，他每天凌晨两点离家去皇宫值班到六点。作为内阁大臣，六点到九点要履行公务。九点到十一点他在兵部，他管着兵部。作为刑部成员，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在刑部办公。作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高级官员，他每天下午两点到六点要在衙门里度过。这些就是他每天的日常工作。另外，他还被经常要求出席各种特别会议，这就要他抽空去安排了。他极少能在晚上七八点钟回家。”毫不足怪，据说这个官员在那次谈话之后六个月便去世了，死于工作过量和极度疲劳。这也断送了中国许多官员的生涯，他们对政府都是极有价值的。
广度，我们已经说过，是指勤劳者的人数和辛勤劳作的时间。我们看到，中国人这两者都非常了不起。中国的白天开始于天色微亮之时，常常刚过午夜便开始新的一天。中国皇帝早朝时分，欧洲的每一个宫廷尚在睡梦之中。对西方人来说，这简直不可思议，而对中国人来说，则是世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天子的做法多少为这个帝国的各地子民所模仿。广州的铜匠、福州的锡匠、宁波的木匠、上海的磨坊工人，以及北方各省的棉纺工人和磨面工人，听说都是干得很晚才睡，清晨又在一个十分荒谬的时分起床工作。离天亮还很早，旅行者就会碰到赶了许多英里路的农民，站在黑暗之中等着天亮卖白菜。西方人用完早餐，中国的集市就快结束了。假如你在一个夏季的清早五点半漫步上海那条最主要道路之上，你会感到没有什么事情会有更大的反差了。你根本看不到一个在江边建造高楼并在里面做生意的气派十足的欧洲人，而亚洲人已经在街上活跃了很长时间了。要等几个小时之后，西方人才会与中国人一起挤在人行道上，轻松愉快地开始上班，此时当地人已经干完半天的活了。
德庇时爵士＇注＇对中国人的“愉快劳动”所作的评论真是正确。他认为这是一种标志，表明他们的政府成功地使他们极其满足自己的条件。这种劳动品质是最突出的特色，要理解它，就必须好好遵守它，好好掂量它。。
关于中国人勤劳的厚度，我们再谈几句。中国人是亚洲人，干起活来也像亚洲人。如果按照我们的模式去改造这个充满活力的民族，那肯定是徒劳无益。对于我们来说，他们当然是缺乏热情，而我们却十分看重热情。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不需要《圣经》的暗示，就能知道用心工作的重要性，但尽管多年代的宗教与哲理的结合影响了中国人，但却不能改变他们的步伐。他们受益于几千年的经验积累，像荷马＇注＇笔下的诸神，向来从容不迫，不慌不忙。
人们不禁会预想，如果有一天白种人与黄种人进行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当这一天不可避免地到来之时，谁将会败北呢？
的确，如果所罗门所说勤劳的双手可以致富的那句经济箴言＇注＇正确的话。中国应该是地球上最繁荣昌盛的。如果中国人能
中国人的素质
第四章 恪守礼节
中国人的礼节，通常还有东方人的礼节，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值得考察——一方面是称赞，另一方面是批评。盎格鲁—撒克逊人，我们喜欢这样提醒自己，毫无疑问具备的美德，其中包括很大比例的内刚和很小比例的外柔。因此，当我们来到东方，发现在广袤的亚洲大陆的众多人口中，润滑人际交往中肯定会产生的磨擦的艺术要远胜我们，我们心中便充满羡慕之情。这是一种一事不能的人对特别能干的人油然而生的敬意。中国问题方面最为挑剔的批评家也被迫承认，中国人已经把礼节的实践带到了一个完美境界。此种境界，在西方闻所未闻，在亲眼目睹之前简直是不可思议、无法想象的。
