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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我们的家，在龙江街，龙江街二十八巷的巷子底里。就如同中国地图上靠近西伯利亚边陲黑龙江那块不毛之地一样，龙江街这一带，也是台北市荒漠的边疆地区。充军充到这里来的，都是一些贫寒的小户人家。我们那条巷子里，大多是一些不足轻重的公家单位中下级人员的宿舍。两排木板平房，一栋栋旧得发黑，木板上霉斑点点，门窗瓦檐通通破烂了，象一群褴褛的乞丐；拱肩缩背，挤在一堆。左边第一栋是秦参谋家，一扇大门绝台风刮掉了，一直没有补上，好象秃着嘴巴，缺了一颗门牙似的。秦参谋喜欢坐在大门缺口一张矮凳上，手里抱着一把胡琴，自拉自唱，据他自己说他唱的是麒麟童麒派，嗓子沙哑得患了重伤风一般。去年他中了风，脸走了形，嘴巴歪掉了。可是他仍奋力的唱着《逍遥津》，很苍凉的在喊：欺寡人——。他一张嘴，下巴便好象掉下来了似的，一脸痛苦不堪的神情。右边第一栋住着萧队长和黄副队长两家，萧太太和黄太太吵了十几年的架，因为两家共用一个厨房。常常在深夜里从她们厨房中传出来一声声有板有眼的砧板咒。橐、橐、橐的刀声，配着尖厉的诅咒，在寒风中，听得人毛骨悚然，萧太太是大块头，声音宏亮，总是占上风。黄太太却干瘦得象只缩了水的黄瓜，一径瘪着嘴，沮眼汪汪，满面凄苦，好象给萧太太咒得永世不得超生了似的。大概大家的生活都很困难，一家家传出来，都是怨声。我记得，那么些年，我们那条巷子好象从来没有安宁过。这边哭声刚歇，那边吆喝怒骂又汹汹然扬了起来。然而我们那条二十八巷，却是一条叫人不太容易忘怀的死巷：它有一种特殊的腐烂臭味，一种特殊的破败与荒凉。巷子两侧的阴沟，常年都塞满了腐烂的菜头、破布、竹篾、发锈的铁罐头，一沟浓浊污黑的积水，太阳一晒，郁郁蒸蒸，一股强烈的秽气，便冲了上来，在巷子里流转回荡。巷子中央那个敞口的垃圾箱，内容更是复杂。常常在堆积如山的秽物上，会赫然躺着一只肚子鼓得肿胀的死猫，暴着眼睛龇着白牙，不知是谁家毒死的，扔在那里，慢慢开始腐化；上面聚满了绿油油一颗颗指头大的红头苍蝇，人走过，嗡地一下都飞了起来，于是死猫灰黑的尸身上，便露出一窝白蠕蠕爬动的蛆来。巷子是黄泥地，一场大雨，即刻变成一片泥泞，滑叽叽的，我们打着赤足，在上面吱吱喳喳的走着，脚上裹满了泥浆，然后又把黄滚滚的泥浆带到屋里去。如果天气久旱，风一刮，整条巷子飞沙走石。于是一家家破缺的墙头撑出来的竹篙上，那些破得丝丝缕的尿布、三角裤、床单、枕头，在黄漾漾的风沙中，便异常热闹的招翻起来。这条死巷巷底，那栋最破、最旧、最阴暗的矮屋，便是我们的家。前年黛西台风过境，把我们的屋顶掀走了一角。我跟父亲用二块黑色的大油布铺在漏洞上，遮盖起来，上面压了许多红砖头。雨下得大，屋内还是会漏的，于是铅桶、面盆飞有时连痰盂也用上，到处接水。如果雨一夜不歇，屋内便叮叮咚咚，响到天明。我们的房子特别矮，阳光射不进来，屋内的水泥地分外潮湿，好象一径湿漉漉在出汗一样，整栋屋子终年都在静静的，默默的，发着霉。绿的、黄的、黑的，一块块霉斑，从墙脚下，毛茸茸的往上爬，一直爬到天花板上。我们的衣服，老是带着一股辛辣呛鼻的霉味，怎么洗也洗不掉。然而父亲却说，我们能够弄到那样一幢房子，已经是万幸了。民国三十八年，父亲那个兵团在大别山和八路军交战，被围困了一个多礼拜，救兵赶不到，父亲被俘虏了。后来逃脱，来到台湾，革去了军籍。幸亏父亲一个旧日的老战友黄子伟黄处长，卖了一个人情，才让父亲暂时栖住在这栋矮小破烂的宿舍里。差不多每个星期天，父亲都到隔壁二十六巷黄子伟叔叔家里去，去的时候，总是拎着一瓶红露酒，一包盐脆花生，然后和黄叔叔两人对坐着，用水碗子装酒，你一碗我一碗的猛灌，嘴里的花生米嚼得吭嚓皖嚓。父亲本来就是一个刚毅木讷，不善言辞的人，喝了酒，更加——句话也没有了。他默默的坐在那里，一脸紫胀，两眼通红，一直挨到太阳下去，屋内黑了，父亲才立起身来，干咳一声，说道：“呃，不早了——”“在这里吃饭吧，”黄叔叔也立起身来。“改天再来。”父亲也不等黄叔叔回话，便踏着他那受过严格训讥练的军人步伐，昂然离去。他的胸脯夸张的挺着，头高扬到滑稽的地步，一双穿得张了口的旧皮靴，踏在地上，发着啪哒啪哒空洞的响声。据说父亲从前打日本人是立过功勋的——这是他自己告诉我们的。他讲到“长沙大捷”那一仗，突然间会变得滔滔不绝，操着他那浓浊的四川土腔，夹七夹八口齿不清的吐出一大堆我们半懂不懂的话来。他那张磨得灰败，皱纹满布的黑脸上，那一刻，会倏地闪起一片骄傲无比的光采。父亲说，那一仗下来，长沙郊外那条河河水染得通红，他那柄马刀多砍日本人的头砍得刀锋卷起。他房中案头上一张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