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来。跟强化护理区的其他病人一样，他仰面朝天躺在由静脉输液罐和导管构成的天篷底下。身后是个示波器，闪烁着连续不断的脑电波轨迹。
“我想你最好还是戴上口罩，穿上防护服。”内瓦里医生说。“我们对这些病人都执行了隔离预防措施，原因不说你也明白。”
“当然了，”玛丽莎说，竭力不显露出迫不及待的样子。如果她可以选择，她会钻进一个塑料球里去的。她套上罩衣，戴上帽子、口罩，穿上靴子，外加乳胶手套。内瓦里医生也如此这般装扮停当。
她朝病人俯下身子，不知不觉地抑住了呼吸。病人，用一句不敬的俗话来说，一只脚已进了棺材。脸色灰暗，双眼凹陷，皮肤松弛。
右颧骨上有块伤痕。嘴唇干裂，门牙上有一块干了的凝血。
凝视着病人，玛丽莎不知所措。可是内瓦里医生正弯腰俯视她的一举一动，她下意识地觉得自己该有所动作。“你感觉怎样？”玛丽莎问。然而话一出口，她就意识到这是个愚蠢的不言而喻的问题。说也奇怪，里克特医生的眼睛颤颤地睁开了。玛丽莎立即发现他眼白有内出血。
“不好，”里克特医生嘶哑地低声说。
“一个月前你真的在非洲吗？”她问，不得不俯低身子，心中升起一股同情。
“六个星期以前。”里克特医生说。
“你接触了什么动物吗？”玛丽莎问。
“没有。”顿了一顿之后，他又挣扎着说，“见了不少，不过一只也没碰。”
“接触过什么病人吗？”
里克特医生摇摇头。说话对他显然相当吃力。
玛丽莎挺直身子，指着病人右眼下方的伤痕，问内瓦里医生。
“这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
内瓦里点点头。“生病前两天遭了抢。栽倒时撞的。”
“可怜的家伙。”玛丽莎说，心为里克特的不幸而一紧。过了片刻，她才补了一句：“我觉得差不多了。”
通向强化护理区的门背后有一个铁架，支着一个塑料袋。玛丽莎和内瓦里脱下防护用具扔进去，回到五楼护士台。玛丽莎提醒自己在盥洗池里洗了手。
“咬了里克特医生的那只猴子呢？”她问。
“我们做了检疫，”内瓦里医生说。“也尽可能地做了各种化验。看来它是健康的。”
他们似乎什么都想到了。玛丽莎拿起里克特的病历，想查一下他眼结膜出血是否有记录。有。
玛丽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抬眼看着内瓦里医生。他也正期待地看着她。“好吧，”她含糊其辞地说。“我得好好研究一下这些病历。”蓦地她记起了有一类疾病叫做“病毒性出血热”。它们极为罕见，却致命地危险。其中有几种来自非洲。她提出了这个可能，期望为这个诊所的医生们所做的一系列暂时诊断拾遗补缺。
“病毒性出血热也考虑过了。”内瓦里医生说。“那也是我们这么快就向CDC报告的原因之一。”
这个“斑马”诊断算完了，玛丽莎忖道。这是医务界的一条格言，听见蹄声你就想马，而不要去想斑马。
内瓦里医生接到一个紧急呼叫。玛丽莎如释重负。“真对不起，”内瓦里说。“我得去急诊室。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噢，我想要是能进一步加强病人的隔离措施会更好。你们已经把他们都安置在同一病区了。不过我认为应当把他们移到完全独立的一翼里，实行彻底的隔离看护，直到弄清这种病的传染性为止。”
内瓦里呆呆地看着玛丽莎。她一时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片刻之后他说：“你说的对。”
玛丽莎拿了那七本病历，来到护士台后的小房间，一本一本地看下去。除里克特医生外，其他是四个女的，两个男的看来得了同一种病。尽管还不知道，他们之间必然有过直接的接触，或者都暴露给了同一污染源。玛丽莎时刻提醒自己，由于这是她的第一次实地调查，她的工作方针应当是尽可能搜集一切资料，转交亚特兰大。她再次细读里克特医生的病历，包括护士的评语。在笔记本上，她用单页列出一切可能有关紧要的事项，包括此人已出现的呕血情节。这显然非流感所有。她一边工作，思绪却一直索绕在里克特六个星期前去过非洲的事上。这一点必然十分重要。从诊断学的角度看，一个月的潜伏期似乎不合常理。除非是疟疾，而这又被明确否定了。当然，有一些病毒性疾病，如艾滋，就有较长的潜伏期。不过艾滋病不是急性的病毒性传染病。后者往往只有一个星期的潜伏期，上下不超过几天。玛丽莎就这样艰难地读完了所有的病历。它们记载了各种关于年龄、性别、生活方式、职业和环境的资料。她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给每个病人用单页写下自己的发现。不多久，她就看出这是一群不同的人。除里克特是医生外，一个是女秘书，在里克特诊所的病历部工作。两个家庭妇女，一个水管工，一个保险推销员，一个地产经纪人。在这样一组多种身份的人当中发现共同点的机会似乎不大，尽管他们一定接触了同一传染源。