经典中保存着“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即三百条礼仪准则和三千条行为准则。这样的重压之下，一个民族能繁衍生存，似乎是一种奢望。不过，我们很快发现，中国人对待礼仪就像对待教育，使之成为一种本能而非刻意去学的东西。这个民族的天才，把西方只在宫廷和外交上才使用的繁文缛节，变成了人们日常交际的一部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被这些繁文缛节束缚住了，而是说，这些礼节是因时因地的，就像节日的盛装每逢节日就得穿上，中国人靠自己的本能，可以准确地知晓何时该用礼节。到了这样的场合，如果一个中国人不知该怎么做，那就像一个受过教育的西方人不知道九乘以九是多少一样荒谬。
西方人难以欣赏中国人的礼节，是因为我们在心底里肯定这样的定义：礼节是用友好的方式表达的友好。因此，在一种文明的观点看来也是如此，认为个人的幸福就是全体的幸福，但中国的礼节却不是这样。它是一种演示专门技术的仪式，像所有的技术一样，虽然意义重大，却并非发自内心，而只是一个复杂整体的单个部分。各种尊称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对西方人来说，即使不发疯，也会疑惑不解。这只是因为这些表达方式时常让人想到尊卑关系，中国人认为这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中国人还把这些表达方式当做一种润滑剂，用来调节人际交往。上有其下，下有其上，上下有序，万事大吉。好比下棋，先走的称：“敝王贱卒走两步。”他的对手回答：“敝王贱兵也同样走两步。”对手又说：“敝王贱士吃掉尊王高贵的兵，进到九宫中卑贱的第三格。”整盘棋就是这样下。棋局并不因为用了这些形容词而受到影响，但是正如一个人不懂装懂不能说出下一步棋而硬走，就会使自己显得荒谬可笑一样，如果中国人对任何一个规定步骤不知道给予礼节性答复，也会成为笑柄，因为对中国人而言，形容词就是棋局本身，不知道形容词就是什么都不知道。
同时，中国人恪守礼节，会因为与中心城市距离的不同而产生直接的变化。在中心城市，礼节是必不可少的。当一个人在农村，虽然农村也同样需要遵守礼节，却并没有他作为城里人所熟悉的礼节周全。
但是，我们必须同时承认，也有很少一部分中国人并不知晓在恰当的时候做合适的事情，但即使是最有教养的外国人也不能与之同日而语，相比之下，幼稚得像怀抱中的婴儿，一般而言，除非这个外国人以前有长期的经验，心中又害怕自己做错什么，暴露自己的浅薄无知。正是由于外国人遵从中国礼节时不打自招的无能，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才如此不加掩饰（不是不自然）地蔑视这些“蛮夷”——不知“方圆“，甚至明白了礼貌用语之美，还傲慢地轻视礼节，顽固地无知下去。
礼节好比气垫，里面没有东西，但它奇妙地减轻了震荡。同时，我们补充这样一点是公正的：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礼貌（如同中国人对中国人的礼貌一样）经常是想要表示自己的确懂礼节，而不是希望客人舒服。他坚持要生火，你却并不想生火；他坚持要用这火烧开水来给你泡茶，而你却不想喝这杯茶。他这样做的时候，你的眼睛被烟熏得直流泪，你的喉咙呛得像刚吞下一味煎好的药用蜀癸。但是，主人至少做出了样子，他知道如何待客。客人不高兴，那是客人的事。乡村也一样，主人认为他有责任把你要住的那间糟糕的房间打扫打扫（象征性地），布置布置，而这套程序一直推迟到你已经进了门才开始着手进行。你恳求他不要打扫了，但他不听，全然不顾那些陈年灰尘迷了你的眼睛。或许《礼记》教导说客人房间要打扫，不管客人是什么身分地位。＇注＇同样的方式也适合于各种宴会，在这些恐怖的场合（常常是在刚开始的时候），热情的主人会特别在你的碟子里堆满他认为你会喜欢的食物，根本不管你是不是喜欢，是不是吃得下去。他仿佛在说，你有很多地方不对，而他肯定没有失礼。没有人会责备他没有在适当的时间做恰当的事情。如果外国人不懂这个游戏，那是他的事，不是主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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