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室到处装潢着白瓷砖和不锈钢。弥漫的福尔马林气味叫玛丽莎眼泪直流。一个解剖师告诉她，扎布拉斯基的解剖安排在三号室。
“要是你想去，必须穿戴防护用具。那可是一个脏病例。”
她本来就害怕染上艾伯拉，因而乐意照办。进了房间，蓝德正要动手。看到她来，便从布满令人生畏的工具的桌上抬起头来。扎布拉斯基医生的尸体还盛在一个大透明塑料袋内。上半部苍白，下半部青紫。
“你好！”玛丽莎欢快地打招呼。她已打定主意还是要拿出精神来。没有得到回答。她向这位病理学家转告了CDC的要求。他答应提供样品。玛丽莎接着建议戴护目镜，解释说：“不管是这儿还是洛杉矶，有些病人显然是经由眼结膜传染上的。”
蓝德医生咕哝了几句，走了出去。回来时他已戴上一副塑料护目镜，并一言不发地递给玛丽莎一副。
“还有一件事。”玛丽莎补充说。“CDC建议，在这种病人身上不要用电锯，以免渣末乱飞。”
“我本来也没打算用任何电动工具。”蓝德说。“你或许对这类事大惊小怪，我可是跟传染病打了一辈子交道了。”
“那我就不必警告你小心割伤手指了。”玛丽莎说。“有一个病理师就是那样得了病毒性出血热死的。”
“我记得。”蓝德医生说。“那是拉沙热。你还有什么宝贵建议？”
“没有了。”玛丽莎说。病理师划开塑料袋，露出扎布拉斯基的尸体。玛丽莎踌躇着是走还是留。犹豫不决导致了无所行动。她留下了。
蓝德医生对着悬在头上、由脚踏板操纵的话筒开始描述尸体的外表。他的声音让玛丽莎回想起在医学院的日子里熟悉了的特有的单调。当她听蓝德医生描述到一块缝合后愈合了的伤口时，蓦地一惊，又回到现实。这是新发现，病历上没有。此外，病历上也没记右胳膊肘上的割伤和右大腿上硬币大小的圆形伤疤。
“这些伤痕是生前有的还是死后碰的？”
“生前。”蓝德医生答道，毫不掩饰被打断描述而生的愤奴“你认为有多久了？”玛丽莎不管他的火气，继续说，一边弯腰细看。
“一个星期吧。”蓝德医生回答。“上下不超过三天。如果做了显微切片检查，我就能断定了。不过对这种病人来说，我不认为有多大关系。好了，如果你不介意，我要继续工作了。”
玛丽莎被迫退了一步，思考着这些外伤。它们可能非常简单，比方说，扎布拉斯基医生打网球时跌了一跤。叫玛丽莎感到不安的是，这些擦伤和缝合的伤口没有记录在病历上。玛丽莎受过的训练是，凡是肉体上的发现都必须记录在案。
一等蓝德医生结束解剖，看到所有组织样品也正确地处理好了，她便决定去追查那些创伤的起因了。
玛丽莎用病理部的电话打给扎布拉斯基医生的秘书朱迪。电话铃响了有二十次，还是没人接。她不愿打扰扎布拉斯基太太，便想找找泰伯索医生。接着又改了主意，决定去扎布拉斯基医生的办公室走一趟。它一定就在医院里面。到得那儿，她发现朱迪已经回来了。
朱迪是一个细弱的女子，二十五岁左右。双颊上有斑斑的染眉油污。玛丽莎看出她正在哭泣。恐怕不仅仅是因为悲伤，更可能是因为害怕。
“扎布拉斯基太太也病了。”玛丽莎一做完自我介绍，她就脱口而出这么一句。“我刚刚跟她说过话，就在楼下急诊室，马上要进病房了。医生认为她得俏是跟她丈夫一样的病。我的上帝，难道我也要得这种病了吗？会有些什么症状呢？”
玛丽莎好不容易才让她安静下来，听自己解释在洛杉矶的暴发中，医生的秘书并没得病。
“不过我还是得离开这儿。”朱迪一边说，一边打开办公桌的抽屉，拿出一件毛衣，扔进一个硬纸盒。看来她已经在收拾东西了。
“要走的不光是我，”她补充说。“我问过好几个员工，他们也都要走。”
“我理解你的心情。”玛丽莎说。她还不能确定整个医院会不会一定得隔离检疫。里克特诊所的检疫真是一场恶梦。
“我来这儿是想问一个问题。”玛丽莎说。
“问吧。”朱迪一边说，一边继续清理抽屉。
“扎布拉斯基医生头上有一个伤口，身上有几处擦伤，好像跌倒过似的。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那不算什么。”朱迪说，做了个表示无关紧要的手势。“一个星期以前他去本地一个购物中心给太太买礼物，遭了抢，丢了钱包和劳力士金表。我想是歹徒打了他的脑袋。”
原来如此。她站着注视朱迪把她的东西一一扔进纸盒，思索着还有什么可问的。似乎没有了。她道了再见，走回隔离病区。在很大程度上，她觉得跟朱迪一样惶惶不安。
隔离病区失去了先前的平静。随着新到的病人也增加了许多护士。她看见莱恩医生正在一些病历上写着什么。
