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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可以抵消人们在一无所知的神秘事物面前的敬畏利恐惧感。在宗教改革后的两百年见，虔诚的新教徒相信自己从《旧约》中读到的一切，从巴拉姆的驴子到乔纳的鲸鱼。那些敢于质询一个逗号的人（博学的阿伯拉罕·科洛威斯的“带有启发性的”元音点）知道最好别让大家听到他们怀疑的窃笑。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仍然害怕宗教法庭，而是因为新教牧师有时会使他们的生活很不愉快，众口纷坛的责难所导致的经济后果即使不是毁灭性的，也会十分严重。实际上这本书是一个由牧民和商人组成的小民族的历史，但是长期不断地研究它却逐渐产生了后果，这是路德、加尔文和其它改革者未能预见的。
假如他们预见到了，我肯定他们会和教会一样，讨厌希伯莱文和希腊人，小心谨慎地不使《圣经》落入凡世俗人之手。到头来，越来越多的治学严谨的学生只是把《圣经》当作一本有趣的图书来欣赏，在他们看来，里面的许多描写残忍、贪婪和谋杀的鲜血淋漓令人发指的故事绝不会是在神示下写成的，根据内容的性质判断，那只能是处于半野蛮状态的民族的生活写照。
从这以后，许多人当然不去再把《圣经》看成是唯一的智慧源泉。自由思考的障碍一旦扫除，被阻塞了近一千年的科学探索潮流便沿着自然形成的渠道奔腾而去，一度中断了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哲学家的成果又从二十个世纪以前丢下的地方重新捡了起来。
还有一点从宽容的角度来看更为重要，宗教改革把西欧和北欧从一个权力专制中解脱了出来，这个专制尽管披着宗教组织的外衣，但实际上却是罗马精神专制的不折不扣的翻版。
信仰天主教的读者很难苟同于这些观点，但他们也会对这场运动怀有感激之情，因为它不仅是无法避免的，而且对他们的天主教义也同样带来了一些益处。本来，天主教会这个一度神圣的名字已经沦为贪婪和暴虐的代名词，所以教会才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扫清这些指责。
取得的成功还甚为辉煌。
十六世纪中叶以后，梵蒂冈不再容忍波尔吉亚人了。诚然，教皇和从前一样，仍然都是意大利人，要改变这种规矩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就如同古罗马时期受信任的大主教们在选举教皇时要是挑上一个德国人、法国人或其它任何一个外籍人，下层百姓非把城市闹得天翻地覆不可。
新教皇的选举万分慎重，只有最德高望重的人才有希望当选。新主人由忠诚的耶稣会会士辅佐，开始彻底的大清洗。
放纵胡为的事情不再有市场了。
修道院的神职人员必须研究（也就是服从）修道院创始人定下的规矩。
在文明城市里，行乞的僧人踪影全无。
大家对宗教改革的不屑一顾态度已经消失，继之而来的是热切向往圣洁有益的生活，做善事，竭力帮助那些无力承担生活重担的不幸的人。
即使如此，教延还是未能收回已经失去的大片疆土。按地理概念讲，欧洲北半部人信奉新教，只是在南半部保留了天主教。
不过，如果我们把宗教改革的成果用图画来说明，那么欧洲实际发生的变化就更为清晰。
在中世纪，有一座包罗万象的精神和智力的监狱。
新教徒的造反摧毁了旧的建筑，并用现成的材料建立起自己的监狱。
一五一七年以后，出现了两座地牢，一座专为天主教徙，另一座是为新教徒。
至少原定的计划是这样的。
可是新教徒没有受过长达数世纪的如何进行迫害和镇压的训练，他们想建立一个没有反对者的禁地，却失败了。
大批桀骜不驯的囚徒从窗子、烟囱和地牢的门口逃跑了。
没过多久，整个地牢大厦陷于崩溃。
到了夜晚，异教徒便整车地搬走石头、大梁和铁棍，次日早晨用它们建造了一座自己的小堡垒。它的外表很象一千年前格雷戈里大帝建造的普通监狱，但缺乏必要的内在力量。
堡垒一旦投入使用，新的规定和制度一旦被张贴在门上，大批心怀不满的信徒便蜂拥出走了。他们的上司，即现在的牧师教长由于从未掌握过旧式执行纪律的方法（逐出教会、酷刑、处决、没收财产和流放），只好无可奈何地站在一旁观望着已经下定决心的乱民。这帮叛逆按照自己的神学所好建起了一道防卫木桩，宣布了一套暂时能迎合他们信仰的全新教旨。
这一过程经常往复，最后在不同的禁地之间形成了精神上的“无人区”，求知者可以在这里自由闲逛，正直的人们可以放任暇想，下会受到阻碍和干扰。
这就是新教为宽容事业带来的帮助。
它重建了人的尊严。
十三 伊拉斯谟
撰写每本书都会出现危机，有时出现在前五十页，有时却直到稿子快要结束时才冒出来。的确，一本书如果没有危机，就象一个孩子没有出过天花一样，也许这正是问题的所在。
