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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在这个冬天已由最初的信仰逐渐蜕变成谋生的手段，已由神圣的追求堕落成交易的筹码，我感到今年春节回老家是无法向二叔交代的，二叔是我精神上的导师和生活中的楷模，他是那种仙风道骨，穷且益坚青云之志的人，一生当教师，安贫乐道，“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长年住在三间平房里理直气壮，腰杆笔直。我成长过程中的偶像既不是董存瑞黄继光雷锋，也不是邓丽君张曼玉巩俐，如果有偶像，就是我二叔。可我现在却为了能请女友到凯宾斯基去吃韩国烧烤而放弃文学的尊严。我没有写完的这本书叫《月光下的单人床》，我正在用一种体面的文字把下流和可耻的欲望制造出来并批发到大江南北千千万万个光线阴暗的床头和比光线更加阴暗的心理中。
这种分裂的意志和想象正在折磨着我残存的生活信心，我咬着牙决定去找另一位活着的书商，我要把自己写了一半的这张单人床合同卖出去，这就像一个第一次出卖自己的妓女已经在嫖客面前脱得一丝不挂了，即使再穿上衣服，那也只能算作是有纯洁愿望的妓女，基本性质是不会改变的。
我是在为《月光下的单人床》找另一个书商的路上，接到堂弟小东打来电话的。小东在电话里对我说，二叔出大事了。我问什么大事，小东在电话里哭了，他要我无论如何要回去一趟，不然二叔就真的全完了。
二叔认为我是有出息的，不像小东，初中毕业上了技校，走投无路中只好进工厂当工人。我是许氏家族中惟一“经史济世，诗书传家”的希望。每次回家，二叔总喜欢与我坐在黄昏的时光里纵横天下谈古论今，然后让婶婶温一壶黄酒，叔侄俩一直喝到夜色阑珊世界一片寂静的深夜。
我将书稿的提纲匆忙地交给书商，迅速地爬上火车，直奔千里之外的老家。
2
二叔出生的时候，许氏家族全面败落，曾祖父许闻道公因日本人打过他一个耳光，从此就缄口不言并让城里的一个中药铺和一个典当行在他鸦片烟枪的点点星火中化为灰烬，祖父许慎之流着眼泪将家产中最后一座四合院质押典当出去后，才勉强办完了曾祖的丧事。我二叔诞生在护城河边那间租住来的低矮的民房里，一九四六年春天的雨季极其漫长，我二叔落地时哭声很嘹亮，祖父许慎之望着屋外稠密如注的雨水，一筹莫展，胡子突然间就白了。接生婆在一个锈迹斑斑的铜盆里洗着沾满血腥的手对祖父道：“老爷，恭喜你了，二少爷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必成大器。起个吉利的名字吧！”祖父没吱声，他穿着灰布长衫在屋内潮湿的砖地上来回踱着步子，天渐渐地暗了下来，婴儿的哭声和屋外的风雨声交相呼应，祖父放下手中的紫砂茶壶，说了一句：“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就叫‘克己’吧！”
关于我二叔许克己的名字，有许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祖父希望我二叔能够学会忍受与克制，不必像曾祖那样一时冲动，就败了家；另一说法是家道既已崩落，希望二叔将来能够隐忍发奋重振家业。究竟哪一种说法可靠，无从查考，因为祖父在二叔四岁时就去世了，所以也查无对证了。不过我倒宁愿相信，这两种意思是兼而有之。我祖父许慎之从小受过良好的私塾教育，国学基础相当深厚，还留下过一本《笃修论语辅证考》的著作，在当地学界颇有影响。祖父许慎之信心十足地准备参加县试的时候，科举考试废除了，虽然没有金榜题名，但本地各界人士都尊称祖父是秀才。二叔出生的时候，落难秀才许慎之正在县党部书记郭能瑞家里当私塾先生。由于国共内战，郭能瑞不敢将子女送到外面去读书，于是将六个七到十七岁的孩子全都交给祖父，专攻四书五经。郭能瑞对祖父说：“蒋委员长说，半部孟子治天下，孩子交给你，我放心。”我祖父当时的角色实际上就是今天的家庭教师，他靠代一份家教养家餬口。家里再也请不起佣人了，我祖父在我二叔一岁多的时候就带着他一起到郭府去边教书边照看孩子，一岁多的我二叔居然睁大眼睛看着祖父教子曰诗云，一动也不动。二叔两岁半时的一天黄昏，郭能瑞的三少爷磨蹭了好半天还背不下来当天教的内容，正趴在桌边玩泥人的二叔流着口水头也不抬地接上去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我祖父惊得目瞪口呆，他一把抱起二叔亲了又亲，二叔从祖父的怀里挣出来，继续玩泥人，他对祖父的震惊与欣喜毫无反应。
