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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西安事变是在极其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其後的〃合纵〃与〃联横〃，虽苏秦、张仪在世，也会瞠目结舌，惊叹不已，更给西安事变研究者们，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但是，世间万物都有其内在的规律，因而包公、福尔摩斯这些人类历史上著名的破案大师，能根据案犯留下的蜘丝马迹，凭他们过人的逻辑推理能力，〃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侦破种种奇案。此外，要解开西安事变此一著名的历史之谜，先对张学良的人生哲学、道德观念、意志、气质，以及具如此品德的人行事规律，做一翻透彻的研究，是有益的。这样我们可以站在理论高度，像胡适先生当年那样，站在哲学的高度，增强逻辑推理能力；像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所说的那样，站在理论巨人的肩上，开拓新视眼。总之，要侦破西安事变此一历史奇案，解开此一著名的历史之谜，需在方法论上，下一翻功夫。
笔者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如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西安事变的诱因，是中共的〃二个口号〃、〃一支流亡曲〃。但若对张学良的行事规律稍加考查，就会发现，连杀父之深仇，尚且未能触动张学良，使他矢志抗日，更何况区区几句口号，九一八，特别是一二八上海抗战，那样高涨的全民救亡运动中，多少抗日爱国文章、口号、歌曲，何曾感动过张学良，〃疾风知劲草〃，已喊了多时的抗日口号，已唱了多时的救亡歌曲，绝对动摇不了张学良不抗日的意志。况且张学良真的要抗日，随时都可像他自己在西安事变前一天，口上所说的那样，潜回东北打游击，何须发动西安事变。更何况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私下劝告中共：〃（你们如此在西北地区频频挑动内战，）不仅政治上要受不好影响。而且，（受你们侵犯的西北地方政府，一定会向南京中央政府求救，）必然给蒋介石以增兵陕北进攻红军的藉口。〃清楚的表明，包括张学良在内的西北地区广大军民，清楚的知道，是中共在西北挑动内战。内战祸首的反内战口号，更不可能诱使张学良突然〃爱国抗日〃而发动西安事变。那么竟究甚么原因，诱使张发动西安事变呢？笔者对公认的，〃对张学良影响最大的人〃杜重远所能影响人的〃德性〃，以及杜重远的志向、兴趣、爱好、奋斗目标，以及为之奋斗、献身的场所，进行了认真的考查，惊人的发现，这位公认的〃西北大联合〃设计师，他当年设计〃西北大联合〃〃鸿图〃的〃灵感〃，并不是来自爱国抗日，而是来自盛世才的雄图伟业。本来就〃天下英雄之见略同〃，更何况〃杜重远是对张学良影响最大的人〃，张学良即於他获悉盛世才崛起之日（一九三四年），就密谋联苏叛离中央，派李杜担任此工作，先後派赵毅、应德田担任李的助手，沿着盛成功的足迹前进。再加上认真的分析、对比盛世才与张学良联苏所用的手段，发现他们如出一辙；特别是认真考查他们如此不择手段，争取苏联援助的目的和动机，惊人的发现他们也完全相同，即用来对付中央而不是抗日。彻底否定了抗日能诱使张学良犯难的说法。因而，西安事变的诱因，绝对不可能是事实早已证实，根本就不可能触动张学良的（已喊多时的）抗日口号和（已唱多时的）救亡歌曲，以及内战祸首的反内战口号，而是盛的崛起，牵动张的心弦，使张沿着盛成功的足迹前进，张为了像盛世才那样，得到苏联的支持，以能像盛那样，成为一个为所欲为的土皇帝。再加上毛泽东这位对张学良的心理，有透彻研究的革命大师，以其特有的革命的触觉，为张学良量身定做了一整套〃统战方案〃，毛泽东甚至引诱张学良以外蒙为师：〃三月间订立的蒙苏条约，就是告诉我们，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可以同你联盟〃，〃这是重要的事！〃毛泽东明白的告诉张学良，只要你张学良像外蒙古那样，把中国辽阔的大西北，从中国的版图中割裂出去，像外蒙那样附佣於苏联。就可在苏联支持下，据西北称雄。
笔者还尝试更深层的利用我们早已掌握的档案资料，如刘鼎以事先约好的暗语，给李克农及周恩来写信。这批隐藏西安事变深层背景的密信，有的已解封，在他们绝密信件中，找不到他们真的要去抗日的蛛丝马迹，完全证实张学良绝对不可能爱国抗日的结论。如：
〃病是很重的，已经到超过原来情况的极点了。性质和范围显然没大变动，而数量上已经到了极点。如果再下去，就会超过第三期以上，人就会受不了。并且据来人说，已经产生支节，陷入不浅。〃这批隐藏西安事变深层背景的密信，清楚的告诉世人：张学良所关心、所焦虑的，是〃已经到了极点〃，〃超过第三期以上〃，已使他〃受不了〃的〃病〃，并不是抗日。笔者认真的探究此〃病〃的来历，以及张学良准备用甚么方法，来病愈此一使他深感不安，〃已超过第三期以上〃的〃病〃，惊人的发现：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并不是他口上所喊的抗日，而是为了医愈此一使他〃受不了〃重〃病〃的方法，即只有从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中出走，建立属於他自己的〃小家庭〃（割据），才能躲避统一祖国大家庭的凝聚力，对东北军的影响，从而病医愈他的心病——－根除东北军内军队国家化的趋势，达到牢固的控制东北军的目的，大量事实证实此一根据他们绝密信中所透露的内幕，而推导出来的结论，彻底改写了西安事变史。
