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帮多米脱了鞋，他捏捏多米的脚，说：你真瘦。然后让她躺在床上，多米觉得累极了，她想她可以好好睡一觉了。
她闭上眼睛，听见男人走进了卫生间，但是男人很快就出来了，他带着湿漉漉的水的气味靠到了她的枕头上，多米睁开眼睛斜他一眼：你。
男人说：我靠在旁边跟你讲讲话。
多米说：我累了。
男人说：天还没黑呢，讲讲话就不累了。
多米说：走开！
男人不作声，他扳过她的脸就吻起来，这吻销魂蚀骨，使多米全身酥软。
很轻的风从窗口潜入，掠过多米的身上，她感到了一阵凉意，这使她悚然一惊，她发现身上衣服的扣子已经被男人完全解开了。
事情已经完全不可挽回，男人的全部动作迅猛、有力、简捷、娴熟，像真正高级的艺术一样没有半点儿拖泥带水，比那个山上碰到的稚嫩的强暴者强了一千倍。
她对那男人说：我还是处女。
男人说：你是处女？
她无辜地望着他，认真地说：是。
男人说：不可能！
多米说：我真的是处女。
男人说：不可能，我听说插过队的人绝大多数都不是处女。
多米着急起来，说：可我是，我从来没有跟男人睡过觉。
男人顾不上听她的申辩，他的身体就像一个炽热而黑暗的巨大洞穴，一下就把她吞没了。她来不及绝望就被吞没了。又像一个深渊，她事先不知道她已经站到了深渊的边缘，男人说，我们再往前走一步，不会掉下去的，但话还没说完人就掉下去了。
天完全黑了下来，没有开灯，房间就像真正的洞穴或深渊一样黑暗。多米恢复了感觉，她感到某种异物充塞在自己的身体里，这是一种类似于木质一样的异物，又硬又涩，它毫无理由地停留在她的身体里。
一阵剧痛滞留在多米的体内，只要男人一动，这痛就会增加，就像有火，在身体的某个地方烧烤着，火辣辣地痛。疼痛就像一种厚厚的粗布，把其他细腻的知觉统统遮盖住了。即使在后来的几天，疼痛逐渐减轻，她也没有获得丝毫快感。
无休无止的疼痛挤压着她，她体内的液汁潮水般地退去，她的身体就像干涩粗糙的沙滩，两个人的身体干涩地磨擦着，使她难以忍受。
她又累又疼又绝望，总算等到了结束，她听到那男人说：你确实是处女。她闭着眼睛想：但现在又有什么意义呢？
她怀着身上的疼痛睡着了。半夜的时候他把她弄醒了，又一次要她，她说：我疼极了。但她一点儿力气都没有，她无法阻止那男人再一次进入她的身体里。辣痛的感觉重新升起，她开始意识到，她毫不被怜惜，她身上的这个男人丝毫不在乎她的意愿，他是一个恶棍和色狼，她竟眼睁睁地就让他践踏了自己的初夜。
耻辱和悲愤使她哭了起来，第一声抽泣就像一根鞭子，一旦抽落，万马奔腾，她充满了绝望地嚎哭起来，哭声在黑夜中撕心裂肺。男人只得提前结束了。
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陌生的房间，一个陌生的男人，多米跟它们度过了自己的初夜。这个初夜像一道阴影，永远笼罩了多米日后的岁月。
一九三八年，萧红与萧军分手，与端木到了武汉，她怀着萧军的孩子，常常到读书生活出版社的书库找舒群，她一来到舒群的住处，就把脚上的鞋子一踢，栽倒在床上，一躺就是一天，心情很苦闷。当时武汉的情况很紧张，日本侵略军的战线向西延伸，窗外时时传来刺耳的空袭警报，空中经常出现狂吼怪叫的日军轰炸机，萧红只好拖着沉重的身体到处躲避。在这种局面下，大批文化人仓促向四川转移。萧红也坐船到了重庆。萧红分娩前夕，端木把她送到江津白朗家，她在白朗家住了两个月，生下一个没有生命的死婴（肖凤《萧红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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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战争 第三章（8） 多米从重庆到成都，中途在江津下了车，这是她在看地图时忽然冒出来的想法，这个想法冒出来不久，火车就到江津了，她跳下车，坐上江轮到县城里去。
她在一个招待所找到了住处，那是一个双人间，一个床位三块八，同室住了一个身材长相都很清秀的姑娘，多米奇怪地想要知道她的年龄，她不懈地追问她，后来问急了，那姑娘便说她三十岁。
第二天多米就到街上找那所萧红生下一个死孩子的房子，她转了几条街之后很容易就找到了，房子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说明文字，但是没有辟为陈列馆。里面住着人家，一个退休老太太模样的人正坐在门里，双眼警惕地看着多米，把多米打算闯进去看看的愿望彻底打消了。
