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偷运过境的书毕竟有限，而且在一些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禁书》直到前不久还十分猖厥，压抑政策的后果实在触目惊心。
如果这些国家在进步的竞赛中落伍了，原因并不难寻，因为大学生不但不能使用外国的教科书，就连不得不使用的国内产品也是下等货色，质量低劣。
最可悲的是，《禁书》使人们心灰意冷，没有心思再搞文学和科学了，因为头脑健全的人不愿意辛辛苦苦写下一本书，却被无能无知的检查官“修正”得七零八落，或者被无学无识的宗教法庭调查委员会校订得面目全非。
他情愿钓钓鱼，或者去化装舞会和酒馆消磨时间。
也许他会坐下来，在对自己和自己的人民的完全失望中写下唐·吉诃德的故事。
十 关于一般历史书籍，尤其是这本书
我谨向已经厌烦于现代小说的人热烈推荐伊拉斯谟信札，这位博学的求知者当年收到了许多比他更为温顺的朋友的来信，其中不乏老生常谈的警告。
×行政长官写道：“听说您整个考虑写一本关于路德之争的小册子。请注意掌握火候，因为您容易触怒教皇，教皇希望您能万事平安。”
或曰：“某君刚从剑桥回来，他告诉我您正在筹备出版一本散文集。看在上帝份上，不要惹皇帝不高兴；他有权有势，会使您受害匪浅，”
一会儿是卢樊主教，一会儿是英格兰国王，一会儿是索邦大学，一会儿又是剑桥大学可怕的神学教授，四面八方都得考虑周全斐洛（PhiloJudaeus，约前36—45）古罗马神秘主义哲，不然作者就会失去收入，丧失官方保护，还会落入宗教法庭的魔掌，在刑车轮下被辗成碎块。
如今，轮子（除做为运载工具外〕已经降格放在老古董博物馆里了，宗教法庭在近百年里已经关门闭户，对致力于文学的人来说，官方保护没有一丝实用之处，历史学家聚在一起时更缄口不谈“收入”二字。
不过，一提到我要写一部《宽容史》时，另一种形式的警告和忠言便拥入我那与世隔绝的小住所。
“哈佛大学已经拒绝黑人进宿舍”，一个书记官写道；“请务必在书中提一下这件最令人遗憾的事情。”
或曰：“弗拉明格的一家食品店老板公开宣称加入了罗马天主教，当地三K党已经开始联合抵制他，您在撰写宽容故事的时候一定会就此谈几句吧。”
诸如此类，举不胜举。
毋庸置疑，这些情况都很愚蠢，理应严受指责。不过它们似乎不在论述宽容的著作范围之内。它们只是恶劣做派和缺乏正派的公共精神的表露，他们与官方形式的不宽容有很大不同，官方的不宽容是与教会和国家的法律紧密相联的，它使对安份守己的百姓的迫害成为神圣的职责。
按巴奇豪特所说，历史应该象伦勃朗的蚀刻画一样，它把生动的光辉洒在最好最重要的事情上，至于其它的，则留在黑暗中别去看吧。
现代的下宽容精神也曾经发疯般地爆发过，报纸忠实地记载下了一切，但即使从这里面我们也能看到有希望的前途。
许多事情在前辈人眼里或许合情合理，附上“一直就是这样”的批语，本应理所当然地被接受下来，可在今天却要引起激烈的争论。一些人常常会拍案而起，保卫某些思想，而父辈和祖父辈却认为这些思想是无稽的幻想，毫无实际用处，他们常常向甚为讨厌的下层民众的精神世界开战，成功的次数倒也不少。
这本书必须保持短小。
生意兴隆的当铺老板竭尽阿谀奉承之事，独霸一方的北欧人的荣誉已有所折损，边远地区的福音传教士无知无识，农民教士和巴尔干的犹太法学博士偏执顽固，所有这些我都不暇谈及了。他们总是纠缠着我们，人品倒是不错，只是思想糟糕得很。
不过只要没有官方支持，他们相对来说倒也无害，在开朗的国家里，有害的可能性已经完全消除了。
个人的不宽容是个讨厌的东西，它导致社团内部的极大不快，比麻疹、天花和饶舌妇人加在一起的弊处还要大。不过个人的不宽容没有刽子手。如果允许了刽子手的角色，就象有时某些国家的情形那样，那就超出了法律限度，真的成为警方注意的对象。
个人的不宽容不存在监狱，也不能为整个国家规定出人们必须想什么、说什么、吃什么和喝什么。如果真要这么做，就必然会招致所有正派百姓的强烈不满，新法令就成为一纸空文，就连在哥伦比亚地区也无法执行。
一句话，个人的不宽容只能以自由国家的大多数公民不介意为极限，不得超越。然而官方的不宽容却不然，它可以权力浩大。
它除自己的力量之外，不承认任何权威。
官方的不宽容一旦胡乱发起脾气，便可以置无辜的人于死地，也从不做任何反悔补救之事。它不要听任何辩解，还求助于“神灵”来支持自己的决定，花言巧语辩解一番“天国”的旨意，似乎打开生存之谜的思想是刚刚在大选中获胜的人的独有之物。
如果这本书屡次三番地把“不宽容”一词当做“官方的不宽容”的意思解，如果我很少谈到个人的不宽容，那还请读者多多包涵。
