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村 作者:聂茂 厉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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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村 作者:聂茂 厉雷- 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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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委会,所以这样我们陪孩子的时间也更多些。我觉得给孩子身上花多少时间都不算多,反而少了。但是,这么繁重的工作,又没什么报酬,有些同志就不愿意了,特别是家里不怎么宽裕的同志,比如黄霞,她几次要求出去打工,我始终没同意。这妇女主任可是与孩子最密切的人,怎么能放她走呢?后来我给她出了注意,让她在乐园旁边开了一家小卖部,这主意好,既方便孩子们买东西,又可以监督孩子们不要乱花钱,而且黄主任的收入也适当增加一些。”
  耿忠民话虽然说得轻松,但为了“儿童乐园”,几个村常委确实是付出了太多太多。就拿他自己来说,两年间,往“儿童乐园”里投入的钱绝对不止一开始的1000块,每次购买图书、活动器具,他都要出钱。辅导老师小戴的工资,很大一部分也是他拿的。最近一年间,他已经不给儿子家补贴了,原来每月他都会给几百块钱,对此,儿媳妇心里有点埋怨他,到村里说公公不管她和儿子娘俩的死活(丈夫外出打工了)。而因为大部分工作以外的时间他都放在孩子身上,他家里的地基本荒芜掉了,渔场大部分时间也是老伴在照看,老伴不太懂其中的秘诀,鱼的产量也大幅度下降。去年更是因为鱼群生病,治疗不及时,死了近2/3。
  而耿忠民始终觉得这是值得,而且是必须要做的。当我们问到他“为什么这样坚定”时,他还是那句话:“我觉得亏谁都不能亏孩子!我们吃点亏,孩子可以更好些。这个亏就该吃,而且也就不叫亏了。”
  在从华容县回长沙的途中,火车行驶到岳阳楼下,看着八百里洞庭,我们突然想起了两句诗:一句是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句是陆游的名句:“位卑未敢忘忧国”。
  然后,我们就很温馨地想到了耿忠民和谢宝生。“谁亏都不能亏孩子!”这一句话就是耿忠民和谢宝生用自己的行动写出来的动人的诗句。他们读书不多,只会用泥土抒情,用船桨写字,但这句新时期善待留守儿童的“名诗”,却像阳光下的宝玉,闪烁迷人的光芒。
  “偷煤贼”与“投毒者”
  对于一个儿童来说,其成长的三个环境,除了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的家庭环境和教育环境外,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环境则是社会环境。对于成长在农村的留守儿童来说,其社会环境从狭义上来说,就是出生地及其周边区域的农村社区。
  在这个狭义的社会环境里,所有的农村构成元素都是环境要素,村庄这个整体除去父母、监护人、学校和包括水井、草垛、茅房等在内的物化环境以外,剩下的就是故里乡亲。
  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一个孩子的邻居就是这个孩子的社会环境的一部分。孩子每天进出家门,经常会碰到邻居,即便碰不到邻居,也要从邻居家门经过。如果邻居是个酒鬼,那么孩子对酒就会有很深的印象,或者闻到酒就恶心,或者对酒渐渐产生兴趣。如果邻居每天在家里开收音机,那么音乐的声音可能让孩子喜欢上音乐,也可能让孩子讨厌,因为这打扰了他/她的休息和情绪。如果邻居是个赌徒,那么孩子常常可以听到麻将、色子的声音,甚至孩子也会到邻居家里观看,或者逢人就骂邻居做犯法的事情。而如果邻居家里天天打儿子,儿子天天哭泣,那么孩子可能会变得胆怯,也怕自己的父母打自己,或者他也可能很好奇,跑过去偷偷看邻居家里儿女挨打的场面,然后在村里到处宣扬,并对施暴的场面慢慢失去刺激反应。
  也就是说,邻居跟他/她的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因为距离太近,基本上可以算作一家人,当然是形式上的一家,不是情感上的一家,更不是生活上的一家。
  但是,这种形式上的一家,又不是城市里简单的形式上的邻居。很多城市居民,楼上楼下的邻居,住了七八年,甚至十几年,都不知道对方是谁,所谓“老死不相往来”指的就是这些人。有些城里人好一点,碰见的时候能够认出面孔,但是叫不上名字,也说不上话,可以说毫无联系。仅有的联系可能是楼下的三更半夜大吼大叫,扰乱了楼上的休息,天亮后楼上的到楼下去理论;或者是楼上晾晒的衣服掉到楼下,好几天也不见有人还过来,所以下去敲门找衣服。这种形式上邻居和城市的人群构成有关,城市的人群可以分为外来流入和本地居民。而所谓的本地居民,大部分也是早年从异乡/地(农村或城市)流入的,一般只有一两代,这种人群的构成对城市不可能有那么深的情感,或者说不会产生发自内心的依恋,这也是我们在前面所说,城市人不容易产生故乡情结的原因。