蒋公以他个人性格，又何尝不想把倭寇（自九一九後，蒋公在他日记中，深恶痛绝的称日本为倭寇，）赶出国门。
蒋公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日记云：
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顷又闻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占领牛庄消息，是其欲乘此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机会，据有我之东三省唉！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速我危亡乎！余所恃者，惟此一片血诚，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粹，死而後已。
蒋公二十日日记：
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後，心神不宁，如丧考妣，苟为吾祖吾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北，无人格矣！
蒋公日记又云：
成败利钝，自不能顾，惟有牺牲一己，表示国家之人格与发扬民族之精神，不能不与倭寇决一死战。
但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百年沉疴，风雨飘摇，内忧外患，工业生产远远落後於日本，以当时中国的军力，〃徒凭一时之奋兴〃，单独与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当时世界上第一流军队日军作战，〃不惟於国无益，而且徒速其亡〃。
蒋公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日记又云：
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努力。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
蒋公二十八日写下：
持此复仇之志，奋吞虏之气。……，坚忍刻苦，生聚教训，……。
期於十年之内，湔雪今日无上之耻辱，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蒋公十月三日记云：
徒凭一时之奋兴，不惟於国无益，而且徒速其亡，故无可恃也。从蒋公的日记可看出：蒋公的国策是〃卧薪尝胆〃，像越王勾践那样建设国家，以能像越王勾践那样，把入侵者赶出国门，并像当年越国成为当年霸主那样，使中华成为世界上强国。
在蒋公的旗帜下，以胡宗南为代表的黄埔精英，〃国难如此，何以为家〃，胡宗南虽已年过三十五岁，但仍未成家，以军营为家，与士兵穿一样的衣服，一同吃饭，一同娱乐。既使在左倾记者范长江笔下：〃住破庙，睡门板，放几块砖头就是坐位，他的手、脸、额、耳都已冻成无数的疮伤。问他，人生究竟为甚么？他笑着避开，却滔滔不绝的谈他的部下。〃胡宗南等黄埔精英，以身作则，呜鸡起舞，把满腔爱国热血，凝聚在练兵场上，苦练劲旅，以能报仇雪恨。
直到一九三六年六月中旬，正如毛泽东所说：〃满纸联合抗日，实际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红军出察绥外蒙边境，导火日苏战争〃。毛泽东这段话，清楚的告诉世人，西安事变前，蒋公劝说中共，不要坚持在西北地区挑动内战，并让他们出察绥，以能用和平的方法，结束内战，且想方设法把日本这股战争祸水引走，使中国避战祸，减轻同胞的苦难，并争取宝贵的时间，为抗战做准备。
面对强敌，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正确的方针是忍耻负重，发愤图强。远例如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救赵氏孤儿中的忍耻负重；以及韩信的胯下之耻等。倘若越王勾践在处於劣势时，图一时之快，而玉碎，何来复国扬威；救赴氏孤儿也一样，倘若当年公孙杵臼、程婴抱着婴儿〃大无畏〃的勇撞仇敌，只不过是毫无意义的牺牲，何来报仇雪恨；韩信当年若不忍胯下之耻，与市井无赖纠缠，两败俱伤，将自己降为市井无赖之列，何来後来成为我国历史上名将。近例如列宁面对强敌德国，不得不签订耻国丧地的《布列斯特和约》即《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割地赔款，以换取巩固政权所需的时间。今天的中共不也是宁可将本属於中国的江东六十屯，以及黑瞎子岛一部证给俄国，以换取和平建国吗？（中国今天经济优於俄国倘且如此，更何况一九三零年代，那时的中国经济，远远落後於日本呢！）特别那时，是广大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生活境况，远远恶劣於今天台风吹袭下的重灾民，甚至南亚海啸中的灾民，水、旱、蝗灾，不绝於中华大地，大批同胞饿殍、冻死於道，惨不忍视，作为当时的政治人物，明知战争不仅不能把强敌赶出国门，（中共与张学良也深知这一点。因而，他们内部商讨真实计划时，张学良明确的表示：〃特别是立即与日军接触，条件也不成熟，靠自己单独抗日很难成功〃。）相反，只能使已痛