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时到我这里来读书。”妈妈说：“步超，妈妈能把你们带大，不要求他了。”妈妈擦干眼泪对爸爸说：“哼！三个人不能并存，你们两个正等着过甜蜜生活呢，我也不会为你去死，离就离吧！”爸爸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纸和一只钢笔放在桌上。妈妈提笔在这两张纸上签了字，爸爸也签了字。一人收起一张。爸爸走到妈妈身边轻轻地说：“贺衡，我对不起你了。”他扶着妈妈的双肩，眼睛红了，妈妈把头靠在爸爸胸前，他们俩人抱头痛哭了。
当时我看到那莫名其妙的离别场面，只晓得哇哇大哭。没想到妈妈倒不哭了，还往我背上打了一巴掌：“哭有什么用？”可我受此委屈，哭得更凶了。他们又说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见，只听见妈妈对我说：“我们走吧！”临出门，爸爸终于抱起了我，亲了亲我的脸，还说：“长到十二岁，我接你们来上中学。”
妈妈带着我们姐妹离开了爸爸，直奔火车站。一路上，我不再注意周围的景色，似乎也听不见任何诱人的声音。不断萦绕在脑海中的只有和父亲短短的相见又匆匆别离的情景。其时虽然不明白大人的事，但已感到从此失去了父亲，失去了温暖的家，也许从此开始了第一个梦——希望有个能得到父爱和母爱的完美家庭。
不久以后，我才听妈妈说爸爸和另一个阿姨结婚了，而且快生小孩了。
1951年，我参加北京支援上海的三五反运动时，父亲在杭州铁路局任局长，我抽空去看望他。当时我已经20岁了，竟然在与久别的父亲重逢时的第一句问话是：“为什么要和我妈离婚？”父亲没有正面回答我。
直到我自己经历了人生的坎坷后，才体会到人之间，要达到理解、谅解、融合和宽容是很艰难的。爱情这首歌最甜美也最苦涩，世界上的事没有一成不变的，爱情亦如是，甜蜜欢快的乐曲往往变奏为凄凉悲情的旋律。
父亲虽然早与母亲离异。但他一直惦念着母亲，1954年他被调至北京铁道学院工作，到京后，他给了我几十元钱，让我替他买点礼品送母亲。我在王府井工艺美术服务部花了25元买了一张富有艺术性的竹椅，为他们圆了逝而未泯的湘竹情梦。1983年初，父亲闻听母亲病危，专门跑到天坛南门母亲的家来看她。临离去时，父亲摸了摸母亲的脸说：“好好休息，以后我再来看你。”母亲说：“要看，就现在多看几眼。”父亲没有再说一句话，站在一旁的我，早已为这生的永别，泪水扑簌。
1983年4月25日母亲去世，我在母亲的遗物中，看到一张画在信笺上的画：一支桃花含苞初放，纯真、羞怯而妩媚。无意中顺手翻过来，看到一首诗：…忆昔携手下金陵，不问前途吉与凶。几经沧桑几经秋，几多恩爱几多仇。今君挈女独归去，何日魂还共度秋。健题1936年＇“健”这不是父亲钟健魂的‘健’吗？1936年正是我五岁，他们离婚的时候，而母亲的桃花是1929年画的，正是母亲与父亲初婚不久送给父亲的。啊！我才明白了当时他们为什么一边离婚，一边抱头痛哭。他们感情是深沉的，然而母亲脾气暴躁，经常吵嘴，使父亲痛苦，久而久之，移情别恋，无可奈何。人生啊！各种原因都可能造成夫妻离异。
如今父亲已经一百零二岁了，他把他自存的一些材料交给了我，其中有个信封，上面写着“恩人的材料，保存好。”我抽出一看，一张是1927年救他出死牢的吴仲孚的叔叔在全国解放后写给父亲的回信，告知吴及其家中情况。一张则是母亲写的寻找吴仲孚营救父亲的经过。父亲并未忘记大革命时期，母亲帮他从死牢中救出的恩典，所以他一直惦记着妈妈，也才会在离别三十余年后还来看望垂死的妈妈。其实他也很爱我和姐姐，在我被划成右派后，他专诚来看我，鼓励我，当我生了小女儿，他写信祝贺，并抱起小外孙女亲吻她的小脸。直到现在我每次去看他时，他都很关心地问及我和女儿的生活。因此我也早理解了父亲。
今天我自己重演了儿时亲眼看到的父母离异的悲剧，虽然没有让我的孩子目睹那难堪的场面，但也会让他们尝尽失去完整家庭的苦酒。今夜让他们好好地睡吧，不要打搅他们甜蜜的梦啊！
我却失眠了，我怎么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右派？从我入党的那天起，我就把党比作母亲，我不过是她怀里的一只小绵羊。为什么要遭到家破人散的命运？想不通啊！想不通！
“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夜过也，东窗渐白孤灯灭。”从此我长夜辗转反侧。
我到底是一个应被铲除的魔鬼，还是一头无辜的绵羊？
我是怎样走向革命的，我又是怎样被划成右派的？往事绵绵
三、温暖的池塘