“欢迎你来到疯人院。”他说。“又来了五个新病人，包括扎布拉斯基太太。”
“我听说了。”玛丽莎说，挨着莱恩医生坐下。要是杜布切克也像他一样，把自己当一个同事对待，那该多好啊！
“塔德·肖克利来了电话。是艾伯拉。”
玛丽莎的脊梁一阵发寒。
“我们正在等州卫生局长来加强检疫措施。”莱恩医生继续说。
“好像有一部分医院职工正在遗弃这个地方。有护士、化验员，甚至医生。泰伯索医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凑足了这儿的人手。你读了本地的报纸吗？”
玛丽莎摇摇头表示没有。她差点脱口而出，说如果留下就意味着被传染，那自己也不愿呆下去。
“头条新闻是‘鼠疫归来了！’”莱恩医生做了个不屑的表情。
“新闻界竟能如此不负责任。杜布切克不让任何人跟新闻界交谈。一切由他对付。”
病人专用的电梯门打开的声音吸引了玛丽莎的注意。一辆活动病床出来，上罩一顶透明的塑料隔离帐。经过玛丽莎身边时，她认出了那是扎布拉斯基太太。她再次不寒而栗，心中疑惑道，本地报纸的头条大标题真的夸张了吗？
6
4月10日
玛丽莎又吃了一口饭后甜食。这种甜食她只许自己偶尔才碰一点。这是回到亚特兰大后的第二夜。拉尔夫带她来到这个熟悉的法国饭店。在过去的五个星期里，她睡得很少，勉强用医院自助食堂的饭菜塞饱肚子。所以，这儿的精美食物叫她胃口大开。在那些天里她滴酒未沾，所以今天喝的葡萄酒马上显示了力量。她意识到自己有点喋喋不休了。不过拉尔夫似乎乐意坐着倾听。
玛丽莎使自己镇静下来，指着空空的酒杯，为光说自己的工作而道歉。
“没关系。”拉尔夫坚持说。“我听一整夜也不会嫌烦的。你在洛杉矶和圣路易斯的成就真太令我惊叹了。”
“我已经都告诉过你了呀！”玛丽莎辩解说。她指的是他们经常通电话。在圣路易斯，玛丽莎养成了习惯，每隔两、三天就打一次电话给他。跟拉尔夫交谈既为自己的理论找到共鸣，又减轻了因杜布切克的持续冷淡而引起的沮丧。拉尔夫对此一直表示理解和支持。
“我想听听更多的社会反应。”他说。“在三十七人死亡的情况下，行政当局和医务人员是怎样控制住恐慌的。”
玛丽莎看他问得真诚，便尽力描述了圣路易斯医院的混乱。医务人员和病人对强制的隔离检疫愤怒万分。泰伯索医生伤心地告诉过她，他估计检疫撤消后医院得关门大吉了。
“你知道，我还在担心自己会得病呢。”玛丽莎承认说，忸怩地笑了。“每次我一头疼，就想：‘哎，艾伯拉发了！’虽然我们还是不知道病毒从何而来，杜布切克认为病毒宿主一定与医务人员有关。
这并不让我更觉得放心。”
“你相信他的说法吗？”拉尔夫问。
玛丽莎格格地笑了。“照理我该相信。”她说。“如果他说对了，你就得特别小心哟。两个索引病例都是眼科医生呢。”
“别说这个。”拉尔夫笑道。“我迷信着呢。”
侍者过来倒第二次咖啡，玛丽莎靠回自己的椅子。咖啡味道不错，但又知道晚上会因此睡不着，那时可就后悔不及了。
侍者带着甜食碟走了。玛丽莎继续说：“如果杜布切克的观点不错，两个眼科医生就都接触了那个神秘的宿主。我琢磨了好几个星期，还是一无所获。里克特医生接触了猴子，明确地说是得病前一个星期被咬了一口。而猴子曾跟与艾伯拉相近的马尔堡病毒有关。但是扎布拉斯基却根本没有接触过任何动物。”
“我记得你告诉过我，里克特医生去过非洲。”拉尔夫说。“依我看，这是关键。归根到底，这种病毒是非洲的特产。”
“不错。”玛丽莎说。“但是时间不合。如果是那样的话，里克特医生的潜伏期就是六个星期，而其他病人都只有二到五天。再一个问题就是两次暴发的联系。扎布拉斯基医生没有去过非洲。两个医生唯一的联系是参加了同一个圣迭戈医学会议。而这又是扎布拉斯基医生得病前六个星期的事。真气死人了。”玛丽莎挥了挥手，仿佛心灰意懒了。
“你至少应该为尽可能地控制住了两次暴发而高兴呀。我知道这种病毒在非洲出现时，后果可严重多了。”
“那倒也是。”玛丽莎同意说。“1976年的扎伊尔暴发，索引病例好像是个美国大学生，一共有三百十八个病人，死了二百八十个。”
“这就对了。”拉尔夫说，认为这些统计数字足以让玛丽莎开朗起来了。他把餐巾折好放在桌上。“去我家坐坐，喝一杯饭后酒如何？”
玛丽莎看着拉尔夫，惊讶于跟他在一起自己便如此心平气和地舒畅，更不必说这种关系是由打电话发展出来的呢。“好吧。”她嫣然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