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副官，起草一个电报，通电式的，布告各方军界，我侯之担也是浴血奋战，积极剿共的！”
于是，经一番斟酌，便有侯之担的如下一篇奇文：
共匪朱、毛西窜，自上月由湘入黔，此剿彼窜，狼奔豕突，直趋乌江。担奉命总领后备军，率教导师全部沿乌江３００余里扼防，构筑堰固工事，严阵以待。匪于一日抵江来犯，担部沉着应战，防制该匪于南岸，俾追剿各部易于成功，该匪竟猛攻３昼夜，片刻未断，各渡均以机炮集中轰击，强渡数十次，均经击退，毙匪、溺匪约三四千名，浮溺满江。
冬午，匪忽增至二三万之众，拼命强渡。担仰体钧座埋头苦干之训诲，督各部死力抵抗，务祁追剿各
军一致备击。无如众寡不敌，我林旅守老渡口、岩门之１５团，被该匪机炮灭净。匪于冬日午后５时，突过乌江，不得已收集各部退守湄谭龙岩一带，死
守待援，以图反攻。该匪渡江后，节节进攻，连日激战肉搏，担部虽伤亡过重，仍以孤军固守遵义。至虞晚，匪以大部攻城，卒以寡不敌众，弹尽援绝，不得不暂率所部北进于娄山关及长岗山之线待援。现
匪之主力在遵、湄等处。担部正整顿补充中。查共匪为全国公敌，此间军民等早已具杀敌决心，山河
可残，壮志不磨。谨电告明，伏乞睿察，并请中央早颁圈剿明令，期于一致进行，以达早日歼灭之效。
果然通电一般，侯之担把这份颠倒黑白、假报军情、邀功委过的电报，加急发给了南京的林森、汪精卫、蒋介石、何应钦，以及各地军事首要张学良、何成浚、何键、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刘湘、龙云、王家烈等，其中“特急”的一份是拍发给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的。电报发出的第二天，侯之担便带随从奔了重庆。
侯之担到重庆一见贺国光，便照“通电”的调子诉说了一番。贺国光说：“老兄既然来了，也就不必走了。”侯之担开初还以为是对他的宽慰和关照，待到把他送进一家独门独院，并有一个班在门口看守，第二天又看到了贺国光发给蒋介石的电报，电报说：“查侯之担迭失要隘，竟敢潜来渝城，已将其先行看管，听候核办。该部善后事宜，已由刘总司令湘负责处理。”侯之担才知道自己已经入了牢笼。
消息传到桐梓，桐梓便有民谣说：
侯之担，侯之担，
飞了鸡，打了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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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回 王稼祥力促遵义会 周恩来举荐成大功
话说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城区以后，全军上下，欢欢腾腾。红军从诞生的那天起，还不曾在遵义这样的中等城市落过脚。战士们纷纷走上街头，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红军总部还在城南广场上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朱德、毛泽东亲自到会讲了话。连日里，成立了遵义革命委员会，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工人武装纠察队也组织起来了。遵义城里，一派“瑞金景象”。
其时，敌情也有了很大的缓和。驻湖南邵阳的何键，仍为“追剿军”总司令，但他率领２０个团到常德地区同２、６军团作战去了。四川刘湘的部队在川南长江一线，一时搞不清虚实，不敢轻易入黔。广西的桂军调了一个师进驻黔南都匀地区，不再北进。白崇禧在桂林的一次记者招待会的舞会上，私下里对人说：“有薛兵团１０万大军入黔对付共匪３万之众，料必足矣，桂军只须敲敲边鼓可也。”就是这个薛兵团，红军当面主要之敌，此时也驻扎贵阳地区，不敢轻进。１月５日，薛岳致电蒋介石，请求在贵阳整饬军备，说是“共匪窜集黔北，即就桐梓、遵义地区暂事喘息，抑或转窜川南，尚须待证。谨就管见所及，窃为嗣后进剿策划，有待川、滇、黔军协力之需求，尤以重庆、桐梓、遵义、贵阳交通之掌握，与本路军所依托贵阳策源地之整备实力为急务；否则大军再事远涉，后方联络线日益伸展，恐功亏一篑，遗无穷忧虑……”云云。
由于敌情的缓和，又有前几次会议（通道、黎平、猴场）的基础，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审查黎平会议决议是否有当，时机已经成熟。但是，议案一提出，便有着开与不开的斗争。开会的议案最早是王稼祥提出来的。他首先找到张闻天，谈了毛泽东的主张和自己的一些看法，说：“该开会解决问题了，不能再拖了。”张闻天满口赞成，说：“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现在是个时机。”王稼祥回头又找毛泽东，说：“既然要开会，你就得把你的主张都端出来啊？”毛泽东说：
“我嘛，老一套而已。不过，讲还是要讲一讲的。”