但她不甘心就此走开，她像一个负有重任的人那样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看这房子，她退到屋前的青石板去看。她想：一个天才女作家就在这间屋子里生了一个死孩子，她二十四岁成名，三十一岁夭折，有专门研究她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有她的纪念馆和她的名字命名的街道，但她却在这个小镇的屋子里生了一个死孩子，她死去将近半个世纪了，但她生了一个死孩子的屋子却挂了一块牌子，供人参观。
多米盯着那牌子看了又看，觉得它就是那个死孩子。
这是一个路标，还是一个暗示？
一个早逝的天才女作家和她的死婴，横亘在多米的漫漫路途上，这里的隐喻也许要到多年以后才能破译。
多米准备离开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男人，大城市装束，很有文化的样子，他正站在多米身后看那牌子，多米一转身就看到了他，他及时地看了多米一眼，两人目光对视的时候，几乎同时点了点头，于是他们便说起话来。
年轻男人说他是《四川日报》记者，川大中文系毕业的，刚分去，他说他当天下午就要赶五点多钟的火车回成都。多米一听，高兴地叫了起来：我也是的！她立即拉开随身背的挎包，翻出火车票让那男人看，她说：你看，我昨天坐的正是这趟车啊！
记者高兴地说：我们正好同路。他们像两个大学里的男生和女生，开始谈起了文学和人生，多米发现，她所敬仰的一个女作家就是他的同班同学，她毕业后自愿援藏，不久前因为翻车牺牲在藏北的一条冰河里，多米为此还写了一首悼诗，当她听说她曾跟他同班时，激动得声音都变了。她缠着记者，反复追问这位葬身冰河的女作家当年的音容笑貌、生活细节，以及关于她扎头发用橡皮筋还是发带的问题，多米把记者逼了半天。好在记者是个极其善良的人，他只是无奈地说：多米，你真像一个考古学家而不是诗人。
他们中午在街头的一个面铺吃了担担面，之后他们又聊了好大一会儿才各自回住地收拾东西退房结账。
他们约好时间在江边码头等候，但是渡轮在他们到达之前刚刚上完人，他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渡轮慢吞吞地走了一个来回。
这一耽误就坏了事，当他们看着手表赶到小火车站的时候，别人告诉他们说，那趟车五分钟前刚刚开走。仅仅五分钟！多米懊丧极了，这是她此行的第一个突发性事件，她马上想到，她的票作废了，她又要在这里呆上一天一夜，这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多米越想越烦，记者却到售票处打听了消息来，他告诉多米，当晚九点还有一趟去成都的慢车。一听说不用在这里过夜，多米立即又振作起来了。
多米问：那我还要重新买票吗？记者说：不用，我有记者证，到时我跟他们说说。多米便真正放松了起来，她想：上帝真是公平啊！给你一件坏事，又随手补给你一件好事，车误是误了，却给你一个不错的伙伴。她看了看四处的荒地和田野，暮色无声地袭来，除了车站有灯，八面一片苍茫，秋风从看不见的江那边凉嗖嗖地过来，多米想，要是只有我一个人，该是多么凄凉！
多米一碰到麻烦就想逃避，一逃避就总是逃到男人那里，逃到男人那里的结果是出现更大的麻烦，她便只有承受这更大的麻烦，似乎她不明白这点。
多米是一个奇怪的女孩，她有时不怕一切，比如不怕如此漫长艰苦的只身独行，有时却又怕一个很小的事情，比如独自去温泉、独自留在孤零零的火车站过夜。她常常以为自己经过了磨炼已经很坚强，事实上她是天生的柔弱，弱到了骨子里，一切训练都无济于事。
在后来的日子里，多米曾听几个不同的男人对她说过同样的话，他们说：多米，你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女性，非常女性。
她不十分清楚这是什么意思。
多年之后有一个博学、聪明、外号叫康德的男人对多米说，她应该学习西方的女权主义，使自己的作品强悍一些。他凝视着多米虽过而立之年却仍然显得十分年轻的脸庞（这超越年龄的年轻也许正是她内心的“纯粹的女性”所赋予的），沉吟了一会儿又说：不过多米，你最好只在作品中强悍，不是在生活中，女人一强悍就不美了。
（美与强悍，到底什么更重要呢？）
多米反驳男人说：你说的美只是男人眼中的美，女权主义者对此会不屑一顾的。
同时她却在心里想，一个女人是否漂亮，男人女人的目光大致是差不了多少的，如玛丽莲·梦露，她也是很喜欢的。
让我们再回到车站，那个男人并没有给多米制造麻烦，他是一个有文化的、温和善良的、既尊重女人又老实本分的男人，他跟多米分食了一些他带的饼干，然后在候车室里等到了九点。他们在极其拥挤吵闹的慢车里熬了一夜，凌晨五点多的时候到了成都。由于人太多，出口处只好敞开围栏，让人流涌出。没有验票，多米一直担心的情况没有出现，她轻松地走出车站，她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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