阅读这些病历也让玛丽莎更清楚了这种病的临床症状。起病突兀。先是剧烈的头痛、肌肉痛、高烧，然后并发腹痛、腹泻和咽喉痛、咳嗽、胸痛。一想到自己刚刚暴露给这种病，玛丽莎的脊梁骨一阵发寒。
玛丽莎揉了揉眼睛。由于睡眠少，眼里像是有沙子似地干涩。不管愿不愿意，该去看其他病人了。还有许多情况，尤其是他们得病前几天的活动，需要补充了解。
先看那位病历部的秘书。她就住在强化护理区内里克特医生的隔壁。然后再按住院先后轮下去。在看每个人之前，她都谨慎地穿上全套防护用具。所有的病人都相当严重。没有人愿意讲话。尽管如此，玛丽莎还是按她拟好的一系列问题挨个问下去，尤其关注各个病人与其他病人是否认识和交往的情况。答案是否定的。但每个人都认识里克特医生，也都是里克特诊所保健计划的顾客。答案是如此明确，玛丽莎惊讶竟然还没有人注意这一点。是里克特医生传播了这种病。只有他才可能接触那个女秘书。她请病历部把所有病人的门诊病历也都送来。
等待的时候，内瓦里医生来了电话。“我们恐怕又有了一个这种病人。”他说。“是诊所化验室的技工。现在急诊室。你愿意下来吗？”
“他被隔离了吗？”玛丽莎问。
“尽可能地隔离了。”内瓦里医生答。“我们正在五楼准备一个独立的隔离单元。一弄好，就把所有的病人都转移过去。”
“越快越好。”玛丽莎说。“眼下我建议暂停一切不必要的化验。”
“我赞同。”内瓦里医生说。“这儿的病人怎么办？你要下来看看吗？”
“马上就来。”玛丽莎说。
在去急诊室的路上，玛丽莎摆脱不了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他们正处于一场大暴发的边缘。就那个化验员来说，有两种同样令人不安的可能。第一种是他以跟其他病人一样的方式传染上该病，也就是说，他接触了里克特诊所的那个致命的疫源。第二种，也是玛丽莎觉得更为可能的一种，是他在处理现有病人的污染物时接触了传播媒体。
急诊部把新病人安置在一个治疗精神病人的小单间里。门上有“请勿入内”的牌子。玛丽莎看了病历。病人二十四岁，叫艾伦·莫耶斯。体温华氏103。4度Ⅰ。穿好防护罩衣、短统靴，戴上口罩、帽子、手套，玛丽莎进了小房间。病人用一双呆滞的眼睛盯着她。Ⅰ相当于摄氏39。6度。
“我知道你感觉不好，”玛丽莎说。
“就像是被卡车撞了一下似的。”艾伦说。“我从来没有这样难受过。去年得流感也没这么厉害。”
“你最先感觉的是什么？”
“头痛。”艾伦说。他用手敲敲前额一侧。“就是这儿，痛得可怕。你能给点镇痛剂吗？”
“有寒战吗？”
“头痛以后开始寒战。”
“上星期在化验室出过什么事吗？”
“你指的是哪一种事？”艾伦说，闭上了眼睛。“我跟人打赌，赌洛杉矶湖人队Ⅰ会不会赢球。我赢了。”Ⅰ美国一支著名的职业篮球队。
“我对你专业上的事更感兴趣。被什么动物咬过吗？”
“没有。我从来不弄动物。我是怎么啦？”
“你认识里克特医生吗？”
“当然认识了。人人都认识他嘛。噢，我想起来了。我被一个装化验样的真空容器的针头刺了一下。这种事从前没发生过。”
“你还记得真空容器上那个病人的名字吗？”
“不记得了。只记得那个家伙不是艾滋病。我当时只怕那个，所以看了一下他的诊断。”
“是什么呢？”
“没有注明。不过要是艾滋病的话通常总会注明的。我没染上艾滋，是不是？”
“不错，艾伦。你没得艾滋。”玛丽莎说。
“谢天谢地。”艾伦说。“当时有一阵我真吓坏了。”
玛丽莎出去找内瓦里医生。他正处理着刚被救护车送来的一个心肌梗塞病人。玛丽莎让护士转告他，她回五楼去了。
回到电梯口，玛丽莎开始清理思绪，准备给杜布切克医生打电话。
“对不起。”
有人轻轻拍了拍她的胳膊。回头一看，是个矮胖男子，蓄着络腮胡，戴金丝边眼镜。“你是CDC来的布卢门撒尔医生吗？”他问。
玛丽莎点点头，疑惑自己怎么会让人认出来的。那人挡住她的去路，说：“我叫克劳伦斯·亨斯，《洛杉矶时报》的。我太太是强化护理区的夜班护士。她告诉我你来这儿看里克特医生。他得了什么病？”
“眼下没人知道。”玛丽莎说。
“很严重吗？”
“我想你太太也能回答这个问题。”
“她说里克特医生已是九死一生了。还有六个人得了类似的病，包括病历部的女秘书。我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