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我觉得产生一个新的语言是在东西方的混合体上，产生新的一个审美观点出来，美学出来，那么什么叫做东西方的美学，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是我们重复旧的，可是从一个现代的观点讲，其实我们去看这个事情的话，作为一种从过去到现在的一种文化比较，产生很妙的一个，带有一点喜剧性，带有一种自我招笑的成分里面，他里面很多事情都是讲一些人物本身对一些过去的文化的一种关系，也有现代生活的一个对比，比如说《杀死比尔》第一集，乌玛？瑟曼去杀一个女杀手，她女儿回来，她们两个做母亲，这等等，我觉得都是昆汀有的他在美学上制造出来的一种新的观念。要我们中国人就打啊打，抓她的女儿威胁她的母亲啊。你看他会跳出来，回到现实生活里，说她们两个还是女人，还是母亲，然后还是打的很凶悍，然后把她妈妈杀死了，然后还对她女儿说，我叫什么名字，反正你将来长大了，有什么问题来找我。
《星》：昆汀的很多画面是过去似曾相识的，但他们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又感觉他又是一个完全新的一个东西。
徐：所以我发现他的动作片不是他主要在美学上呈现的一个成绩，我觉得他的成绩是他把东方、西方文化处理在一个作品里面，产生出来另一种观众欣赏的一个方式和角度，所以我觉得他是产生了一个新的现象出来，因为我们以前看戏没有这样看的嘛，现在变成这样看的话就觉得又好笑，又幽默，又觉得很讽刺的，也有什么都带到里面去。如果反映到现在的文化里面去，也有很多过去现在东方、西方的混合体之后，我们对某种东西的接受程度抱有不同的态度，这些不同态度结合在一起，总体的感觉是这样子的。就等于我们华语片里面老是把地方性的语言给忽略了，这个不能忽略，比如我们现在任何一个事情我们讲普通话也好，广东话也好，讲英文也好，基本都有我们的口音阿，我们的本地语言，可是我们偏偏在电影里面忽略了这点。
《星》：那你能具体谈一谈《老男孩》这部电影的个人感受吗？这很像你曾经拍过的类型片。
徐：我觉得这个导演是绝对有才华，而且才华很高的这样一个导演，他拍这个题材的时候啊，他让你感觉这个题材的拍法是完全不一样，每一个处理的画面都有很强烈的个人风格，让你感觉到他的电影的处理手法是他的，就像在电影上签了他的名字一样，让人能够感受到他强烈的个人色彩。当然我们看过他以前的电影的话，也知道他是一个很知道这种题材上的感觉，他的重置，像《安全地带》也好，还是《复仇交响曲》也好，他都做到一个，让你感觉到他是一个很特别，特别不一样的导演，而且这次他做的东西更不一样，更不一样的话，还是很强烈的！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导演，里面还有很多幽默的地方，比如说蚂蚁呀，一个脸，而且我觉得他的电影强调南朝鲜的那种文化也好，那种政治状态里面，压抑的状态，产生出来这种很激烈的性格，他的电影本身也反映出这种激烈的性格，过去的一句话产生出来最后的影响力，导致这个男人到最后要承受这么大的罪恶感，甚至连累到下一代，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实际上感受到的是上一代和这一代，这一代和下一代的关系，在南韩的这种政治状态跟经济状态里面，就这个状态里面要面对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最后阿，可能我个人的看法，他最后在雪地里向北望的时候那感觉讲述的还是导演本身的那个感觉，所以在电影这方面来讲，我觉得他还是有这么多的层次做出来。
《星》：但总体来讲他还是一部类型电影？
徐：因为我们比较的时候，类型电影其实并不是我们觉得最主要的样子，在整部戏里面其实很多地方还是很夸张的，很夸张的比如说那个人在走廊里面打那么多的人话，他其实这个已经超自由的很疯狂的精神状态里面去讲那个压抑的社会里面，所产生出来一种人物的他的发泄和他要爆发出来的这种情绪呀，而且你看他的手法和强烈，跳楼啊，爆炸啊，都很强烈，他应该有很超现实的写法，看这部电影就是我想起我看的那部电影《发条橙子》，我觉得其实是不同层次上的同类型的一个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而且就是他讲的里面有些话，认为蚂蚁是怕孤独所以是走在一起，所以他不能变，现实的社会使这里面的人物处于一种很压抑的政治状态，经济状态里面，他必须要跟着大众来走，所以他里面说，我虽然是一个不完美的人，可我还是有权力生存下去的，他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他不需要证明自己多完美，可是他还是有一个人的平等的权力去生活下去。所以这一点来讲是我们讨论过程里面知道这个戏里面包含的层次上，谈的时候也谈的很多，所以这本身就等于说我们很理解那个电影，我们理解的东西但是不是导演想要说的东西也不一定，不过至少我们讨论的很多。