  另外,城市人和农村人的生活状态也完全不同,不管城市居民是流入居民和本地居民,他们追求的是工作和收入,这注定了他们的漂泊性,本身就是无根的,房子总是在转移,即使一家不转移,也很少有两代住在一起的。特别是随着汽车工业的兴旺发达,购车族的增多,一辆车子就是半个家甚至就是一个流动的家。这也就决定了城市里所谓邻居只是形式上的存在,相互影响不会太大。
  而农村完全不同,农村的一切都是建立在泥土之上,建立在家族之上,一个家族在一个村里一般都已经生活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千年,父母和儿女都生活在一个村子,并且只要下一代不迈向城市,还将一代继一代地延续下去。于是村里的人都是认识的,熟悉的,不论同姓不同姓,也不管男女老少,其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生计来源等大都是一样的,所以,他们构成一个整体。加上乡村本来就是一个巴掌大的地方,村头一声吆喝,村尾都可以听见,一件小事情可以引起整个村子的轩然大波,于是,整个村子的人都可以被看作邻居,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形式上的联系是有血有肉的。
  因此,农村的社会环境构成就更紧密,所有村里的人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孩子成长的社会环境。
  而在这种构成紧密的农村社会环境里,对于孩子来说,故里乡亲对其成长环境的影响表现为被动的,或者是无意识的。这无形中构成一种矛盾:他/她不能为孩子所控制,又深刻地影响着孩子。这种作用在留守儿童身上又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留守儿童失去了父母的监护和教导,往往不加辨别地被无形作用完全影响。同时,也因为其父母的不在,所有的故里乡亲都有意无意地成了他/她的监护人,影响之深不言自明。
  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一种整体作用。俗语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话真的很对!用在留守儿童身上,无疑就更加正确。所谓“一方水土”恰恰是农村社会环境整体性的一种表现:靠水的村子,基本上都是渔民;靠山的村子基本上则是山民。渔民一生在水里游泳撒尿捕鱼,渔民的儿女也在水里游泳撒尿捕鱼。山民一生在山上放羊种树采石,山民的儿女也在山上放羊种树采石。或者,山民渔民会感觉自己生活的单调、劳累、腥臭,那么他会希望自己的孩子走出水,走出山,他会告诉自己的儿女要好好读书,上大学进城。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他们会不断的鞭策儿女,儿女不好好学习他们会狠狠地教训儿女,甚至抡巴掌,抽鞭子,即便儿女走不出水和山,他们也希望儿女可以生活得更好些,多长些见识,不要再在水里山里像他们一样窝窝巴巴地过活一辈子,可以找点更光鲜的活法,反正是不要过自己过的日子。
  可是父母走了,谁来教孩子?水和山来教孩子。水和山教孩子什么?水和山当然不会教孩子离开水和山,水和山只会教水和山的事情,更甚至于水和山会教比水和山更恶劣的事情,总之不会教高于水和山的事情。由此可见:能与农村社会环境的无形侵蚀相抗衡的只有父母的影响力,即有些父母可能也可以把孩子往另外的方向引导,而留守儿童远离了父母或其中的一方,于是,没有人过问,或关爱得不够,任由侵蚀,最后能变得和长辈一样地生活着,甚至更坏。
  2006年10月,在皖北濉溪县丁里镇一个村庄调查时,我们就开始强烈地感受到农村社会本身对留守儿童的影响。那个村庄很穷,人也穷疯了。村里见不到一栋楼房,甚至见不到一座像样的瓦房。村里人习惯了游手好闲。
  村长告诉我们:夏天的时候,人们家里没电扇,烈日当头,拖张破席子,光着膀子往树荫下一躺,睡得天昏地暗,苍蝇在头上到处飞,浑然不觉,口水流到耳根,亦没有反应。冬天里,没有暖炉,男女老少穿着破旧的棉衣蜷缩到麦垛里,从上午睡到天黑,鼾声四起,响彻天空。这里的人特别能睡,仿佛前辈子没睡过似的。再说,只有睡觉,让他们减少一点热量,得到一点快乐。又因为睡觉,男女很早就搂在一起,生的孩子更多。真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越穷就越懒,越懒就越破罐子破摔。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早年,村里没有人安分地种地,不种地也出去找活计,村口一条公路成了他们的本钱。公路上跑车,跑的却不是他们的车,他们只有破旧的自行车。自行车除了铃铛,其他都响。他们有平板车,平板车太重,他们懒得拉。公路是江苏省修的,因为江苏省在当地开采煤矿,煤要拉回江苏。
  那么,公路怎么就成了当地人的本钱?原来,不知道是那个村民第一次动了耙头,乌黑的夜里,拉煤的车队载着一车车乌黑发亮的煤炭从村口经过,他站在村口,过一辆车,就迅速地从车上拉下几耙头煤炭。车队过去,他收获了整整一竹筐煤。消息很快在村子里传开,村里人都开始效仿他。那些年里经常在三更半夜看见无数的黑影拿着耙头,幽灵一般,长长地排在路边,等到有车队经过,他们疯狂地掠夺。到了后来,他们不满足于只在黑夜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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