我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
十一 文艺复兴
我们的土地上有一个博学的漫画家，他喜欢问自己，地滚球、填字游戏卡、小提琴、煮洗的衣服和门前的擦鞋垫会怎样看待这个世界呢？
不过，我想知道的倒是受命操纵大型现代化攻城炮的人的心理反应。战争中许多人从事形形色色奇怪的工作，但哪一个比发射贝尔塔型巨炮更荒诞呢？
其它士兵或多或少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飞行员可以从飞腾而起的红光中判断是否击中了煤气工厂。
潜艇指挥员可以两三小时后返回，通过遗弃的残骸判断成功的程度。
壕沟里的可怜虫知道要坚持在某个堑壕里便是守住了阵地，心里也沾沾自喜。
甚至野外的炮兵向看不见的目标射击后，也可以拿起耳机，向藏在七英里以外一颗枯树上的同伴询问，所要摧毁的教堂塔尖是否有坍倒的迹象，是否需要变换角度再打一次。
但是，使用贝尔塔型巨炮的弟兄们却生活在奇怪虚假的孤独世界中。他们冒冒失失地把炮弹射往天空，却无法预见炮弹的命运是什么，就连知识渊博的弹道学教授也无济于事。炮弹也许真的击中了目标，也许落在了兵工厂或要塞中心。然而它也会打中教堂或孤儿院，或安静地潜入河底或扎入墓穴，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在我看来，作家在许多地方与攻城炮兵有相同之处。他们也在操纵一门重型火炮，他们的文学炮弹也许会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引起革命或动乱。不过一般发射的只是可怜的哑弹，无声无息地静卧在附近的田野里，最后被当做废铁，或制成雨伞架和花盆。
的确，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消耗了这么多纸浆，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个时代就是通常说的“文艺复兴”。
意大利半岛上的每一个托马索、里卡多和恩里格，条顿大平原上的每一个托马西医生、里卡都斯教授和多米尼·海因里希，都急匆匆地印刷出自己的作品，所用的纸张最小也是十二开的，更甭说模仿希腊人写的动人的十四行诗的托马西诺和学照罗马祖先的佳篇文体写颂歌的里卡蒂诺了。还有不计其数的人热衷于收藏古币、雕塑、塑像、图画、手稿和古代盔甲，几乎整整三十世纪兢兢业业地把刚刚从前辈的废墟里挖掘出来的东西分类、整理、制表、登记、存档和编纂，用无数对开纸印出集子，再配上美丽的铜版和精制的木刻。
印刷术的发明毁了谷登堡，却使弗劳本、阿尔杜斯、爱琴尼以及其它新印刷公司发了财，他们从强烈的求知欲望中大捞油水。不过，文艺复兴的文学产品并没有在当时的世界——作家们生活的十五、十六世纪——产生巨大的效果。贡献出新思想的人只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鹅毛笔英雄，他们象那样开大炮的朋友一样，并没能亲眼看到自己取得多大成功，作品造成了多大的毁坏。但是，他们总的说来是铲除了进步道路上的种种障碍。我们应当感谢他们干净彻底地清扫了堆积如山的垃圾，没有他们，这些垃圾还会在我们的思想里碍手碍脚。
不过严格他讲，文艺复兴起先并不是“向前看”的运动。它鄙视刚刚消失的过去，称上一代人的著作为“野蛮”之作（或“哥特式的野蛮”之作，因为哥特人曾一度和匈奴人一样名声狼藉）。文艺复兴的主要志趣在艺术品上，因为艺术品里蕴藏着一种叫“古典精神”的物质。
文艺复兴的确大大振兴了良知的自由、宽容和更为美好的世界，不过运动的领袖们并没想这样做。
早在这之前很长时间，便有人提出质问，罗马主教有什么权力强行规定波希米亚农民和英格兰自由民必须用哪国语言析祷，必须以何等精神学习耶稣的教诲，必须为自己的放纵付出多少代价，必须读些什么书和怎样教育子女。他们公然蔑视这个超级王国的力量，却被它打得粉身碎骨。他们甚至还领导或代表过一场民族运动，但终不免失败。
伟大的简·胡斯余火未息的骨灰被不光彩地掷入莱茵河，这是对全世界的警告：教皇体制仍然是至高无上的统治。
威克利夫的尸体被官方执刑人焚烧了，它告诉列斯特夏的下层农民，枢密院和教皇还能把手伸到坟墓里。
显然，正面攻击是不可能的。
“传统”这座坚固堡垒是在十五个世纪里靠巨大的权威逐渐地精心建成的，靠外力攻打休想占领它。在高墙壁垒之中也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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