《星》：相比你以前的作品来说，《散打》算是个小制作，你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尝试呢？
徐：我觉得拍电影没有大小之分。一方面不可能每个片子都需要很大的预算，另外从我这里也想不断尝试新的做法，不要永远都用一种样式做出来，毕竟电影好玩才是最主要的。就拿《散打》来说，它在拍摄上有很多限制，整个比赛都在一个四方围着绳缆的台上里进行，怎样才能拍出紧张的感觉，其实非常具有挑战性。
《星》：你是怎么处理的？
徐：很难。我们最后是通过机位的变换和快速剪辑。不过无论是对自己来讲，还是对功夫电影来讲，散打都是一个很好的尝试。现在散打已经是中国武术的一部分了，作为一个喜欢拍功夫戏的导演，我从里面发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有趣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的武术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表演，你翻360度，他翻360度，然后飞来飞去。其他国家的代表运动项目像泰拳、跆拳道、空手道什么的，都是实战的，他们是真的在舞台上打，而中国就没有。中国只有散打是真腿真拳的，它和西方观众从中国武侠片里了解的武术完全不同。
《星》：《蜀山正传》在很多影迷看来，是绝对被票房低估的一部影片，你怎么看？
徐：很感谢大家这样认为。《蜀山正传》讲的是“永恒”。当一个去到永恒，得到长生，但敌人会死、朋友会死、爱人会死的人，他会如何看这个世界呢？开心抑或不开心呢？《蜀山正传》的故事是创作出来，不是原著小说。
飞天造型是《蜀山正传》的最大特色，人物动不动就飞。人的能力及武器超乎想象，可以飞到另一空间、可以将一个人变大、可以移形换影、可以将另一处地方的力量吸干……虽然在平常人眼中有点不正常，但我觉得这是一种浪漫。
至于《蜀山正传》的特技，特技镜头约有1600个，分香港及美国两地制作。沟通是最大难题，因为有太多特技超乎想象，以古天乐身上由72把飞刀组成的翼为例，画图固然可以画出大约的形象，但那些飞刀的速度、重量及形态却要凭空想出来。
《星》：你为何有兴趣拍《黑侠Ⅱ》？
徐：有些东西在现代社会中消失得无影无踪，“黑侠”是其中一种所谓的“现代英雄”。设计黑侠这个人物时，很多人问我黑侠跟现实社会是否有关连，但我觉得一个人物的魅力是要由创作过程中摸索出来的。
《星》：《顺流逆流》、《老夫子》、《蜀山正传》及《黑侠Ⅱ》是你好莱坞旅程结束后总结的产物吗？旅程有带来任何发现吗？
徐：在好莱坞拍戏时的工序很简单：接剧本、拍摄、后期制作。制度太过健全令到一个导演似乎只是参与了一部电影的部分诞生过程。重返香港之后，我发觉自己又要再“打仗”。这几部电影是我到达另一个阶段后，希望用另一种方法去拍戏的产物。我希望我的电影能够反映两样东西：一是周遭环境；二是我。这不是什么伟大的想法。
《星》：导演最先知道电影的缺点，《七剑》这部电影的缺点在哪里？
徐：《七剑》里面最难处理的是人物。人的故事很多，在挑选的时候必须把握主干，所以在七把剑里面我们也要分主次，并没有充分地描写七把剑而是描写七个人。比如说动作，如果七把剑出来打，那是一场很大（场面）的戏，七把剑都要照顾到，所以到情节里还是有分主次。有时我觉得可惜，比如有三样东西我们只能做一样，其它两样我们不能动，原因就在于篇幅，而且做出来会变得很臃肿，太多东西。《七剑》在这一点上比较不好处理。我不断纠缠在什么要放弃，什么要保留上。比如风火连城，他“死”了两次，我们觉得他原来的“死”是很好看，但是因为篇幅有限，我们必须改成他要用另一种“死”法。将来要是有机会，我会让大家看看全版本。
《星》：《七剑》在你的创作中占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徐：我觉得它是最新的状态。人在经过很多阶段以后，会有一个理念，就是怎样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东西。好像现在的武侠世界做了很多相同的东西，而且我们在琢磨特点时一直朝着市场导向，我觉得电影要市场导向也要有个人风格。如何从饱满状态里跳出来看这个类型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