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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文联出来，我多想找老查谈谈，但一想到他那副傲气冷淡的样子，委屈情绪就来了，一转身回了母亲家。
五、党内会上的发言
文联鸣放会告一段落，我回到文艺处。曾平处长召开了我处人员鸣放的处务会，处内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我如实地汇报文联鸣放情况，同时认真地提出党应改进某些作法的意见。我说：“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对肃反运动有意见呢？看来主要是没有调查清楚就开了斗争会，既然是当成反革命分子斗，群众当然就会不客气，吐唾沫等行动也就会发生了，可斗到最后，查无实据，这样可就伤害了被斗的同志的感情。以后还是要多加强调查研究才好。”曾平处长没有表态，接着又追问我许多问题，如：“你对当前罗隆基等人提出的‘教授治校’、‘开放同人刊物’、‘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等言论如何看？”
不知“阴谋”是以“阳谋”形式出现的我，竟然天真地说：“他们说得也有道理。”处里其他人没有一个表态的。曾平处长继续追问：“你说说怎么个有道理？”我回答：“我想要干好任何一项工作，都必须将自己变成这项工作的内行。列宁在10月革命成功后不是也号召革命干部要学习做生意吗？不就是要求外行变内行吗？”散会了，我继续关心鸣放。我想起人民大学女大学生林希翎的讲演中强调的在法律上现在还不能做到人人平等，还有领导干部官僚主义和腐化堕落的现象。觉得这些敢于直言帮助党整风的意见是对的，党如今能征求意见、要不断改进工作，多好的党啊！我早已忘记了1955年对我审查中那些不愉快的事，因为我已承认自己当时是有错误的，因为我并不了解所谓胡风集团的“内幕”，就为因胡风问题而被批判的毛承志辩护，可说是逆潮流而动。那么这次响应党的号召，帮党整风，是顺潮流了，应该是没有问题了。那知道曾平对我的追问是在实施“诱敌深入”是“阳谋”，只是为了凑够揪出“右派分子”数字的指标；奈何！每个部门必须完成按百分比揪出“右派分子”的指标啊！就是这位紧跟形势的曾平处长，曾经是解放前和平门那个地下党领导的小书店（朝华书店）的经理；平常在文艺处，我们相处也不错，从来没有喊过他“处长”，而是直呼其名，当时市委机关都是这个风气，最多在名字后面加“同志”二字。他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了不白之冤，在市委党校蹲“牛棚”时跳楼自杀。
六、遭遇逆转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登出《这是为什么？》等一系列反击右派的社论后，公开点出章伯钧和罗隆基是《文汇报》的后台，章罗联盟是右派的总头目，他们陷入了千夫所指的境地。
1957年7月17日至21日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进一步布置反右运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把反右运动推向高潮。文中说：“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做了指示：“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
在大张旗鼓地批判章罗联盟的同时，在各大学内万箭齐发地批判葛佩琦、林希翎、谭天荣等是一批“蓄意翻天”的极右分子。文艺界也是首当其冲的批判靶的。
被划为右派的从“章罗联盟”起，著名的民主党派成员储安平、费孝通、钱伟长、许德珩、龙云等29名，加上“章罗联盟”在各地的骨干分子共89名。中共内省、部级以上的如浙江省省长、全国人大委员沙文汉，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等9名，文学界有著名作家丁玲、冯雪峰、萧乾、傅雷以及青年作家王蒙等45名，新闻界著名主编、记者浦熙修、戈扬等11名，美术界有刘海粟等名画家7名，音乐界《何日君再来》作曲家刘雪庵、《茶花女》主演张权，社会科学界有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为首陶孟和的陶大镛、潘光旦、吴文藻（社会学家、中央民族学院教授，著名作家冰心的丈夫）等13人，教育界最多。以教育部副部长林汉达为首的知名学者、教授逾百名，自然科学界以清华大学副校长、高教部副部长曾昭伦力学家钱伟长为首的专家4名。此外还有工商界著名人士及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国大陆委员董守义。这场惊天动地的反右斗争，像一阵狂飙几个月就在全国知识分子中揪出了五十五万右派，受牵累的家属亲友难以计数。（以上参考叶永烈著《反右派始末》751至762页829页）