离开上海的小旅馆，妈妈就又带着我和姐姐回到长沙。
可她在长沙市教育厅的工作却丢了，于是妈妈带我们回到她的老家——长沙塴圹羊凤塘。
一踏上乡间小路，就由汽车换上了人推的独轮车。包着铁皮的木轮碾着凹凸不平的黄土小路，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随着这首古老的歌，摇摇摆摆地坐在行李上的我，放目田野的风光——笔直青翠的竹林，梗直、强硬而又永远充满自信地迎风挺立。这已是1936年夏末了，绿油油的橘子树挂满金色的橘子，诱人馋涎欲滴；比玫瑰大三四倍的粉色芙蓉花在一人多高的枝干上芳菲展放——真令人心旷神怡。啊！这就是我可爱的家乡，我暂时忘记了离别父亲的悲情。
蹬上十几层石头台阶，走入一个无围墙的大院。院子的北边，是所大宅院，朝南的大黑门，门上油漆着金色的大字对联，无非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一类的。
进入宅门，转过屏风，就是头一进院落，后面还有两进。每栋房屋都有中堂、东西屋。三进院子后有猪圈、仓库等。母亲的哥哥、嫂嫂和两个外甥，本来就住这里。母亲的姐姐贺定华一家也回老家来了。
在这个大院落里住着母亲兄妹三家人，十来个孩子，好热闹啊！跳绳、踢毽子，捉迷藏。可妈妈没呆几天就进城找工作去了。
约半年时光，终于把妈妈盼回来了，好高兴啊！可是与妈妈一块回来的还有一个伯伯，妈妈和伯伯住一屋，我不能像以前那样依偎在妈妈怀里睡了，一种陌生的感觉油然而生。妈妈也不向我说明原因，表弟表妹们悄悄地跟我说：“那是你后爸爸。”于是想起母亲讲过的一些有关后爸爸、后妈妈虐待孩子的故事，我很害怕。
但我这位后爸爸是个最温和不过的人，是个文质彬彬的学者，名黎锦熙，是湖南湘潭人，在长沙一师当过毛泽东老师。
妈妈让我呼继父为黎伯伯。虽然黎伯伯很温和，可我不敢跟他接近，觉得妈妈也变得离我远了，生疏了。哦！我多想自己的爸爸呀！爸爸的怀抱好宽敞啊！爸爸亲我时，胡子扎着我，我总是一边躲、一边笑；爸爸会和我们逗乐，猜谜语，做手影，划拳但这一切、一切再也没有了。想着想着我就哭了，连妈妈也讨厌了：“哭什么？又没死人。”
妈妈说话的口气从来是这样凶狠，妈妈从来不亲我也很少抱我，我只好常常把泪水含在眼里，到枕头上痛快地流吧。
妈妈和黎伯伯在羊凤塘住了几天，就去了北平。妈妈说过些日子来接我和姐姐，我笑了，我期待着那一天。
妈妈走后，我和表兄弟妹们同到乡间小学读书。大大小小的同学挤满一堂，不分班级，每天稀里糊涂地上学。
最快乐的是放学后和兄弟姐妹们跳到池塘里摸鱼。滑溜溜的小鱼，从腿之间躜来躜去，我就是不敢抓。表哥抓了一条扔给我，还把我吓哭了。但就是这样，每天还要去。不管怎么说，那温暖的水，那嬉笑声，那七扭八歪随意生长的塘边垂柳，那滑头的小鱼，那飞来飞去，不停叫唤的小鸟——都使我感到无拘无束，也只有这个时候，才不会看见表兄弟妹围着自己的父母撒娇的样子；也不会听见舅母姨妈喊自己小宝贝的亲昵的声音。因为每当看到听到这些时，也正是我感到冷落之时，我为什么就得不到父母的爱抚呢？有一次来了个客人，带来一些糖果，让孩子们吃。姨妈说：“宝贝们快谢谢叔叔。”孩子们一起说了声：“谢谢！”就哗啦围了过去。我姐姐长得高大壮实，从来都像男孩一样，大大咧咧地，姨妈比较喜欢她，所以她也毫不在乎地涌过去。只有我远远地看着，我心眼细，认为自己不是“宝贝”，怎好贸然过去。客人指着我问：“这是谁家孩子，怎么没见过呀！长得怪疼人的。”客人拿了几块糖果给我，我轻声说：“谢谢！”客人问：“你爸爸在哪工作呀！”哪知听了这句普通的问话，我突然抽搐地哭起来。姨妈说：“小毛，你哭什么呀！好好回答叔叔的话。”没想到我哭得更厉害了，我最怕别人问我爸爸、妈妈，我没有爸爸，妈妈也随人走了。姨妈只好替我答道：“她是我妹妹的孩子，她妈北平做事去了，小毛，别哭了，真成了个林黛玉。”从此林黛玉成了我小时的外号。我怕别人的讥笑，只敢躲在被子里想爸爸想妈妈。但不论怎样，这里究竟是妈妈的老家，也就是我的老家，这里有我喜欢的的池塘，这里有小鸟悠闲轻快的歌唱，天天和表兄表弟表妹们一起玩，还是很高兴的。
1937年初，我曾随姨母和姨父全家迁往姨父的山庄——安徽宣城新河庄。这里有山有水，比长沙老家风景更秀丽。新地方新感觉，使我们这些孩子格外高兴，我也日益开朗。常和表弟妹们到家门前的小池塘里玩耍，抬个大脚盆放在池塘里当船划，从芦苇中穿梭，笑声撒满池塘。池塘里的鱼比长沙的个大，我们抓不住它们，姨父的亲友常捞几条大鱼送给我们改善伙食，现在犹记姨母做的酒糟鱼，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