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博士耸耸肩。
贝思指着显微镜问：“我能看看么？”
陈博士说：“当然，这些是死埃博拉病毒。活病毒放在五区。但我可以放录像给你看看活埃博拉病毒而不致有危险。”她转向一台电视监控器，打开录像机，屏幕明亮起来，出现四个几乎透明的晶体，微微的粉红色，三面体，像个棱柱。这些病毒如果真是活着，那它们就是在装死。”
陈博士又说：“我刚才说过，我绘制出分子结构，基因工程学家们凭图切割并移接基因断片，接着让改变过的病毒繁殖并将其注射人猴子体内。猴子可能会出现以下三种反应中的一种：它感染埃博拉而死亡；它没有感染上埃博拉，但也未产生抗体；它未感染上埃博拉，而且还产生了埃博拉抗体。第三种反应正是我们需要的，这意味着我们找到了疫苗。但这并不一定是安全有效的疫苗，猴子以后可能还会染上埃博拉，更常见的情况是，当我们以后给猴子注射自然的埃博拉病毒时抗体不能有效地抵抗疾病。这种免疫反应太弱了，或者是免疫反应并不能抵抗所有种类的埃搏拉病毒。这工作实在烦人。病毒的分子，基因结构是那么简单，而它们比细菌难对付多了，它们容易突变，人们难以看懂它们，也不容易杀死它们。事实上，问题是就我们对生命的理解来看，这些晶体状物是不是真活着？看看它们，它们看上去就像冰屑。”
我们都盯着屏幕上的晶体状物看，它们看上去就像技形玻璃吊灯上跌落的碎片。很难相信这些玩艺儿和它们的同类给人类带来那么多的痛苦和死亡，更别提死了多少动物了。一个看似死亡的微生物一旦侵入活细胞就活过来并快速繁殖，在四十八小时内结果了一个二百磅的健壮大汉，这能不让人害怕吗？上帝到底是怎么想的？
陈博士关掉了电视监控器。
贝思问陈博士昨天上午戈登夫妇的表现，陈博士说他俩显得有点紧张不安。未迪抱怨偏头痛犯了，于是他们决定回家。对此我们都没感到奇怪。
我非常直接地问陈博士：“你觉得他们昨天有没有从这儿带什么东西走？”
她想了想才回答说：“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呢？”
贝思问道：“从这儿带东西出去有多难？要是你，你会怎么做？”
“嗯……，我可以先从这儿，甚至另一个实验室拿走试管，再进入女更衣室，把试管或试瓶放在室内通气孔中。没有人会管一个试瓶到哪儿去了，尤其在这个试瓶没有被登记的情况下。接着，我走进淋浴间，把实验室工作服扔进衣服篮里，冲淋，然后走到我的锁柜。这时，我就可以拿过试瓶塞进手提包。我穿上衣服，穿过长廊离开大楼，上了去渡口的公共汽车，然后回家。没有人监视你淋浴，也没有摄像机。你们自己出去时会发现的。”
我问：“那么大件物品呢，大到不能……，嗯，反正很大就是了。”
“任何能藏在实验室工作服里的东西都能带到淋浴间，到了那儿你就得动脑筋了。譬如说，我要把一瓶顺序分析凝胶带进淋浴间，我会把它藏在毛巾里。”
贝思说：“你也可以把它和你的工作服一起藏在衣服篮里。”
“不行，那你就回不来了。衣服都被污染了。实际上，你用过的毛巾也得放到另一只篮里。这时候如果有人在看，就能看到你带东西出来了。可要是你在一个特殊的时候出来淋浴，那很可能淋浴间里只有你一个人。”
我试着想像昨天下午未迪和汤姆趁淋浴间里投入时私自夹带东西出大楼的情景。我问陈博士，“假如这儿的所有东西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你为什么还要把装着东西的试管藏在你的衣服物品里呢？”
她回答说：“当然你首先得做基本的消毒啦。你用休息间里的专用肥皂洗手，用塑胶套套上试瓶或试管，大一点的物品得用消毒手套或乳胶薄膜。你必须小心，但不要太偏执。”
陈博士继续道，“至于计算机信息，它们可以从生物隔离区的计算机上调到行政管理区办公室里的计算机中，所以你用不着偷磁盘或磁带。”她补充说，“对于手写的、打印的记录、图表等，通常的做法是从这儿把所有这些东西传真到你自己的办公室。你们可以看见，到处是传真机，生物隔离区的每个办公室外都有一个。这是你能从这儿带走记录的惟一办法。多年前，你就得用一种特殊的纸在消毒液里浸涸过，让它干透，然后第二天拿走。现在用传真机，等你回到办公室，记录已经传真过来等你来拿了。”
真是妙啊！我敢说发明传真机的人可没想到这个。我想像着这样一条电视广告：“实验室记录沾上了病菌？将记录传真到你的办公室。你需要淋浴洗去病菌，而它们不必。”
贝思看着陈博士，问道，“你认为戈登夫妇从这儿带走了会对生物造成危害的东西吗？”