三岁时我二叔已经能将《论语》、《幼学琼林》倒背如流，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郭能瑞要认我二叔为义子，我祖父执意不肯，说了“犬子不才，不敢高攀”的托词。其实我祖父的内心深处显然已经把二叔看成是许家东山再起的希望，憨头憨脑的我二叔在三岁的时候让我祖父重振家业的信心死灰复燃，之所以不愿与郭能瑞家有太多的瓜葛，是因为我祖父隐约已感到郭能瑞所盘踞的那幢县党部红楼正摇摇欲坠。果然不久后的一天夜里县党部里枪声不绝于耳，第二天早上我祖父去郭府的时候发现楼顶上的旗子已经换了，郭能瑞家门口站着几个穿土布衣服的军人荷枪实弹，一些人从郭府里抬出了箱子和柜子，郭家的人从此也下落不明。当时我二叔蜷缩在祖父的怀里像一只受惊的鸭子一动也不敢动，我祖父想郭家欠他的一个月薪水是再也要不回来了。这是一九四九年初春一个寒风萧瑟的清晨，县城解放了。
我祖父许慎之先生在一九五○年六月的一个黄昏被军管会的人带走了。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县城里反革命人数不够，所以在县党部书记郭能瑞家当家庭教师的我祖父就成了第三批被抓的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军管会审判后决定在第一个国庆节前枪毙我祖父。处决的布告贴到了大街上，一位背着长枪的人到护城河边通知我祖母和十六岁的我父亲准备去收尸。家里哭声一片，二叔也很盲目地跟着大人们人云亦云地哭了起来，他流着鼻涕嘴里呜里呜噜地叨咕着“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谁也没能听懂他的意思。我祖母擦干眼泪带着我父亲上路了，她去找他一位在华东野战军里当旅长的哥哥。拿着旅长的信回来的时候，我祖父已经被押上了红草湖边的刑场。军管会的人看了旅长的信后，刀下留人，放了我祖父。据我二叔多年后对我说，旅长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慎之先生，一介平民；无党无派，为人谨慎；贫寒持家，教书为生；新政初始，人才匮乏；当留其性命以报效国家。”我祖父放回来后，三天不吃不喝一言不发，第三天傍晚我四岁的二叔听到祖父说了一句“士可杀不可辱”的话，当天夜里我祖父在护城河边的一棵柳树上吊死了。
我二叔后来靠我祖母纺线卖钱和我父亲糊火柴盒挣钱读完了小学和初中，初中毕业后二叔许克己考上了市师范学校。风华正茂的二叔在师范学校是一个呼风唤雨举足轻重的人物，有一个传说是这样的，二叔如果头天晚上感冒了，第二天就会成为全校师生的头条新闻，甚至成为一个事件。这并不夸张，因为二叔不仅各科成绩绝对优秀，而且普通话说得比电台播音员说得还要标准，他在校期间参加过全省师范学校普通话比赛，以无可争议的绝对高分获得第一名。他在学校国庆联欢会朗诵的贺敬之长诗《回延安》竟让许多同学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这流泪的同学中有一个女生叫郑红英，她说：“你的声音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们每个同学的心。”她说的“我们”实际上就是“我”，那是一个爱情非常含蓄的年代，郑红英如此表达已经是相当公开和大胆了。我二叔许克己留着一个三七开的小分头很谦虚地说：“你过奖了。”二叔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扎着羊角辫的郑红英学习成绩一般但人长得生动活泼，一双明亮而清澈的眼睛流淌着万种风情，这是一双从进校第一天就让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男同学想入非非的眼睛。我二叔许克己亦非圣贤，他在这双眼睛的左顾右盼中很难做到“非礼勿视”。而当郑红英用目光与我二叔许克己进行公开交流的时候，我二叔许克己却不敢正视现实了，他扭头望着远处的一棵法国梧桐树，树上枝叶繁茂，阳光铺天盖地。
毕业的时候，市电台要二叔去电台当播音员，但学校已决定二叔留校任教。那年月没电视，当电台播音员就像今天当倪平赵忠祥一样风光，学校征求我二叔意见，我二叔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当老师。”已经留校任团委干事的郑红英也劝许克己去电台当播音员，许克己说：“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我读师范，当求博学古今，厚德载物。家父慎之公毕生传道授业，子承父业，天经地义。”郑红英暗自神伤，满腔热情遭遇一盆冷水。
之所以我要写到郑红英这个女生，是因为郑红英对我二叔许克己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3
许克己与郑红英同时留在师范学校，应该说，这为他们爱情的巩固与发展创造了最好的条件。许克己当老师，郑红英是校团委干事，他们一同去食堂吃饭，一同住在隔壁的单身教师宿舍里，他们能彼此听到隔壁屋里老鼠走动的声音。郑红英就说过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