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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农村情结或故乡情结在很多人那里都有体现，说出过“幸福的家庭总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的托尔斯泰就一生留恋于他的故乡波良纳；俄罗斯后来的巨擘肖洛霍夫同样一生守着顿河旁的故乡；而中国已故的当代诗人，高声说“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的海子也终生把自己比作小麦，那是他泥土精神的一种眷恋。特别是深情歌唱着“大堰河，我的保姆”的艾青，对于故乡的爱更是刻骨铭心：“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这种城里文化人对故乡的回归，以及农村人自身的精神世界的存在是“隐性的”。很多时候，农民自己无法意识到。像人类其他的一切情感一样都是“隐性的”，潜移默化地发生作用，与一切社会关系共同构成一个人，既而被人忘记这种精神世界，如果不去探询，无法发现。而限于一般农民的文化水平又无法发现。其实说白了它就是水稻、就是小麦、就是泥土、就是农民、就是乡村，是所有的农村岁月在心里凝结的最丰富的矿藏。
而这种三位一体的怀乡情结是怎样形成的？可以从我们课题组成员左岸的一篇文章《故乡》里简单地看出，之所以用他的《故乡》是因为他刚刚从农村走出来不久，身上有着原始的农村情结。左岸的老家是安徽北部的农村，这也是我们当初去安徽北部做调查的一个重要线索。质朴的左岸说：“故乡很穷，很多问题，从减轻农民负担，到农民工问题，再到留守儿童问题，我都历历在目。”
但是就是这样的故乡，左岸说爱它，爱得深沉，因为那是故乡，因为那里有父亲母亲，更有他童年的记忆和灼热的梦想。
左岸在文章中这样写到――
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在皖北农村度过。那是我的故乡。在那里，我与自然相爱，与梦幻交织。那里的大地淳朴而厚重，让人塌实，那里长满金黄的小麦、还有玉米、大豆和芝麻、油菜。在那里我常常光着脚到处奔跑，瘦小的脚印落满大地的胸膛。我曾无数次地跌到，我的血液连同泪水渗入那片泥土；那里的树林仿佛仙境，那里生长着梧桐、白杨、刺槐、柳树和石榴、椿树等北方的树种，树林里阴暗处生长硕大的蘑菇，野果在灌木丛中生长，鸟儿在阳光里飞翔。我常常像一个音符一样在林中穿梭，天真地歌唱，年华在那里储藏；那里的河流纵横交错，灌溉肥沃的农田，我爱沿着河岸行走，手摸着岸边的白杨树，看鸭子像绅士一样从河中上岸踱步远去。我也爱坐在桥上看着船只从桥下穿行，当夜幕降临时我看见最后的船只离去，留下一片干净的河的子宫，之后我才安静地回家；那里的山脉伟岸刚强，山花野草漫地生长，养着成群的羊，记得我无数次的在黄昏夕阳满天时跟着牧羊人甩着赶羊的鞭子回家，鞭子的响声响彻整个山谷。那样的黄昏我可以看见蝙蝠在夜色中鬼魅地灵动，蜻蜓的薄翼在最后一抹残阳中闪闪发光；那里的天空清澈得像一眼泉水，我常常躺在草地上仰望白云像旅客一样簌簌游走，不知不觉可以睡着。我更爱夜晚的时候，无数的星星在头顶闪烁，可以看到银河的流动，然后天真地做梦。
我在那里生活17年，从小到大先是跟着祖母住，然后有了弟弟我便跟着曾祖父住，到后来跟着父亲母亲住。之后看着我的族人一个个老去死亡，看着我的二祖父、曾祖父和祖父一个接一个离开。我从不会流泪到学会流泪，从不懂时世到懂得死亡悲伤。我从小学、中学到我读到高中，世界也从我一直所认为的那个方圆大小到无限大，大到无法猜测。我的一切都留在了那里，那里的一切也都留在了我的身上。我一直认为回忆也是有生命的，有它自己的意志。前17年的我以他独立的姿态留在了那里，并将长期存在那里，甚至我死去了也无法磨灭。我爱那里的父亲母亲，爱那里的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一切，爱那里的活着的和死去的所有人，爱那里的我的生命！
杨炼说：“天底下无所谓故乡，也无所谓异乡，你就出生在那片从来没有的地方。”话是如此。然而人人仍旧都有被称为故乡的地方。那个地方创造了我，并以流水积沙的姿态，把一份思想植入我的灵魂，这份思想把我的一切打上它的烙印，并且伴随着我的成长它一天天的深刻强烈而无限沉淀。
应该说，左岸的故乡也是许多不同人的故乡，而不同的故乡却寄寓着同一份乡愁。这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世界是时间的作用，在时间的作用下围绕农村的人、物构成的环境，周围的一切沉淀，然后生成农村的精神。