天啦！我一下子懵了，“不是响应党的号召给党提意见吗？”难道又错了？
文联会上那些热情的发言者，首先被当成右派分子揪出来的，不仅是施白芜，年轻的作家刘绍棠、葛翠玲也都被揪出来，而且曾平再不派我去文联参加反右运动了，我又到了“弄不通”的时候了，下意识地接受1955年的教训，命令自己快转弯吧！于是跟着批判章、罗，而且写诗表态。
但是，晚了，晚了，回头无岸。
七、回头无岸
随着运动纵横深入发展，各机关的反右运动也开始了。市委也不例外。这坐贴着白色瓷砖、位于市中心的雄伟独特的大楼里，虽然装满的是清一色的中共党员，也必须从中挖出百分之五左右的右派。
8月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带着坦然的心情，穿着一件白底小红花的连衣裙，背着一个黑色的小书包轻快地走上大楼的高台阶，跨进大门。啊！大厅突然变了样。满墙大字报，围看的人一层又一层，我带着好奇的心情看去，老远就能看清那醒目的标题：‘请看钟鸿的嘴脸！’真是“迅雷不及掩耳，疾霆不暇掩目”。大字报上列举了我在党小组会上的发言，但走了样，说我攻击肃反运动扩大化，主张资产阶级专政，和章、罗联盟一个鼻孔出气等。还配了漫画，正好是现在穿的这件连衣裙，可形象十分丑化。真弄不懂这究竟是为什么？谁能解释一下？看周围，人们投来奇异的审视目光。我一转脸就上了四楼办公室，同部的人差不多都到了，但谁也没有和我打招呼，我也没敢冒昧地和他们搭话，万一碰个冷钉子更下不来台。我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思索，脑子乱得很，我成了市委机关第一个被揪出的右派，一霎时被千夫所指，万人痛骂，我的脸往哪藏啊！谁能帮我呢？一下子像掉进无边无际的大海里，无处抓挠。应该说最亲近的人是丈夫，可是老查已经越来越和我疏远，我住在母亲家，也接不到他的电话，在单位碰到他，其表情冷若冰霜。正在我心乱如麻、恐慌忐忑之时，某支部委员到办公室门口，通知大家到会议室开会，我也随之起身，某说：“等会儿叫你。”轰！又是一个炸弹在脑海中开了花，这是一个不祥信号。果然，不到半小时，某又来了，他说：“钟鸿你也开会去吧。”
支部会是专门针对我在文艺处处内小会上对党提的一些意见。最奇怪的竟然将我在〈北京文艺〉上发表的小诗《冬小麦之歌》也批成是反党的。
在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8月，宣传部全体五十余人，日复一日，一次一次地开会批斗我，上午开完，下午开，天天开，还开了一次全机关几百人的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大字报有增无减，逐个问题掰开揉碎地批，并让我交代反党思想。来势比1955年猛多了。1955年我是陪绑，这次我成了主要目标。已经不存在劝我转弯的问题，只有批斗；而我只有站起来对一个一个问题检讨的权利，但我却一个劲地辩白。我越辩，批斗的火力就更猛。批判集中在《冬小麦之歌》和肃反问题上。硬说我攻击肃反运动。我一再解释，自己并没有在市文联会议上表态，只是在党内小组会上汇报情况和提出帮党如何总结经验改进作法的建议。我辩解道：“关于肃反运动我说的是要先调查清楚，如果真是反革命，再开斗争会，这样可以避免错误，少伤害同志感情。这样也符合毛主席的凡事应先调查研究的教导嘛！”
没想到我的解释只能招来更高的斥责声音和更可怕的批判言辞。批判中最卖力的仍然是那位在反胡风运动中就自以为是的头号“借风者”。他批判道：“1955年的肃反运动是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必须发动群众，斗争会就是发动群众的最好的办法，你否定了斗争会，就是否定肃反，否定肃反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反革命！”好一个荒唐的‘逻辑’推理，一下子就把我推下了反革命的深渊，只觉得眼前“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几乎要晕倒。这位头号“借风者”，虽然借风上了青天，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从云端上摔了下来。
会上对《冬小麦之歌》的批判，更是让我难以接受。批判者根本不听我的任何解释，居然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