王稼祥虽说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却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党内军内都是有说话的地位和条件的。他把问题提到周恩来面前，周恩来连说“好，好，好”。周恩来是“三人团”成员，实际上他比谁都深刻地认识到，现在的中央“三人团”，无论在理论修养上，策略水平上，领导能力上，还是在组成方式上，都不足以领导中国革命到达胜利的彼岸；宁都会议以后，完全排斥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此，尽快召开一个有规模的会议，充分深入地总结一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工作，及早克服当前中央领导的某种怪异状态，是他求之不得的。他赞同尽快开会，也还有他个人的一个直接因素：他这个“三人团”成员，目前处境艰难，博古、李德不吭声了，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又不能最后决策，他唱了个什么角色？说不清楚，也很不是滋味。
要开会，还得征得博古的同意。周恩来估计，博古是不一定赞成开这个会的。他找到博古说：“博古同志，根据黎平会议决议，我们还要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现在有时间了，其他同志也有这个要求，你看是不是就抓紧开了，再拖下去不好，于今后的事情不好办。”果然，博古说：“还要开什么会呀，不是接连开了好几个会，问题都解决了么？列宁同志是反对‘开会迷’的。”周恩来再次斡旋，说：“会是开过几次了，但都比较零碎，是不是更集中一点，充分地总结一下，求得认识上更加明晰一些。”博古说：“什么零碎呀，一桩桩，一件件，不是都照他们说的办了么？他们说不去湘鄂西，我们就不去湘鄂西；他们说要过乌江，我们就过乌江；他们说到黔北来搞根据地，我们也就到这边来了。很好了嘛。”周恩来说：“像你这样的说法，正好说明我们在指导思想上的分歧并没有真正解决。分歧始于江西呀，博古同志，我们需要就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作一个较为全面的总结。这是一种负责的表现。”周恩来的后一句话比较重了。他本来还想重一点的，他怕博古受不了，又变了变口气说：“当然，我说的负责，指的是我们‘三人团’。”博古沉默了片刻，说：“恩来同志，关于‘三人团’，我看，我们就不必自作多情了。你恐怕不会不知道吧，已经有人在说，要开个会，把我们轰下台。如果是这样，我倒是赞同开这个会的。因为，恩来同志，我是怎么上台的，你是知道的，我可不是自己要上台的，我知道我的经验不足。”周恩来说：“个人的得失就放到后面去吧。要说起责任来，我的责任还小么？”就这样，博古勉勉强强同意开会。
应当说，把会议提到日程上来，开始会议的准备工作，是周恩来的事。周恩来回头又找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交谈，征求怎样把会开好的意见。他在找毛泽东交谈时，在说了他对会议的一些想法之后，说到了博古对开会的勉强态度，也说到了他自己的一些心情。他说：“泽东同志，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准备通过会议的总结，请求中央解除我在党内军内的职务。”毛泽东好久没吭声，只是轻轻地笑了笑。周恩来说：“这并非戏言。”毛泽东这才说：“恩来同志呀，你赞成开这个会，操心这个会，是很好的。这个会当然是应该开的，非开不可的。但是，你们是这么一种情绪，这么一个精神状态，这个会还怎么开呀？倒好像是他博古的气比我们的气还大了，这不合适吧？你们这些读洋书的，真还有点特别。一会是一省数省的胜利，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一会又是不干了，撂挑子。唔，你讲的这些，倒也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会到底怎么个开法，开到什么程度为好，是得有所考虑才是。”周恩来说：“你说的对，包括我在内，确有这么一种心情，有些患得患失。但是，泽东同志，请相信我，我能够做到把个人的得失放到后边去。革命为重，错了就改。”他停了停又道：“泽东同志，你刚才说的会议到底开到什么程度为好，倒是抓住了我心目中还没有怎么成形的问题。怎么样，谈谈你的想法吧。”毛泽东说：“你刚才讲的会议的主题，我听了还不怎么明确，似乎不够集中，请再说说看。”周恩来说：“主要是军事问题，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问题，但也不能不涉及其他问题，比如政治路线问题，党的领导问题，以及一些干部处理不当的问题，等等。”毛泽东想了想，说：“恩来同志，我的意见，大敌当前，现炒现卖，只谈军事问题，就是你说的，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问题，不谈其他，或者叫作基本上不谈其他。至于会议的开法嘛，当然还是要请博古同志主持。同时，为使大家发言有个中心，博古和你得起个头喽，是不是？”听了毛泽东的这几句话，周恩来的眼睛里有了闪光，说：“泽东同志，有你这几句话，我对开好这次会议也就有信心了。好吧，我再去给其他的同志通通气，作一点开会的准备。”
就在周恩来找人预告会议内容和开法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