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半支莲 作者:钟鸿- 第12部分

　　　　长安城内外还有许多唐代留下的寺庙，它们都是祖国古文化的历史见证。文革中遭到破坏，现大部分修葺。

　　　　长安有许多风味小吃：羊肉泡馍享誉全国；老厚老厚的发面锅盔饼纯香而有嚼头（做这种饼合面时，不断地加干面粉）；脍炙人口的酸辣凉河漏，以及独一无二的“稠酒”。唐代的大诗人李白的《将进酒》一诗中，吟哦的“会须一饮三百杯”“斗酒十千恣欢谑”，大概喝的就是这种稠酒。

　　　　长安！你给了我欢乐的中小学时代！古老的城墙上又留下了我们小姐妹多少嬉戏追逐的足迹。兴国中学清新的风里飘荡着我奔跑在高原上的笑声。长安啊！愿你悠古的文化源远流长。

　　　　（五）、留下了关于父亲的疑问

　　　　在西安我们家附近有个莲湖公园，我和表弟妹常去玩。公园门外地摊上的各种剑侠小人书，我几乎读遍了，丰富了我的想象力。一进公园大门口，就是汪精卫、陈璧君这对汉奸夫妇的跪像，凡进门的人都向他们吐唾沫。可就在1942年左右，全家从广播中听到钟健魂当上了南京日伪警备司令部警卫三师的师长，“钟健魂”，这不是我父亲名字吗？这消息磨灭了我对父亲的怀念，激起了姐姐要去大义灭亲的念头。姐姐说：“父亲曾经说我长到十二岁就接她去他身边上学，我已十四岁了，我要去南京看父亲。”妈妈不同意她去，她执意要去。正好姨妈有位来往后方和沦陷区做买卖的好朋友梁伯伯，就托梁伯伯带她去了南京父亲那里。而我则一直跟着母亲，直到全国解放后，我才明白真相。

　　　　第五章　父亲的传奇

　　　　一、姐姐南京之行

　　　　1983年我问过姐姐她1942年去南京后的情况，…

　　　　她说：“1942年我14岁，跑单帮的梁伯伯带我去南京找父亲。

　　　　“我曾在陕西城固师大附中看过一个话剧《大义灭亲》，我听说父亲在南京伪政府做事，我想他如果真是汉奸，我要大义灭亲，我胆子大，我是想把父亲的部队拉去抗战。抱着这个爱国的天真的想法去的。父亲和梁伯伯约好，在进入敌区交界处浦镇来接我。守浦镇的伪军军官姓魏。梁伯伯带我找到魏军长。我跨进敌占区看见汪精卫的旗（国民党旗加一黄条，上面有‘和平救国’四字）我一方面觉得耻辱，一方面觉得大义灭亲的理想将要实现了。我穿着蓝布旗袍、短发。我走过伪军跟前，心里喊骂‘汉奸！’梁伯伯把我安排在一个小旅馆里，魏把我接到司令部，请吃饭后，给了通行证。

　　　　过长江后坐大车去南京水西门外。梁伯伯把我安排在一个小旅店等着，他去打电话，他还没回来，父亲就来了。父亲找我，我们互不认识，他穿西装。梁伯伯回来给我们介绍。父亲说：‘啊呀！长得那么高了。’他接我到南京最大的饭店，找了一间最好的房子，还有洗澡间。他派人去通知继母朱霞真和大弟呐天来看我，给我举行洗尘宴会。

　　　　有天父亲一人来看我，我问他：‘你怎么不去抗日？为什么不把军队拉到大后方？’父亲说：‘你还来做我的工作，共产党的工作很厉害，国民党有什么好？‘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对国民党的深刻批判。’我一听，父亲讲得也有道理，国统区确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首先想到在成都有次看电影《云霓仙子》，在成都市闹区看了一下商店，高筒丝袜……满是阔太太、阔小姐的用品。可喇叭里还放着“八百壮士”的歌曲。真是一边是天堂，一边是地狱。一面是醉生梦死，一面是浴血奋战。

　　　　去敌占区时，经过黄河到洛阳，一路上见到老百姓很苦，大佛爷脚下可见‘冻死骨’。晚上不敢走，有吃人的。国民党战士骨瘦如柴。

　　　　父亲的一些言谈动摇了我对国民党的信念，有点茫然了。

　　　　我想学日文，刺探情报，实际上还是想为国民党效劳。

　　　　听了父亲的话，我想他也不一定是汉奸，也许还是地下工作者，是哪一方，不知究竟。

　　　　接我回家，与大弟睡一张床。我们住的是小洋房、竹篱笆，种扁豆。恻院种了花，小后院有平房厨房、下房。继母的表妹、奶妈住这里。

　　　　父亲对家里炊事员很平等，有次《五一》，他给厨师放假，领我去做饭，他说：‘劳动神圣’‘平等待人’。每逢星期天上午，必须让我做点家务劳动，才能出去。在院中种扁豆，他带着我做。他也没有把我打扮得花枝招展，