这说明故乡情结的建立、农村人精神世界的建立关键不在于贫穷或者富庶，无论贫穷或者富庶都可以建立完整的精神。而当周围的物化环境又是通过人发生作用，所以人的位置成了核心，而在人当中无疑父亲和母亲又是核心。同时这种精神的形成的“水中积沙”的过程，最主要的还是在人的儿童时代进行，在日常琐屑的生活中进行。
那是母亲端上的一碗饭，是母亲轻声地说一句：“再穿件衣服，别冻着！”，是母亲看见孩子受伤的眼泪，是母亲坐在阳光里缝补衣服，是母亲眼角多出的一道皱纹，那也是父亲的大手，是父亲的一句训斥，是父亲劳动的肌肉，是父亲半夜里的一声咳嗽，是父亲的一个微笑，是父亲指间的一根烟。那不只是被庇护、被照料、被监督、被熏陶，也不只是模仿，学习，跟随。那是一个整个的生活，是一个整个的父亲母亲，是一个整个的精神世界。
当这个精神世界的三位一体用到留守儿童的世界里时，被撕得支离破碎，伤痕累累。原因很简单，原因也深刻。父亲、母亲走了，不是离婚，不是死亡，就是走了。
当看到无数的农民工扛着大包小包，灰头土脸地忙碌于城市，进行生命的拓荒时，我们往往只是简单的给他们打上一个烙印：“农民工”！有多少人曾经想过他/她更是一个父亲，或者一个母亲？
我们说农民工进城是时代的必须，是改革的必须。可是在农民工自己看来那似乎有些玄妙，有些冠冕。在他们心里最原始的、也是最热乎的一种解释其实就是：为了孩子！为了挣钱！为了生存！
这个解释浅显，却最深刻。
所谓深刻，是因为农民工涌入城市，是时代的大背景所决定的，对此我们可以做长篇大论，比如土地不够，比如新观念，比如追求富裕生活的必须，比如社会生产的劳动力转移，等等，问题的原因太多，太复杂形成一个有机体。而在这个有机体中农民工唯一明确的只是“为了孩子！”即便是挣钱，即便是生存，也是为了孩子！这是农民工最强的主音。也许，这多少显得有些浅薄，然而，这正是农民工的实在，是原因的深刻性。当所有一切纷繁复杂的因素向农民工席卷而来时，他们所能剩下的念头就是为了孩子，就像某人回答最想谁时脱口而出的总是最爱最想念的人的名字，说明这种念头有多么强烈和深刻！
在农村根深蒂固的思想里，儿孙满堂、香火兴旺是一个标准。还有一个标准就是做人风风光光、光宗耀祖。什么叫风风光光和光宗耀祖？就是家里有钱，儿女们有权有势有出息。而这两个标准无疑都要靠孩子来承担。
久而久之，“孩子就是一切”的思想便由此形成。
所谓好的生活，所谓生命的意义，所谓的愿望就都和孩子紧密相联。
2005年12月，在郴州市宜章县南水镇调查中，我们就“农民工觉得什么最重要？”“为什么出去打工？”等问题做了调查问卷。问卷中我们听到农民工说的最多的是：“我这命就是给小的活的。”“孩子过得好比什么都好。”“我算是没出息了，就靠孩子挣口气。”“只要孩子健康，学习进步，我苦点累点无所谓。”“我下个年头的最大愿望是儿子考上重点中学。”“看看城里人的生活，我们活着有什么趣？就希望孩子不要像我们这样窝囊！”
而这些，有的是从60多岁的老人口里说出，他们所说的孩子是孙子，是孙女，是他们和自己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共同追逐这些梦，把最后的一点力气全部用上。
于是，孩子能够结婚生子，丰衣足食就够了；于是，孩子能够金榜题名，成家立业就够了。而据调查数据显示，现在农村男子结婚，从见面到聘礼，到房子、家电，再到最后的婚礼宴席平均花费也要在6万元左右，只是各个地区可能略有不同而已。江南江北，沿海内地差别会大些。而一个农村孩子从幼稚园开始，如果能够读完大学，所有花费不会低于15万元。另外的需求就是让孩子吃得好些、穿得好些，过得好些。
总之，孩子就是中心。孩子就是家里的王！
基于这种认识，出去，奔波，回家，再出去……这个循环也就成了千千万万农民工的主旋律。那么，在这个并不美妙的循环里，口口声声“为了孩子”的农民工真正为留守儿童想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显然，在父母为了孩子更好而出去打工的过程中，孩子却因为这个伤了，因为这个过程酝酿了种种情感的错位：“隔代抚养”使老一辈颐养天年的情感错了位，父亲或母亲外出使父子关系或母女关系因情感疏离而错了位，父亲母亲本身因为长期在外打工而使夫妻关系的情感错了位，老师与家长的关系错了位，留守儿童自身的情感与社会、学校、家庭等也错了位……这些错位造成的唯一结果就是：留守儿童的精神世界是不健全的，是残缺的。这种残缺让留守儿童自身、社会、学校、家庭等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长不大的孩子
当农民工为了孩子生活得更好些，而背井离乡，怀揣着热望离开农村，怀揣着不安走进城市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