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促地送走了。
勾勒的不够深刻，是因为对人物思索得不够深刻，生活得不够深刻；并且作品的重心过
于偏向顽皮而风雅的调情，倘再从小节上检视一下的话，那么，流苏“没念过两句书”而居
然够得上和柳原针锋相对，未免是个大漏洞。离婚以前的生活经验毫无追叙，使她离家以前
和以后的思想引动显得不可解。这些都减少了人物的现实性。
总之，《倾城之恋》的华彩胜过了骨干；两个主角的缺陷，也就是作品本身的缺陷。
三 短篇和长篇
恋爱与婚姻，是作者至此为止的中心题材；长长短短六七件作品，只是ｖａｒｉａｔｉ
ｏｎｓｕｐｏｎａｔｈｅｍｅ。遗老遗少和小资产阶级，全都为男女问题这恶梦所苦。恶梦
中老是霪雨连绵的秋天，潮腻腻，灰暗，肮脏，窒息的腐烂的气味，像是病人临终的房间。
烦恼，焦急，挣扎，全无结果，恶梦没有边际，也就无从逃避。零星的磨折，生死的苦难，
在此只是无名的浪费。青春，热情，幻想，希望，都没有存身的地方。川嫦的卧房，姚先生
的家，封锁期的电车车厢，扩大起来便是整个社会。一切之上，还有一只瞧不及的巨手张开
着，不知从哪儿重重地压下来，压痛每个人的心房。这样一幅图画印在劣质的报纸上，线条
和黑白的对照迷糊一些，就该和张女士的短篇气息差不多。
为什么要用这个譬喻？因为她阴沉的篇幅里，时时渗入轻松的笔调，俏皮的口吻，好比
一些闪烁的磷火，教人分不清这微光是黄昏还是曙色。有时幽默的分量过了份，悲喜剧变成
了趣剧。趣剧不打紧，但若沾上了轻薄味（如《琉璃瓦》），艺术给摧残了。
明知挣扎无益，便不挣扎了。执着也是徒然，便舍弃了。
这是道地的东方精神。明哲与解脱；可同时是卑怯，懦弱，懒惰，虚无。反映到艺术品
上，便是没有波澜的寂寂的死气，不一定有美丽而苍凉的手势来点缀。川嫦没有和病魔奋斗
，没有丝毫意志的努力。除了向世界遗憾地投射一眼之外，她连抓住世界的念头都没有。不
经战斗的投降。自己的父母与爱人对她没有深切的留恋。读者更容易忘记她。而她还是许多
短篇中①刻画得最深的人物！
微妙尴尬的局面，始终是作者最擅长的一手。时代，阶级，教育，利害观念完全不同的
人相处在一块时所有暧昧含糊的情景，没有人比她传达得更真切。各种心理互相摸索，摩擦
，进攻，闪避，显得那么自然而风趣，好似古典舞中一边摆着架式（Ｆｉｇｕｒｅ）一边交
换舞伴那样轻盈，潇洒，熨帖。这种境界稍有过火或稍有不及，《封锁》与《年青的时候》
中细腻娇嫩的气息就会给破坏，从而带走了作品全部的魅力，然而这巧妙的技术，本身不过
是一种迷人的奢侈；倘使不把它当作完成主题的手段（如《金锁记》中这些技术的作用），
那么，充其量也只能制造一些小骨董。
在作者第一个长篇只发表了一部分的时候来批评，当然是不免唐突的。但其中暴露的缺
陷的严重，使我不能保持谨慈的缄默。
《连环套》的主要弊病是内容的贫乏。已经刊布了四期，还没有中心思想显露。霓喜和
两个丈夫的历史，仿佛是一串五花八门，西洋镜式的小故事杂凑而成的。没有心理的进展，
因此也看不见潜在的逻辑，一切穿插都失掉了意义。雅赫雅是印度人，霓喜是广东养女，就
这两点似乎应该是第一环的主题所在。半世纪前印度商人对中国女子的看法，即使逃不出玩
物二字，难道没有旁的特殊心理？他是殖民地种族，但在香港和中国人的地位不同，再加上
是大绸缎铺子的主人。可①《心经》一篇只读到上半篇，九月期万象遍觅不得，故本文特置
不论。好在这儿不是写的评传，挂漏也不妨。
是《连环套》中并无这二三个因素错杂的作用。养女（而且是广东的养女）该有养女的
心理，对她一生都有影响。一朝移植之后，势必有一个演化蜕变的过程；决不会像作者所写
的，她一进绸缎店，仿佛从小就在绸缎店里长大的样子。我们既不觉得雅赫雅买的是一个广
东养女，也不觉得广东养女嫁的是一个印度富商。两个典型的人物都给中和了。
错失了最有意义的主题，丢开了作者最擅长的心理刻画，单凭着丰富的想象，逞着一支
流转如踢哒舞似的笔，不知不觉走上了纯粹趣味性的路。除开最初一段，越往后越着重情节
，一套又一套的戏法（我几乎要说是噱头），突兀之外还要突兀，刺激之外还要刺激，仿佛
作者跟自己比赛似的，每次都要打破上一次的纪录，像流行的剧本一样，也像歌舞团的接一
连二的节目一样，教读者眼花缭乱，应接不暇。描写色情的地方，（多的是！）简直用起旧
小说和京戏——尤其是梆子戏——中最要不得而最叫座的镜头！《金锁记》的作者不惜用这
种技术来给大众消闲和打哈哈，未免太出人意外了。
至于人物的缺少真实性，全都弥漫着恶俗的漫画气息，更是把Ｔａｓｔｅ“看成了脚下
