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算品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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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品三国- 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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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董卓、袁绍和袁术三个人,在皇帝问题上都犯了错误。
董卓是废立。废掉了少帝刘辩,扶立了陈留王刘协为帝,历史上称为献帝。献帝是谥号,是死后才得到的称号,生前史书上称为帝、天子等等。臣僚们则称为天子、帝、皇帝、今上等等。但我们现在讲史,则常常称呼他的谥号献帝,这是为了行文上的方便以及和其他皇帝有所区别。
袁绍是另立。初平元年─二年(公元190─191),勃海太守袁绍和冀州牧刘馥等要立幽州牧刘虞为帝,由于关东各路诸侯意见不一,特别是刘虞本人坚决拒绝,这个计划便流产了。
袁术是自立。建安二年(公元197),袁术于寿春(今安徽寿县)称帝,自号仲家。
易中天认为:对待皇帝问题的这三种错误态度,是董卓、袁绍和袁术在群雄角逐的斗争中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我认为:实事求是地说:这三种情况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对皇帝问题不能估计太高、言之太重。
从大的背景来说:当时汉室凌迟、皇权衰落,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把皇帝当回事,皇帝这张牌,并不那么灵了。拿孙策来说,他过江作战,把江东看成好像是无政府的蛮荒之地,扬州刺史刘繇、会稽太守王朗、豫章太守华歆,都是朝廷所任命的官员,而孙策败刘繇、捉王朗、降华歆,并未考虑到朝廷的因素,丝毫也没有尊重皇帝的意思。而这几个朝廷命官,也没打过朝廷和皇帝的旗号,他们和孙策之间似乎只是军阀之间的争斗,凭的只是实力,扬州、会稽和豫章等州郡,给人的印象都是独立王国,和朝廷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这就是当时的政治现实,皇帝的因素实在是微乎其微了。
其他军阀之间的角逐也无不如此。就说官渡之战吧,袁绍有抢皇帝之心,曹操也时时提防皇帝被他抢走,但这仅仅是名义之争,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曹操能够以少胜多取得胜利,并不是因为他手里有皇帝(这和打扑克不同,打扑克抓到大王,作用要大得多了),而是因为烧了袁绍乌巢的军粮和许多其它因素。
现在我们就实事求是地分析一下董卓的废立和袁绍的另立,究竟有多大的作用。
董卓的废立。尽管当时人们出于维持现状的心理而表示反对,袁绍还因此和董卓闹翻,“横刀长揖而去”,亡命冀州;但董卓还是一意孤行,废了少帝刘辩,立陈留王刘协当了皇帝,是为献帝。但立了也就立了,朝臣们照样三呼万岁,人们还是接受了。当袁绍要另立冀州牧刘虞为帝时,曹操还表示“诸君北面,我自西向”(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自管北向冀州尊奉刘虞,我还是西向长安尊奉当今的皇帝(献帝)。”可见曹操承认了董卓废立的事实。人们反对董卓不是因为他废立皇帝,不管原封不动地由刘辩当皇帝,还是废了前者由刘协当皇帝,人们都照样反对他。反对他是因为他控制朝廷,专断朝政,是因为他的跋扈和残暴。在人们的心目中,“废立”这个因素,并不占什么太重要的位置。
袁绍的另立。袁绍、韩馥等人提出后,串连没有成功,计划流产了,因而在政治上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如果成功了呢?袁绍便有“另立中央”之罪。但这只是嘴皮子上的东西,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军阀之间的混战,凭的是实力,要的是硬件,手里有个皇帝,也吓不倒谁;别人反对他“另立中央”,用吐沫也淹不死他。也许大家会因此吵一阵子,双方都拿皇帝说事。但吵归吵、骂归骂,最后还得用武力来裁决。
袁术的自立。这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当时人们的正统观念还很严重,很多人只能承认由刘邦传下来的那一支姓刘的人来当皇帝。刘辩、刘协、刘虞他们谁上谁下,人们并不那么在乎;而由姓袁的出来称帝,人们就无法接受了。“四世三公”又怎么样?“八世三公”也不行!于是袁术便成为众矢之的,吕布打他,曹操打他,刘备也堵截他,他的部下雷薄、陈兰也不收留他,终于在颠沛流离之中死于江亭。
    看来在易中天所举的废立,另立和自立三种错误做法中,废立和另立影响并不太大,实际的负面作用也不是那么明显的;只有袁术的自立却遭到现实的报应,使他自取灭亡。看来这在当时是一条高压线,是随便踩不得的。无怪乎曹操把自立称帝形容为“放在炉火上烤”,而至死也不敢问津了。
第二个问题:易中天关于皇帝问题的论述,特别剖析了“奉天子”和“挟天子”的本质区别。
易中天注意到:曹操方面的说法是“奉天子”。毛玠说:“奉天子以令不臣。”贾诩说:“奉天子以令天下。”而袁绍方面的说法则是“挟天子”。沮授说:“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田丰说:“挟天子以令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
易中天进一步分析说:
“实际上,这事从一开始曹操就高了袁绍一头。高在哪里?高在格调,高在品位。……奉,是尊奉、维护;挟,是挟持、利用。‘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目的是要实现国家的统一,‘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是要实现个人野心。一个光明磊落、一个鬼鬼祟祟,岂能同日而语?毛玠说得对,‘兵义者胜’。不义,气度上就差了一截。”(《品三国》71页)
这些话乍读之下,似乎令人觉得满有道理。但仔细琢磨起来,似乎问题也并非这么复杂,易中天使人有故弄玄虚之感。其实,袁绍方面所说的“挟天子”也好,曹操方面所说的“奉天子”也好,都是要把皇帝弄到手,利用皇帝的名义说事,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过“奉天子”说得客气一点,隐蔽一点,“挟天子”说得直截了当一点而已。易中天不是盛赞曹操说真话的精神吗?不是说曹操“真实”、“本色”吗?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曹操方面说的不是真话,反而袁绍方面更为真实、本色一些。反正“奉天子”也好,“挟天子”也好,前提都是君弱臣强,皇帝淪于权臣的控制之下。如果皇帝像高祖刘邦、武帝刘彻那样,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那就会由皇帝“以令不臣”、“以令诸侯”了,就不需要权臣这么干了。而只要皇帝被控制在权臣之手,他就是傀儡,还有什么独立意志可言,还有什么尊严可言!
