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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父母的忽视中，在哥哥姐姐耀眼的光芒中长大。因为得不到父母的重视，也因为太想得到父母的重视，我成了家里的麻烦。小学时我是班上最顽皮的学生，每一个老师都对我头疼不已。父母经常被叫到学校谈话，这使他们感到颜面尽失。中学时我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功课时好时坏。我能解出最难的思考题，却总在最简单的常识上出错。我突然之间就对某件事有了兴趣，投入百倍的热情，突然之间又兴趣索然，变得虎头蛇尾。有时候我比任何人都开心，有时候我又刻意把自己陷入孤独的状态中，其实比任何人更需要友谊和关心。就在青春期的烦恼把我折磨得产生自杀冲动的时候，我遇到了惟一的好朋友李姒。
李姒家在农村，她的父母立志要生一个传宗接代的男孩，却不料事与愿违，一连生了六个女孩。急切之下，连她们的死活都不愿管，哪里还想着给她们起名字呢？于是分别叫做李大、李二、李三、李四、李五、李六。李四的姐姐妹妹们长大以后都给自己重新起了一些兰呀花呀之类好听的名字，只有李四把父母给的名字的音保留下来，取名“姒”。
我和李姒相识在大学校园里，后来又一同分配到一家大型印刷厂工作。我和她相处的时间要远远多于和我的姐姐王小凤，我一直把她看成另外意义上的亲人。我们两个外貌不同，一白一黑，一高一矮。我们两个性格不同，我自由散漫，干什么都漫不经心，喜欢和人做对，包括父母和老师。李姒则是个目标明确的人，做起事情来专心致志。她小的时候，一心想让父母生一个男孩。在天黑之前，她就帮姐姐们做好家务，吃饭的时候把好的留给父母，以便让他们有时间有营养制造一个健康聪明的弟弟。后来她刻苦读书，不惜头悬梁锥刺股，在教学质量很差的情况下，成为他们那个乡中学惟一的大学生。现在上了大学，她的目标是年年拿一等奖学金，毕业时分配一个好工作，所以她几乎不参加娱乐活动，对谈恋爱更是没兴趣。
而我从中学开始，就不断闹一些早恋事件让我父母紧张一阵，这是我惟一能吸引他们注意力的事情。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就业问题还不那么紧张，校园里弥漫着“六十分万岁”的气氛，恋爱成了青春的证明。我虽然被称为情场高手，实际上只是在玩爱情游戏，我追求的是游戏过程中男孩子对我的唯命是从，一旦进入恋爱的实质阶段，需要拥抱亲吻了，我就赶快撤退，另换目标。
按说我和李姒的性格，是不可能成为朋友的，但我们却是一见如故。李姒善解人意，处处为别人着想，她打开了我的心结，让我改掉偏激的毛病，享受到属于年轻女孩的快乐。我很快就和李姒形影不离，我们两个把饭票和在一起，衣服也混着穿，她叫我“三儿”，我叫她“四小姐”。因为阳光把她晒透的缘故，李四的皮肤一直是黑黑的，但却很有光泽。她的嘴很小，嘴唇却厚，这使她看起来总像是噘着嘴，等待人来吻她。再加上丰满结实的身材，高出他人许多的成绩，在女生不多的大学校园里，她是引人注目的。无奈她就是对任何的追求都不动心，还时常向我贩卖她那一套理论。她说，三儿，我和你不一样，你在城市是有根基的，无论你怎样摇摆不定，风也不会把你吹得无影无踪。我要想在城市扎下根，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我不能浪费时间。再说，任何恋爱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上床睡觉生孩子。在大学校园里，有地方一起睡觉吗？有条件生孩子吗？都办不到！那又何必浪费时间和精力做这种无聊的事。我本以为李姒不谈恋爱是因为情窦未开，谁知她竟能说出令我这个情场高手也脸红的话。仔细一想，还真是这么一回事，再回头去看那些向我献殷勤的小男生，一个一个都像发了情的小公鸡。我从此也就板起面孔，退出情场，和李姒泡在图书馆中，她刻苦学习专业知识，我在武侠言情小说中消磨时间。毕业的时候，优秀学生李姒进了一家大型企业，我也托我父亲的福，和李姒进了同一家企业。我父亲已经奋斗出教师队伍，成了主抓增加学生负担的教育局第五副局长，这大概就是李姒所说的我的“根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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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没有在那个印刷厂呆很久，而是很快嫁了人，到南方那个著名的开放城市去了。我之所以匆忙结婚，是因为工厂里那些机械化的没有一点创意的工作，和我的本性相去甚远，而李姒的遭遇又让我对这个地方深恶痛绝。一上班，李姒就拿出了在学校学习的劲头，积极投入到工作当中。她的聪明能干和对工作的热情，引起了技术副厂长路英海的注意。当时厂里新引进一套德国产的大型凹印设备，说明书有厚厚的几本。李姒成了工人出身的路英海的翻译，他们正常的工作上的接触，却被一些无所事事之徒大肆渲染，李姒就莫名其妙成了一个第三者，被路英海的妻子张丽打了一个耳光，还被告到厂党委会。