的泥”。西班牙女修士的行为，简直和中国从前的三姑六婆一模一样。我不知半世纪前香港
女修院的清规如何，不知作者在史实上有何根据，但她所写的，倒更近于欧洲中世纪的丑史
，而非她这部小说里应有的现实。其实，她的人物不是外国人，便是广东人。即使地方色彩
在用语上无法积极地标识出来，至少也不该把纯粹《金瓶梅》《红楼梦》的用语，硬嵌入西
方人和广东人嘴里。这种错乱得可笑的化装，真乃不可思议。风格也从没像在《连环套》中
那样自贬得厉害。节奏，风味，品格，全不讲了。措词用语，处处显出“信笔所之”的神气
，甚至往腐化的路上走。《倾城之恋》的前半篇，偶尔已看到“为了宝络这头亲，却忙得鸦
飞雀乱，人仰马翻”的套语；幸而那时还有节制，不过小疵而已，但到了《连环套》，这小
疵竟越来越多，像流行病的细菌一样了；——“两个嘲戏做一堆”，“是那个贼囚根子在他
跟前”，“一路上凤尾森森，香尘细细”，“青山绿水，观之不足，看之有余”，“三
人分花拂柳”，“衔恨于心，不在话下”，“见了这等人物，如何不喜”，“暗暗点头
，自去报信不提”，“他触动前情，放出风流债主的手段”，“有话即长，无话即短”，“
那内侄如同箭穿雁嘴，钩搭鱼腮，做声不得”
这样的滥调，旧小说的渣滓，连现在的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家也觉得恶俗而不用了，
而居然在这里出现。岂不也太像奇迹了吗？
在扯了满帆，顺流而下的情势中，作者的笔锋“熟极而流”，再也把不住舵。《连环套
》逃不过刚下地就夭折的命运。
四 结论
我们在篇首举出一般创作的缺陷，张女士究竟填补了多少呢？一大部分，也是一小部分
。心理观察，文字技巧，想象力，在她都已不成问题。这些优点对作品真有贡献的，却只《
金锁记》一部。我们固不能要求一个作家只产生杰作，但也不能坐视她的优点把她引入危险
的歧途，更不能听让新的缺陷去填补旧的缺陷。
《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以题材而论似乎前者更难处理，而成功的却是那更难处理
的。在此见出作者的天分和功力。并且她的态度，也显见对前者更严肃，作品留在工场里的
时期也更长久。《金锁记》的材料大部分是间接得来的；人物和作者之间，时代，环境，心
理，都距离甚远，使她不得不丢开自己，努力去生活在人物身上，顺着情欲发展的逻辑，尽
往第三者的个性里钻。于是她触及了鲜血淋漓的现实。至于《倾城之恋》，也许因为作者身
经危城劫难的印象太强烈了，自己的感觉不知不觉过量地移注在人物身上，减少客观探索的
机会。她和她的人物同一时代，更易混入主观的情操。还有那漂亮的对话，似乎把作者首先
迷住了；过度的注意局部，妨害了全体的完成。只要作者不去生活在人物身上，不跟着人物
走，就免不了肤浅之病。
小说家最大的秘密，在能跟着创造的人物同时演化。生活经验是无穷的。作家的生活经
验怎样才算丰富是没有标准的。人寿有限，活动的环境有限；单凭外界的材料来求生活的丰
富，决不够成为艺术家。唯有在众生身上去体验人生，才会使作者和人物同时进步，而且渐
渐超过自己。巴尔扎克不是在第一部小说成功的时候，就把人生了解得那么深，那么广的。
他也不是对贵族，平民，劳工，富商，律师，诗人，画家，荡妇，老处女，军人那些种
类万千的心理，分门别类的一下子都研究明白，了如指掌之后，然后动笔写作的。现实世界
所有的不过是片段的材料，片断的暗示；经小说家用心理学家的眼光，科学家的耐心，宗教
家的热诚，依照严密的逻辑推索下去，忘记了自我，化身为故事中的角色（还要走多少回头
路，白花多少心力），陪着他们身心的探险，陪他们笑，陪他们哭，才能获得作者实际未曾
的经历。一切的大艺术家就是这样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的。这些平凡的老话，张女士当然知道
。不过作家所遇到的诱惑特别多，也许旁的更悦耳的声音，在她耳畔盖住了老生常谈的单调
的声音。
技巧对张女士是最危险的诱惑。无论哪一部门的艺术家，等到技巧成熟过度，成了格式
，就不免要重复他自己。在下意识中，技能像旁的本能一样时时骚动着，要求一显身手的机
会，不问主人胸中有没有东西需要它表现。结果变成了文字游戏。写作的目的和趣味，仿佛
就在花花絮絮的方块字的堆砌上。任何细胞过度的膨胀，都会变成癌。其实，彻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