第三个问题:奉迎皇帝的作用。
易中天认为:在皇帝问题上,只有曹操的迎奉天子是成本最低、风险最小、效益最高的政治策略。那么,曹操从中得到了什么好处呢?易中天说:
“曹操迎奉献帝迁都许县后,不但没有损失什么,或受制于人,反倒捞到了不少实惠。他得到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关中地区的人民也纷纷归附(收河南地,关中皆附)。更重要的是:他捞到了一大笔政治资本,不但自己成了匡扶汉室的英雄,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而且把所有的反对派都置于不仁不义的不利地位。从此,曹操不管是任命官吏、扩大地盘,还是讨伐异己,打击政敌,都可以用皇帝的名义,再不义也是正义的。”(《品三国》71页)
这话说得很对。这就叫取得了政治优势,迎奉皇帝确实有一些好处。但这话也不能说得太绝对了,这些好处是相对的,有时甚至是微不足道的。我在上面说过: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皇帝的牌也不那么太灵了。
在书的另一处,易中天又说:
“不要以为你掌握了个小皇帝,当了个大将军,天下就是你的了。没有的事!
事实上,袁绍不听他的,袁术不听他的,吕布、张绣这些小军阀也不听他的,更不用说远在天边的刘表和孙策了。皇帝的旗号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天下还得靠拳头打出来。”(《品三国》68页)
这话也说得很对。但和前面的观点相对照,则是矛盾的,起码在分寸上相差甚远。前面的说法把奉迎皇帝的好处绝对化了,这一说法则相对化了,甚至说曹操手里有皇帝也没有人听他的,打天下还得靠武力。
易书有这样一个特点,有的论点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出现,使人觉得互相矛盾;但在易中天那里却不是矛盾的,这里说过了头,那里又拉回来,正反都有理,但却使读者糊涂起来,你的意见究竟是什么?
     易中天又说:
“任何说法和决策都是双刃剑。毛玠和荀彧为曹操设定的这个“政治正确”和“正义旗帜”,给曹操戴上了高帽子,也给曹操戴上了紧箍咒。尤其是荀彧提出的尊奉天子,大公无私和弘扬正义这三大纲领,全方位地遏制着曹操的个人野心……使他终其一生都不敢取现任皇帝而代之,悍然称帝。”(《品三国》74页)
这话不对。如果毛玠和荀彧真以为给曹操戴上了高帽子,就等于给曹操上了紧箍咒,可以遏制他的政治野心,那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曹操是不会这么想的,曹操不是孙猴子,毛玠和荀彧也不是观世音,他们是不能给曹操戴上紧箍咒的。
若说是双刃剑,另一方面应该是:奉迎皇帝也给曹操带来了政治包袱,落了个挟持天子,专权窃国的恶名。在那个年代,挟持皇帝的事,一幕接一幕地轮番上演着:先是宦官控制皇帝,以后又是何太后擅政,接下来皇帝又相继落入董卓、李傕、郭汜、董承、杨奉手中,曹操迎献帝都许,人们认为也是换汤不换药,事实上也确是如此,所不同的是:曹操比其他挟持皇帝的人有政治头脑,可以利用皇帝的名义搞出更多的名堂而已。在汉朝官员的眼里,曹操是一个奸臣,甚至是奸贼,他们的反抗此伏彼起,从来没有间断过。重要的有建安五年(公元200)的“衣带诏”事件;建安十九年的伏完事件;建安二十三年(218)的太医令吉本等人的反曹事件;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的西曹掾魏讽造反事件等等。每次曹操都杀了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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