当然，要搁到现在，离婚率一年比一年高，找情人已成时髦，第三者成了能干女人的标志，李姒的事情也算不了什么。可当时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全国上下正在大讲精神文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倡道德回归。李姒一下子成了反面典型，虽然没有行政处分，却被调离了凹印车间。先到制版车间搞校对，后来到成品车间当挑拣工，又到书刊车间搞装订，甚至还运过废品，打扫过卫生。李姒这种人，走到哪里都不会被人忽视，因为她太能干了。可要是一个女人被打上作风不正的记号，那简直就是一朵有毒的罂粟花，只能远观不能接近。这只要看看路英海就知道了，他也离开了凹印车间，管理食堂去了。
那段时间，我经常因为李姒和一帮乱嚼舌头的女工吵架，甚至依仗着我父亲和厂长的同学关系，到厂办公室为李姒辩解过。可惜当时刚刚上台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还没有发生性丑闻，否则我可以拿他的事情做依据。人家一个堂堂总统，生活作风出了问题，都被告到法庭上了，可并不影响他行使总统职权。而李姒，她和路英海一点越轨的举动都没有，仅仅是捕风捉影的传闻，这两个印刷厂最能干的人就离开了重要的岗位。不知道在我们的国营企业里，经济效益和道德作风哪个更重要。所以，几年以后印刷厂从一个利税大户变成亏损企业，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每当我和李姒从厂区走过，背后传来窃窃私语时，我就恨不得带着李姒马上离开这个地方。我把目光投向南方，因为在当时的人们心中，南方不仅经济发达，观念也很开放，我和李姒应该能找到用武之地。恰在此时，我认识了我的丈夫。
我的丈夫是我哥哥王大鹏的同学。他们这一批上个世纪七八级的大学生，真可谓是天之骄子。就拿我哥哥来说吧，他大学一毕业就被分在省政府办公室，因为写得一手好字，又有点文采，给领导当了秘书。几年功夫下来，颇有点小政客的风度，成了我父亲骄傲的资本。我不知道中国男人的政治情结为什么那么严重，文化大革命斗来斗去，好多人连小命都搭上去了，结果呢，“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我哥哥就是其中之一。他小官当了几年，忽然感觉到钱的重要性，渐渐把眼光放到那些进入商界的同学身上，因此我们一家人就认识了他的同学杨振宇。这杨振宇不仅名字响亮，长得也是相貌堂堂，一进入我家门我父母就对他爱不释手。如果不是小凤姐姐已经嫁人生子，我父母肯定要把大女儿嫁给他。他们一个劲儿地叹息不能把杨振宇招为女婿，完全忘了他们还有一个小女儿。也许他们觉得我的年龄差别太大，也许他们觉得我配不上这位已经很成功的年轻商人。
在九十年代初期的时候，一个人能够坐着飞机飞来飞去，如果他不是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那他一定是个很成功的人。杨振宇并不在乎我父母有什么想法，他一见到我就表现出很有兴趣的样子，常常漫不经心地送我一些很有品位又很新奇的礼物。我一方面受虚荣心支配，另一方面又想给父母一个意外，就接受了他的殷勤。在我二十二岁生日那天，杨振宇坐飞机从南方飞了过来，手捧一大束当时在我们这儿很少见又很昂贵的玫瑰花，出现在印刷厂的大门口。他的衣兜里还有一枚钻石戒指，闪闪发光的钻石一下子把厂长女儿结婚时的红宝石戒指比了下去。我在情绪激动中答应了他的求婚，而此后父母带有疑问的眼光更使我义无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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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婚礼在当时的滨海市也算是轰动一时。当时我们这个城市正在搞大规模的汽车走私，满大街都是从韩国日本走私进来的漂亮小轿车。我身穿定做的而不是租来的婚纱坐在一辆奔驰车里，这辆车是从省城调过来的，后面跟着二十辆最漂亮的走私小轿车。虽然我是个大大咧咧的姑娘，可那一天我还是带着羞涩的笑容，按照别人的要求，把婚礼上每一个琐碎的过程都做到了。我烫弯了头发，穿上红色的内衣，带着闪闪发光的首饰。但我拒绝在脸上化妆，因为我的脸光洁饱满，散发着青春的光泽，根本不需要厚厚的脂粉来掩饰。一大早我打扮得整整齐齐，按照母亲的要求端端正正坐在床上，然后被杨振宇抱下楼，上了花车，到城市每一个景点录像，在酒店门口被撒了满身彩带，又被司仪摆弄着鞠躬，再鞠躬，然后就是敬酒。客人太多了，到最后我手腕发酸，腮帮子笑得僵硬，如果不是我的丈夫陪在身边，我早就中途逃掉了。但中间我还是开了一会儿小差，在敬酒的途中跑到酒店的厨房，让厨师给我做了一点吃的，是一碗西红柿蛋汤和一碟炒咸菜。这两样东西比满桌的大鱼大肉对我的胃口。我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