　　　　父亲对任何人都是很平等的，从无不尊重人的语气。他的态度不像我想象中的汉奸军官，这个父亲，怪啦！

　　　　我有次到营房去找他，营房很简朴。我在父亲营房翻到过解放区的报纸，讲到解放区政权，讲到农民减租减息，我有些奇怪，是研究敌情吧？我很茫然。

　　　　他不在时，警卫对我说：“你父亲很好，对弟兄们不克扣。”这也引起我的疑问，他也从来不教育我滑头，总是正面的好的教育。

　　　带我上汪精卫家去过一次，可能原来认识，问问好，没有更多的阿谀奉承。到咖啡厅喝咖啡时，见过一个伪军姓张的委员长，听他谈话也没有什么出卖民族的内容。

　　　　在家没有大请过客，没有花天酒地。个别客人来找他，在大会客室说话。

　　　　我看他不像真正的汉奸，没法做工作，我想他准是地下党员。

　　　　后来起义前一个月，继母先到她苏州老家去了，走得好象很仓促，金银首饰没有带走，奇怪，我替她收拾好交给父亲，父亲给了我一个白金戒指，我参加革命后，捐献给革命队伍了。

　　　　奶奶住一间小平房，六十多岁，自己烧饭，很是节约，吃得还好，不抽烟，不喝酒。房内陈设简单，反映出身贫困，始终保持了劳动人民本色。

　　　　继母走了后，父亲让我住在继母表妹的产科医院。父亲临起义前，又让我住到一个钱庄去。

　　　　我住了约一个星期，8月11日我出去玩了一天，晚上钱庄经理告诉我，有人来找过你。明天早上再来。第二天清晨吃过早饭后，父亲的副官，一个姓孙的老头来了，他说：‘找了你一天，你父亲让你跟他一块去，带来一个条你看看。’孙副官又说：‘我去动员奶奶，她不肯一起走，现在已经来不及去找奶奶了。你赶快跟我走吧！’这天正是八月十二，第二天是‘八一三’凇沪纪念日，鬼子很紧张。满街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日本宪兵加伪男女警察。我穿着裙子凉鞋，漂亮的上衣，原想从玄武湖门出去，玄武门岗哨密集，出不去了。又回来。副官说：‘我打电话给师部车队派个车来。’，不久持有特别通行证的小汽车来接我。我们走中山陵，这才出了中山门，绕到江边，已是黄昏，坐老百姓的船到六合。准备先到一个副官长家。翌日开始步行，经过拉锯地带，就能到目的地。步行后的路上，第一个晚上，住在一个比较富有的老百姓家，门板放院内睡。一头用石头做枕。有人来了解情况，就说到六合城找亲戚。第二天天一亮，就去六合找父亲。我们还没有到达，有老百姓往这边跑，说：‘那边噼里啪啦打起来了。一个汉奸队和鬼子打起来了。’副官说：‘不能走了，你父亲起义了。’‘到哪去？’‘到共产党那里去。’

　　　　到了六合城附近乡村副官长家暂住，忽闻吵嘈声，副官说：‘伪军搜来了。’我们来不及走了，附近是水田、竹林，我躲在门后，伪军喊：‘有人没有？出来！’他们看了看就走了，好悬！。过了两三天，‘八一五’，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日本人投降了，激动万分，可以看见阿爸（母亲）、江静和西西（小妹）了。隔了一天看到共产党报纸，看到父亲起义向毛主席致电的消息，看了后，真惊讶！‘怎么抗战胜利了，父亲上共产党那里了。’我想我也去了解了解，好，我也参加。

　　　　父亲已经解放了六合城，徐楚光参谋长接待了我，他说：‘钟小姐，欢迎你！’送我钱和罐头，我拒绝了。心想：‘用不着收买我，我会了解你的，你们要好，我就参加；不好，就做你们的工作。’他派轿子抬我到父亲部队驻地，父亲一看：‘啊呀！你还坐轿子来！’

　　　　父亲将我安排在一间房里，说我：‘你这大小姐还坐轿子来，能参加革命吗？你还是上你阿爸（母亲，蒋管区）那里去上学吧！’我说：‘我也留下来。’‘你能留下来吃苦吗？’我回答：‘能，留下来看看。’父亲又说：‘留下来要吃苦呀！要不，你回去当大小姐吧！’第二天送来许多书，马克思、毛主席的著作，再到士兵中去走走，看他们伙食、操练，官兵平等。考察结果，恍然大悟。

　　　　新四军军长陈毅、副军长粟裕将军、政委谭震林都见到了。父亲当了新四军独立第一军军长。后来又担任了一段七纵副司令，粟裕是司令员，和国民党战斗，赢得了七战七捷。

　　　　过了半年继母和弟弟妹妹们，从苏州农村到了淮阴马头镇独立第一军驻地。

　　　　父亲送我到淮阴建设大学读书，从此，我开始了革命的生涯。

　　　　奶奶开始是日本人抓走，跟着是国民党抓走。周总理来南京谈判开会时，派人去找奶奶，从狱中接出来后，根据她的要求安排在江苏昆山，父亲曾在那里农村购置了一块土地，交一位湖南老乡看管，奶奶去昆山不久，病逝。”

　　　　姐姐对父亲从抱着“大义灭亲”的想法，转变为跟随父亲参加共产党的革命。

　　　　而我呢？

　　　　二、父亲由远而近．．．．．．

　　　　姐姐离开西安去敌占区后，我淡忘了父亲。

　　　　1946年在兰州上中学时，听说我父亲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前夕起义到了共区。有次我无意中向同学谈起了这事。没几天，就有不认识的人来家查问我父亲在哪里？我很纳闷。同学帮我分析，说可能是军统特务干的事。这才知道中学情况也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