“哦，不，不会。不管他们拿了什么——如果他们真拿什么东西出去的话——都不会是致病的，而是用于治疗的，有益的，解毒的。我以生命担保，肯定是好东西。”
贝思说：“我们的生命也押在这上面呢。”
我们离开了陈博士和X射线实验室，继续我们的参观。
我们一边走，卓纳一边说：“就像我以前说过的，而且陈博士也表示同意，如果戈登夫妇偷拿了什么东西出去，那东西就是基因变异的病毒的疫苗，最有可能是埃博拉疫苗，这是他们研究的目标。”
每个人似乎都同意他的话。可我认为陈博士有点太妥帖，太完美，而且她也并不像她自己或卓纳博士说的那样了解戈登夫妇。
我们阔步在迷宫似的走廊上，卓纳博士介绍说：“我们研究的病毒性疾病有恶性黏膜炎、刚果克里米亚出血热和蓝舌病，我们还研究各种肺炎、立克次氏体病，种类繁多的细菌性疾病和各种寄生虫病。”
“博士，我考生物得了个C，那是因为我考试作弊。你说的什么立克沙病都把我搞糊涂了。但我想问的是：为了研究你们会制造出很多病毒，是不是？”
“是，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没有能力制造足够多的微生物用于生物武器，如果那就是你所指的。”
“我所指的是偶发的恐怖行动，你们制造的细菌够用吗？”
他耸耸肩：“可能吧。”
“又是可能。”
“哦，是的，够用于一次恐怖行动。”
“要带满满一咖啡罐的炭疽病毒到曼哈顿岛附近，把病毒喷人空气中，就能杀死二十万人——这是不是真的？”我间道。
卓纳想了想后回答道：“有可能。谁知道呢？这决定于风况，还有是不是在夏天？是不是在午餐时间？”“譬如明天傍晚的高峰时间。”
“好了，二十万，三十万，一百万，数字多少并没什么要紧，因为没人能知道，也没入能有一个装满炭疽病毒的咖啡罐。我们对那种病毒的管理尤其严密。”
“那很好，那对其它病毒的管理就不特别严密了？”“我已经说过，如果确有东西丢失，那也就是抗病毒疫苗，这是戈登夫妇的研究内容。你们会明白的。明天早晨醒来，你们都还活着，后天，大后天也是如此。而六七个月以后，某个制药公司或外国政府将宣布研制出埃博拉疫苗，世界卫生组织会首先购买两亿支，假如你们找到了那个从中获利最多的人，你们也就找到了凶手。”
几秒钟的沉默，麦克斯接口道：“警察局决定雇用你了，博士。”
每个人都给逗笑了。事实上，我们都想相信，也的确相信了他的话，我们感觉轻松，为卓纳说的好消息满心欢喜，想到明天一觉醒来不会感染上蓝舌病什么的不觉又乐不可支，真的再没有人像一开始那么关注这个案子了。只有我除外。
卓纳继续领我们参观各种房间，向我们介绍诊断方法、试剂复制、单克隆抗体研究、基因工程、传播病毒和疫苗繁殖等等，一切都那么复杂，令人惊叹。
我想从事这种研究的人一定都是古怪的一群。在我看来，戈登夫妇属于正常的普通人，那么他们的同事肯定觉得他们比较招摇，而卓纳正是这么形容他们的。我跟卓纳讲起这个，他说：“是啊，我这儿的科学家都有点内向，就跟大多数科学家一样。你知道内向型的生物学家和外向型的生物学家有什么区别？”
“不知道。”
“外向型的生物学家跟你说话时会盯你的鞋看。”说完，他开心地大笑起来，尽管我不喜欢别人这么对我，却也忍不住笑了——这可是在他的实验室里。
我们看了进行戈登夫妇的研究项目的各个地方，接着又参观了他们自己的实验室。
在戈登夫妇的小实验室里，卓纳博士说：“作为项目主管，戈登夫妇主要是监督指导研究工作，但他们也在这里自己做一些研究。”
贝思问：“没有其他人在这间实验室工作吗？”
“嗯，还有一些助手，但这儿是两位戈登博士的领地。早上我花了一个小时在这儿，查看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但任何可疑的都没留下。”
我点点头。实际上，先前也许这儿留有犯罪证据，可要是戈登夫妇准备在昨天完成他们的秘密活动并最终把东西偷出实验室，早在昨天上午或前天他们就已经清理了这个地方。但这个推断的前提是我相信案情与埃博拉病毒有关，丽我不能说我相信。
贝思对卓纳博士说：“你不应该进入凶杀受害人的工作场所，更不该四处察看，移动或触摸物品。”
卓纳耸耸肩，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这样了，他说：“那么，我怎么会知道这个呢？你知道我的工作是什么吗？”
贝思说：“我只想让你知道——”
“下次不可以？好吧，下一次要是我的两个高级科学家被谋杀了，我肯定不会进他们的实验室。”
贝思·彭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