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纷涌进商场，经营商赢利。
老百姓买回货品，发现货品有问题，可又不能退，怎么办？只能埋怨。对于商场来说，老百姓怨的少，这还没什么障碍，小风引不起大船摇摆。被几个人埋怨，你可以说是误会，人和人对一件事情的看的角度不同，可以理解。被一半人埋怨，可以说是引起争议，争议是好事，可以带动言论，人人都有发言权。言论自由。被85％的人埋怨，这就需要反思。商场是需要口碑生存的。
如果商场说：我们不加大宣传力度，不渲染，WTO一来，国外该强占我们的地盘了，我在做保护国产品牌。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但总得把好货品质量关吧？这么多的观众捧场，商场如做好自我完善，观众还是一样会捧场。但也可能有这种情况：每次失望，每次还来，就像我听说过的一个女人，被丈夫一次一次踹下床，她还美滋滋的爱她的男人，还越来越爱，人家愿意啊，没办法啊。
一些小的投资电影，是因为他们暂没有机会获得大一点的投资。像开小店，小本生意，店个个都小，各具特色，它们利用各个方面能量，生意没赔，就算告一段落，一切都可以往下进行。
小店也想做大，但这些小店主都是靠自己的微薄能力在经营，只能看时势行动，也要有机会。小店如要做大，和市场结合好，要看时机和自身创意，更要靠真正有眼光的伯乐发现和扶持。现在看来，中国自己本土的电影在中国市场如能成功，是一个只能用钱、用宣传、用娱乐、用猎奇、或用侥幸来搞定的市场。现在中国缺少相对小投资的中国电影赢得市场的成功案例，因为，观众喜欢被好奇或猎奇或煽风点火、引进电影院。不过有些国产电影自身也有过于文艺之嫌，但这不代表全部。大的商场靠得是雄厚的人际关系和名牌效益的运做资源，两回事情。平衡不是一个人能解决得了的问题。电影不是一个人能解决得了的事情。
《星》：从你拍摄的《我们俩》来说，反映了你个人对故事题材的偏好，而真挚、感人的题材一般很难成为好来坞式的商业大片。从个性走向迎合观众，究竟是脱离过于狭窄的个人视角，还是有更多无奈的妥协？
马：《我们俩》故事讲的是：由两个陌生人的勾通变化，带出感情友情及社会及现实，电影目的并不是讲个人。在三亚、深圳、东京、及柏林那么多观众对这部小电影的关注，不是关注导演个人，是关注电影传达的情感。从验证结果来看，我觉得老百姓是爱看的，可爱看这种电影的老百姓并不是买票看电影的群体，广大老百姓怎么可能花那么多钱进电影院？这次在深圳举办的慈善活动非常有价值，老百姓那么踊跃，那么喜欢，电影结束不愿意离开。如何把电影的自己特点和本身价值做一个个性化的发行和受众？而不是直接把这样的小片子电影直接抛向“市场”这片汹涌残酷的海里？这一切都值得探讨。投资不到20万元宣传的小电影《我们俩》如何在市场生存？这是谜，中国电影在中国市场对大部分投资方和导演来说还是个解不开的迷，观众真的不需要这种电影吗？观众是谁？是花钱买票的这些人，现在电影院观众的是青年人的天下，这些观众喜欢轻松娱乐及大片，广大老百姓就只能年年在家看电视。《金刚》投资几亿美金，在中国的平均票价是65元人民币。《我们俩》投资200万元人民币，平均票价是45元，这是一个很怪的现象，我为何花差不多的钱不看个热闹的而且更绚烂的电影呢？《我们俩》3月3号全国上映，2月28号才请了十几家媒体在一个小放映厅里举行了唯一的一次上映宣传记者会，如果能有好的票房，那才新鲜。很多观众并不知道《我们俩》上映。而且很多电影院连一张基本该粘贴的海报都没有，参加柏林电影节也没有《我们俩》的海报，柏林电影节所有的电影都有海报，组委会用的是一份《我们俩》宣传册、拆开拼凑贴在电影院的门口。《我们俩》如何做到组织一些慈善活动以低票价来运作？如何组织适合这种类型的电影的相应观众？观众的相对应这个很重要，这是需要动脑筋的。
《星》：从个性走向迎合观众，究竟是脱离过于狭窄的个人视角，还是有更多无奈的妥协？
马：没什么妥协不妥协。夏天穿薄短露透，冬天穿棉袄。随机应变。也有冬天穿得很露的，自己没冻着就行。如何又有个性又叫好又得奖又迎合市场，是迷……还是谜。这不是一个导演个人的能力所达到了，是需要有运气碰到专业的一个团队，需要智慧，还需要新的开拓挖掘。如何做一个健康的、而有战斗能力的士兵？做一个优良的士兵是需要有条件的；首先自身条件要过硬，业务要好，但一个人是没有战斗能力的，要一个团队，要一个好指挥，才有可能去拼杀。《独自等待》算是轻松的娱乐电影吧，市场结果如何？问题出在哪儿？没有人总结这一切，各扫门前雪，有能力的想更好，半死不活的想靠侥幸，大家还在不停地拍、不停地上映、不停地出现市场问题，这是一个死结（对大部分电影而言）。