这本书的危机在几分钟前出现了，因为想在一九二五年撰写论述宽容思想的著作似乎相当荒谬，也因为我迄今为这部基础研究而花费的那么多宝贵时光和艰辛劳苦可能徒劳无益了。我很想用伯里、莱基、伏尔泰、蒙田和怀特的书点燃篝火，也想把我自己的著作丢进火炉付之一炬。
这该怎么解释呢？
有很多原因。首先，作者与自己定下的命题形影不离，一起生活了这么久，难免也会感到枯燥无味。第二是怀疑这类书完全没有实用价值。第三是担心这本书只会为不那么宽容的同胞们提供把柄，他们利用书中一些次要的史料为他们自己的可恶行径进行辩解。
可是除去上述问题（在大多数严肃图书中这些问题也的确存在），这本书还有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即它的“结构”。
一本书要获得成功，必须要有开头和结尾。这本书倒是有个开头，但是能有结尾吗？
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我可以举出许多骇人听闻的罪行，它们表面上打着公正和正直的旗号的，实际上却是不宽容的结果。
我可以描述那些痛苦的日子不宽容被抬举到了至高无上美德的地位。
我可以痛斥和嘲弄不宽容，直到读者异口同声地大声疾呼：“打倒这个可恶的东西，让我们全都宽容吧！”
但是有一件事我做不到。我说不清怎样才能达到我奋力追求的目标。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手册向我们讲述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从饭后的闲谈到如何表演口技。上星期日我看到一张函授课程广告，不少于二百四十九个题目，学院保证学生的水平能登峰造极，而且费用很少。但是至今没有人提出如何有四十（或四千）个课时中讲明白“怎么做到宽容”。
历史据说是能解开许多秘密的钥匙，但却无法帮助我摆脱这种危急情况。
的确，人们可以写出大部头的专业著作，谈谈奴隶制、自由贸易、死刑和哥特式建筑，因为这些问题是非常明确具体的。即使任何资料都没有，我们至少还可以研究在自由贸易、奴隶制和哥特式建筑中大显身手或大力反对的男男女女的生平。从这些优秀人物讲述他们的命题的方法，从他们的个人习惯、社会联系，从他们对食品、饮料和烟叶的嗜好，甚至从他们穿什么样的马裤，我们都可以对他们热情赞助或恶毒诋毁的理想得出某些结论。
可是从没有人把宽容作为自己的职业。热烈从事这项伟大事业的人只是出于很大的偶然性。他们的宽容只是一个副产品。他们所追求的是别的东西。他们是政客、作者、国王、物理学家或谦虚的美术家。在国王的事务中，在行医和刻钢板中，他们有时间为宽容美言几句，但是为宽容而奋斗却不是他们的毕生事业，他们对宽容的兴趣就象对下象棋和拉小提琴一样。这伙人非常怪异混杂（想一想斯宾诺沙、弗雷德里克大帝、托马斯、杰弗逊和蒙田竟会是好朋友！），要发现彼此性格中有共同之处几乎不可能，尽管一般来说，从事共同工作的人都有共同的性格，不论这个工作是从戎、探测还是使世界免于罪孽。
因此，作家很想求助于警句。世界的某一处有一句警句，能应付各种进退维谷的困境。但是在这个特殊问题上，《圣经》、莎士比亚、艾萨克·沃尔顿和老贝哈姆都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东西。也许乔纳森·斯威夫特（按我的记忆）接近了这个问题，他说，大多数人都有足够的宗教信仰做依据憎恨旁人，却不能爱别人。遗憾的是，这条真知灼见还不能完全解决我们目前的困难。有些人对宗教的熟悉不逊于任何人，也最从心底里仇恨别人。有些人全无信仰宗教的天性，却对野猫、野狗和基督世界的人类倾注了真挚感情。
不行，我必须得出自己的答案。经过必要的思考（但是没有多少把握），我要讲述一下我自己所认为的真理。
大凡为宽容而战的人，不论彼此有什么不同，都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的信仰总是伴随着怀疑；他们可以诚实地相信自己正确，却又从不能使自己的怀疑转化为坚固绝对的信念。
在如今超爱国主义的时代，我们总是热情地叫嚷要百分之百地相信这个，百分之百地相信那个，但是我们不妨看一看大自然给我们的启示，它似乎一直对标准化的理想很反感。
纯粹依靠人喂大的猫和狗是人所共知的傻瓜，因为如果没人把它们从雨里抱走，他们就会死亡。百分之百的纯铁早已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混合金属：钢。没有一个珠宝商会费尽心思地去搞百分之百的纯金、纯银手饰。小提琴无论多好，也必然是由六七种不同木材组成的。至于一顿饭，如果是百分之百全是蘑菇，非常感谢，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