《星》：才拍了两部电影，但都是口碑极好的电影。但是你说到你当时的冲劲已经过去了，能谈谈当时带着冲劲拍电影的心情？
马：一岁小孩子走路晃晃悠悠，十岁小孩子愿意欢快地跑，三十岁步伐从容。当时做当时该做的事，没什么可说。
《星》：听说你毕业前就拍了一部电影，从那部电影到《世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从《世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到《我们俩》有什么转变，从《我们俩》到现在又有什么转变？
马：转变也要看时机，不是说你想转变就可以转变。在送投资方手里剧本的同时，我当时有三个本子，但就《我们俩》被选中。投资方也是有喜好的，不是说我想如何就可以。一个导演想转变要看时机，要撞到能干又惜才的伯乐。
《星》：拍摄电影是一场很艰难的历程，你是如何选择题材的？
马：电影本身不艰难，艰难在电影之外。选择故事就像找对象，找心灵相通的，能体会的，有感觉的，够得着的，而且互相不强努。一见钟情非常重要，我不喜欢培养感情。（让你坚持下去的力量是什么？）喜欢电影。（电影对你的意义是？）一种表达。
《星》：电影会是你一生的事业吗？
马：这就像有些感情，你想一生不变，说不定半路上你自己就变了；你不变，说不定人家变了。电影也一样，好好对待、顺其自然。
《星》：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女导演就是女强人，你呢？
马：举个小例子，在北京，经常看见寒冷的冬天，有一些小孩子冒着生命危险和警察的罚款在川流不息的车流中给你的车上塞各种小宣传单，你会对这种现象很反感，反复强调你不要，但他（她）们还是执着地给你一份，你能说他们是什么男强人女强人吗，他们是为了生存，为了活着，连自己的命都不在乎。我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着这个工作，做着各方面的妥协及让步，目的是为了用电影表达着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及对生活的热爱。我明白我很多事情都搞不定，我是个女弱人。
《星》：你认为怎么样的女人最美？
马俪文：有分寸的，适当的。
《星》：听说《我们俩》是你的亲身经历？
马：是，这个电影97％都是真的，那3％可能就是，我在那儿生活两年变成一年了，然后这四季的变化。别的没有变化，就连台词，偶尔加些水词，其他都是那些事儿。1994年来北京到中戏上学，我就是那么骑着自行车挨家问过去的，冰天雪地，穿军大衣最安全，摔一跤都没问题。现在我住过的那个小屋还在，作了胡同对面一家宾馆的员工宿舍，我还曾经带我们的美术去看过，小屋门上我名字的缩写还在。
《星》：《我们俩》的故事脉络是什么？
这个电影其实没故事的，哪儿有故事啊？全是细节，都是真的，包括那个“长得就像干计算机的”孙子，这些事儿你编不出来的，它就是那么搞笑。那个老人，她不死的时候这些事儿对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我可能还一样不去见她。可是有一天另外一个老太太给我打电话说她死了，我好像突然间就挺想过去这些细节的。然后就跟周围的一些朋友，聊天的时候当玩笑一样去讲，那些成天为点儿鸡毛蒜皮打来打去的往事。可后来我搬走了以后，老太太还受不了了，大病了一场。他们都觉得“哎，多有意思啊”，先是跟你一起乐，然后就觉得“哎呀，挺棒的”，好几个朋友都这么说，就觉得这整个过程特别有意思，这个经历挺特别的。
我一想，也是，挺值得说的，可以拍出来。就这样，非常简单，非常顺其自然。然后马上就有人喜欢这剧本，投资那么点儿，也不会赔。很快就投拍，中影公司那么快投资拍戏的可能这还是惟一的一例。
《星》：真是没想到，一段最早是当笑话讲的经历，最后发端出来一个这么悲情的故事。
马：不是悲情，它是挺意味深长的。是潜移默化的、弥漫的一种情绪慢慢过到、堆到后面的。可能看到结尾会觉得，又是一个失去。但它肯定就是这样的，因为她们俩都是底层的人物，都是无助的。你很难让她们去谁帮谁，对于彼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